在立法院審議第四屆監察委員會議的口頭報告全文

說明:這是2008年7月2日立法院審第四屆監察委員候選人審查會中，黃煌雄先生的口頭報告全文。
2008年7月4日立法院投票通過，黃煌雄先生擔任第四屆監察委員。

在睽別十二年之後，今天重返我所熟悉的國會殿堂，不僅有親切之感，內心也充滿著激動。

我來自宜蘭縣鄉下的農家，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民國56年）和政治學研究所（民國60年），從政十八年後，前往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擔任訪問學人兩年（民國85-87年）。從政前，我曾持續兩年，每天工作12到14小時，致力於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研究，並撰寫全世界第一本《蔣渭水傳》。

立法院的議事殿堂曾留下我與立委同仁共同奮鬥的歷史腳印，更承載我在壯年階段紮實而豐富的人生軌跡。在三任立委的九年期間（民國70年2月-73年1月；76年2月-79年1月；82年2月-85年1月），我對民主建立、台灣歷史、台灣主體性、預算分配結構、國防新思維和人道關懷等，都留下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紀錄，這些包括：

- 呼籲政府應確認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歷史貢獻，解除台灣研究的歷史禁忌；
- 主張解除戒嚴，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為恢復常態政治而努力，
- 最早呼籲政府應特赦美麗島事件受刑人。
- 推動國防政策的改革，力主將「反攻大陸」的攻勢戰略，改為「保衛台灣」的守勢戰略（民國71年）。
- 為撫平歷史傷痕，率先提出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六項主張（民國76年）。
- 主持出版全國第一本《國防白皮書》（民國78年），並提出軍隊國家化的六項要求。
- 主張改變中央政府預算分配結構，將國防預算由占中央政府總預算的48%，以六年為期，每年降3%，降低到30%，其所釋放出來的預算，轉移到社會福利、教育文化與環保（民國76年）。
- 基於人道關懷與追求和平，公開呼籲政府讓老兵返鄉探親，並發起每位立委捐一日所得及全民一人一元協助老兵返鄉探親運動（民國75-76年）。
- 為了建立台灣的主體性，增進人民與土地之間的感情，持續要求政府應解放教科書中的意識型態，矯正欠缺本土題材的現象。
- 以國防委員會召集人的身份，首開先例舉辦「國防政策研討會」，倡議成立軍事整備局，確保軍事採購品質，並且深入檢討〈十年兵力計畫〉，要求提前完成。
- 協助「台籍老兵」返鄉，並爭取其權益。

我曾任職民進黨中央黨部，擔任民主大憲章研究小組召集人，民主大憲章在我國總統選制還舉棋不定的時刻，堅定主張總統應由全體公民直接選舉產生，而成為總統直選制度最關鍵的引導力量，我也因而出任第二屆國大代表（民國81年1月-82年1月）。

民國77年，我創立財團法人台灣研究基金會，結合優秀青年學者，提倡台灣研究風氣，鼓勵本土學術生根，二十年來共舉辦九屆以國內碩士班研究生為主的「新生代論文研討會」，十四屆以留學國外的博士班研究生為主的「北美洲台灣研究年會」，並與哈佛大學合辦四屆以兩岸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將台灣研究從國內帶向國際舞台，並以全球視野和台灣研究對話。

根據憲法、增修條文及監察法的規定，監察權最核心的精神有二：一、整飭官箴、糾彈違失；二、保障人權、疏解民怨。在當前政風急待匡正的背景下，凡清廉自持，具有足夠的動力與熱情，對台灣懷有疼惜之心與責任感，能秉持超越黨派、客觀獨立、大公無私的精神，又具有不畏權勢的風骨者，對凡涉及人民的委屈或權益、公務人員的違法或失職等情事，都可經由監察權的行使，樹立監察院的尊嚴與公信力。而像我在第三屆監委任內（民國88年2月-94年1月），所開創以行腳台灣、貼近土地、深入基層、傾聽民意、發掘問題、監督施政、檢討違失的系列總體檢案，在防止公務人員違法失職情事發生或惡化，以及在改進公共行政的品質，確保人民的基本權利，監察權也著實可發揮積極的引導作用。

台灣的民主雖然建立，但民主仍然有待鞏固；台灣的主體性已然略具規模，但世界觀仍有待加強。二十多年來，我一直是一個民主工作者，也是台灣研究的拓荒者之一，兩年的哈佛之旅，更加強化我的世界觀。當台灣面臨更實質的內外挑戰時，台灣的出路必然要建立在歷史觀與世界觀結合的基礎之上。在這個大方向上，如果我有機會略盡棉薄，正如過去六年我在監察院恪盡守護人權、鞏固民主的工作一樣，自當全力以赴。

台籍老兵的悲愴

說明:本文摘要曾發表於五月廿七日中國時報，此處為原文全文。

1986年底，我在競選立委時，推出全國第一張公開呼籲讓老兵返鄉探親的傳單──「國民黨，讓我回家」；次年11月，蔣經國正式開放老兵返鄉探親；我在第二任立委期間（1987/2－1990/1），曾率先在立法院提出每位立委捐一日所得協助老兵返鄉探親，並領銜在全國發起「一人一元協助老兵返鄉探親運動」。

隨著在台灣的大陸老兵返鄉探親的發展，也相應引發在大陸的台籍老兵返鄉相關事宜。1994年春，為著台籍老兵相關事宜，許昭榮來到我的辦公室，當我聽完他個人的人生遭遇與努力在大陸尋找尚存的台籍老兵，基於歷史體認及民胞物與的情懷，我向他表示：「從今天起，我將盡我所能，謙誠地來協助台籍老兵的有關事宜」──這也成為我第三任立委（1993/2－1996/1）主要工作之一。

所謂台籍老兵，就是在國共內戰後期，國民黨在台灣以各種方式，包括欺騙和非志願，強徵台灣青年到大陸參戰的兵員。依「中華民國原國軍台籍老兵暨遺族協會」（以下簡稱「台籍老兵協會」）的估計，從1945年底到1948年間，被強徵的台籍老兵約有一萬五千人左右。

1994年4月，我主持一場「黑水溝彼岸的鄉愁－台籍老兵問題面面觀」公聽會，當聽到那些操著「山東腔」、「上海腔」的台籍老兵訴說他們斑斑血淚的事蹟時，無不動容：「我們並未被告知要去大陸，欺騙說要移防嘉義，事實上卻被調往中國打戰」；「到達上海才發給手榴彈、槍械，和共產黨八路軍開戰，問題是，那時我們連八路是哪一個國家也不知道」；「那時國民黨跟我們說，去中國是為了接受軍事訓練，以便日後回山地部族服務，但事實上卻是受騙了」。

這些轉戰於錦州、塔山、徐州、平津及沿海戰役的台灣子弟，在雨雪紛飛的「祖國」，在冰天凍地裡荷槍挺進，沿途留下的卻是袍澤的屍體和不忍揮淚的乖離……

這場空前絕後的公聽會也呈現了台籍老兵的面貌與處境：「我們在大陸時有家歸不得，在台灣定居四年卻仍沒有人聞問，父母早已不在，家鄉對我們而言，十分地陌生」；「原來在森林之巔的家已不存在，現在住在不屬於自己的平野，誰來照顧？家又在何方？」；「我們台籍老兵一生戎馬為國，終生只能作二等兵，連個受國家照顧俸養的『榮民』資格都沒有！」這正是1990年代初在經濟上貧無立錐、精神上只能行走於荒原、身份認同上是社會邊緣人、想要「回家」卻無家可歸或回了家又尋找不到「回家」感覺的台籍老兵最真實寫照。

從1994年起，我一直陪台籍老兵同行：我曾帶他們「回家」──國防部，孫震部長親自接見，並表示歡迎台籍老兵「回家」；我也曾陪他們到國民黨中央黨部抗議，蔣仲苓部長懷著「老兵」的心情，親自和他們協調；兩年之內，有關台籍老兵的身份認同、物質撫慰與精神照顧，國防部大多有了具體的承諾，而在這整個「回家」與爭取權益的過程上，我始終看到許昭榮帶領台籍老兵參與奮鬥的身影。由於這種並肩同行的淵源與感情，「台籍老兵協會」以「台兵聘字第一號」聘書，敦聘我為「本協會名譽顧問」。

基於對台籍老兵命運的感嘆，這些年來，許昭榮一直希望找塊地、立碑紀念，藉以惕勵後人。幾經努力，他終於獲得高雄市政府的支持，取得在高雄市旗津附近約一公頃土地，作為「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之用。他很快地在有限的資源與很短的時間內，豎起「魂鎮故土」、「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今年五月廿日，在二次政黨輪替交接的同一天晚上，這位台籍老兵權益的代言人與引導人，卻以最悲壯的自焚方式結束他悲愴的一生。從他所留下了「我的遺言」，誓言：「本人甘願死守台灣唯一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直到催生國立『台灣歷代戰歿英靈紀念碑』為止」。

許昭榮的自焚，固然蘊含有個人的悲憤與失落，更蘊含有大時代的悲愴。如果我們能拋棄狹隘的黨派觀點與意識形態，而從歷史的高度、人文的情懷、人道的精神、藝術的角度，活化並豐富「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的內涵與意義，對兩岸所有經歷過大時代悲慘命運的人民而言，都是一件既能激勵人心、又能警惕歷史的重大心靈與歷史復建工程。

這本是一件陳水扁執政時期應做好而尚未做好的工作，對馬英九政府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會。如果馬英九總統能延續尚未成為總統之前的馬英九，在追念蔣渭水與關懷二二八受難者家屬所展現的用心與用力，同樣來為這一重大的心靈與歷史復建工程用心與用力，不僅有助於融化歷史宿怨，而且也能增強社會和諧團結，更是撫慰將凋零殆盡的台籍老兵悲愴命運的最好方式。

民進黨再出發

說明:本文摘要刊於2008年4月1日中國時報，此為全文原稿。

三年半來，民進黨連續遭到三大慘敗：

一為2005年12月的地方縣市長選舉，國民黨贏得17席，民進黨贏得6席，加上北高兩市各一席，兩黨的縣市長比數為18比7，國民黨形成「地方包圍中央」的基本態勢。

二為2008年1月的立委選舉，在113席立委中，國民黨獲得81席，民進黨獲得27席，這是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以來，國民黨第一次獲得逾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

三為2008年3月的總統大選，馬英九以空前多的得票數765萬，空前高的得票率58.45％，空前大的票數差距221萬，贏得勝利。

這三大慘敗，有如三大「強震」，已將八年來一直在享受權力甜蜜滋味的民進黨府院黨領導階層，震撼的人人忐忑不安。隨著520政權即將移交，除了「強震」之外，後續的「餘震」也可能接連爆發，這些「餘震」至少包括三個範疇：

一、已經受到起訴、或初審已判刑的司法案件的發展：特別像包括陳水扁本人及其家庭成員、幾位黨內「天王」案件的發展，格外引人注目。

二、可能出現新的司法案件的發展：隨著政權易手，不少資料將逐漸被揭露，包括一些政務官、綠色官員、不同部會國營單位及其衍生的非營業基金等單位的有關負責人（包括董監事、經營者），是否也會因資訊的揭露產生新的司法案件，也將引發關注。

三、已起訴的立委司法案件的發展：民進黨在國會已成為少數黨，27位立委的角色和功能，將有如當年的黨外立委一樣，需要在立法院內發揮戰力，引導議題，鼓舞士氣，凝聚人心、重燃人民對民進黨的向心與信心。如果他們之中被起訴者有不利的發展，或又有人涉入新的司法案件，這樣的「餘震」將會對民進黨造成重大傷害。

如果這些「餘震」，在520之後，接二連三爆發，且又朝不利的方向發展；而在相同的時間，執政後的馬英九政府，如果能防止貪腐，又勵精圖治，逐步推動並落實所提出的政見，讓人民感受到實質的改善，且又有發展的願景，則民進黨在未來的選舉將會面臨更艱難的形勢。換言之，如果民進黨仍昧於形勢，不能知己知彼，不知失敗的癥結所在，不敢勇於承擔失敗；如果民進黨內高層仍個人重於派系，派系重於政黨，高層之間如果還內耗重於團結，又不能引咎自責，「俯首甘為孺子牛」，則民進黨將會迎接更淒風苦雨的谷底。

民進黨源於黨外，黨外精神就是民進黨創黨精神，其核心內容為：「民主、公義、本土」。大致地說，隨著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和1996年總統直選的實施，台灣的「民主」已告建立；而隨著總統直選的幾度進行，「台灣主體」也已成為台灣社會的主流；這是以黨外和民進黨為火車頭所推動的傲人紀錄。但陳水扁及其共生體系為掩飾「執政失靈」，竟祭出「本土專賣店」的大旗，製造「新三合一」理論（詳見黃煌雄部落格http://huanghsiung.blogspot.com），俾確保「本土政權」的「壟斷性」和「排他性」，結果「本土政權」不僅成為庇護貪腐與特權的符碼，更公然與黨外和民進黨長期所堅持的「民主」本質與「公義」精神背道而馳。所以，敗在自己是民進黨真正檢討的起點，民進黨只有徹底認清慘敗的原因，並要導致慘敗的人嚴肅負起慘敗的責任，民進黨才算踏出選後反省改革的第一步。

黨外與民進黨創黨精神具有永恆價值，但必須與時俱進。當前的階段，「民主」的重點應由「建立」轉到「鞏固」；「本土」的重點應由「台灣主體」轉到「永續經營」；所以「民主、公義、本土」的現階段內容是：「鞏固民主、追求公義、永續經營」（詳見黃煌雄部落格http://huanghsiung.blogspot.com）。民進黨固不必因慘敗而對本身的價值產生動搖，失去信心，甚至滋長自卑，卻可從黨外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成長過程上，所代表的新生、知識、形象、進步、前瞻、無畏、堅韌以及台灣傳統核心價值的謙虛、忠厚、質樸、勤儉、刻苦耐勞，加上以蔣渭水為代表的台灣近代「先覺者」所展現的那股「磅礴之氣」，得到靈感與鼓舞，燃起生命的意義。

1981年，在美麗島事件之後，我以黨外立委的身分，率先喊出「黨外再出發」，公開撰文呼籲黨外在國民黨所加諸的嚴重「外傷」背景下，應發揮「焚而不燬」的「火鳳凰」精神，發揮海明威「老人與海」那位老人所表現的永不灰心的精神，來證明「黨外並不是為失敗而生」。27年後，民進黨因「內傷」（執政失靈）而導致「外傷」（三大慘敗）的背景下，也面臨「再出發」的問題：民進黨會變成「NGO」嗎？民進黨會「泡沫化」嗎？台灣的政治需要監督制衡的力量嗎？民主政治需要穩定的競爭力量嗎？「民進黨再出發」，就是要以愧對人民的贖罪心情、謙卑的態度、堅定的決心和具體的行動，來回應這些問題與要求。

從「黨外再出發」到「民進黨再出發」，證明「人民的力量」是偉大的。由於「人民的力量」，從黨外到民進黨，由批評者變成競爭者變成執政者；同樣地，由於「人民的力量」，民進黨又由執政者變成在野者；「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是最活生生的教訓，也是「再出發」的民進黨最應引以為鑒、並保持高度戒慎恐懼的準則。

2008總統大選啟示錄

說明:本文刊於2008年3月24日聯合報民意論壇，更名為「魔咒已破，鞏固台灣民主」，此為原稿全文。

2008年的總統大選在激情與平順中完成。馬英九獲得765餘萬票，得票率58.45﹪，大勝謝長廷221餘萬票，當選第12屆中華民國總統。他的得票數與得票率，都比前三次總統大選的當選人李登輝與陳水扁還高，儼然一個馬英九時代正呼之欲出。

香港出生、屬於少數族群，台語講的並不「輪轉」的馬英九，為何能在福佬人居多數（約占七成）的台灣，在25個縣市中，贏得20個縣市，並打破第一次總統大選時李登輝以訴諸「台灣人的悲情」所創下的得票數（581萬）與得票率（54％）？

在本次總統大選過程上，儘管曾引發司法交鋒、公投對打、綠卡爭論、踢館事件、男榮女霞、一中市場、316對決、西藏問題、……諸議題，但就選舉結果而論，影響此次總統大選最根本的原因，實為「執政失靈」與「馬英九因素」。

「執政失靈」代表陳水扁政府執政八年的全面失敗。此次總統大選不僅是民進黨繼2005年地方縣市首長選舉、2008年一月立法委員選舉之後又一次的慘敗，更是陳水扁政府「執政失靈」最後的總結算。導致這種「執政失靈」的原因包括：陳水扁本人缺乏對總統職權應有的素養與戒慎恐懼的態度；缺乏對總統本人應有的制約機制；缺乏一個廉能有效的執政團隊。

由於這三大「缺乏」，陳水扁本人很快地從一位黨外人士、民主工作者變成一位傲慢的權力擁有者，又變成一位不知節制的權力濫用者，而其最終結果不但沒有帶來三代台灣人原來引頸期待、夢寐以求的目標，反而將從黨外時代開始的民主鬥士犧牲奮鬥所栽培的民進黨，竟因這種「執政失靈」而面臨空前慘敗的命運。

「馬英九因素」指的是馬英九本人在此次總統大選中所佔有的角色。儘管此次總統大選，相對而言，是團結的國民黨對離心的民進黨，但國民黨總統候選人如果不是馬英九，即使國民黨贏了，也不可能像馬英九贏的那麼甜美。長期以來，由於媒體的形塑，在一般社會的觀感中，馬英九建立了清新、不沾鍋的形象，在當前惡質的政治風氣下，這一形象成為他的一大政治資產；加上，近年來他勇於面對台灣歷史記憶的誠意與努力，以及他在此次總統大選中深入基層的行腳與長住，且一再表示要找回台灣傳統核心價值的作法，都使他成為國民黨的「異數」，也使他成為一位真正融入台灣主流社會、並為主流社會所接受的外省人。

總結地說，這次總統大選是由於陳水扁政府的「執政失靈」，台灣人民拋棄了民進黨，更大程度接受了馬英九，而非擁抱國民黨。加上，馬蕭在競選策略上，抓對了經濟主題，提出願景，要求改變；而作為執政黨的謝蘇，卻訴諸過去與悲情，而無法訴諸政績，馬蕭乃能拉開差距，創造總統選舉史上的新紀錄。

在當選後的第一次公開談話，馬英九表示將以「感恩」的心情與「謙卑」的態度，來回應台灣人民的支持與期待，並宣稱將致力成為「新台灣的開創者」。馬英九即將接掌政府，即將接掌權力，他的第一個真實考驗，將是如何突破人情與權力的包圍，組成一個廉能有效的執政團隊──這是八年來陳水扁最應做好又沒有做好、甚至成為所犯下最嚴重而又不可挽回的錯誤。在這個考驗的時刻，孫中山所說「天下為公」，諸葛亮所說「親賢臣、遠小人」，都將是檢驗馬英九是否言行一致，以及能否組成才德兼備的一流工作團隊的最重要指標。

馬英九已成為第一位當選台灣總統的外省人，他的當選代表台灣已突破政治發展最後一道魔咒──族群的藩籬。在台灣民主建立的旅程上，馬英九幾乎是留白的，至少是沒有主動角色，但在未來民主鞏固的旅程上，由於陳水扁八年來的不良示範，卻為他提供難得的舞台與機會。馬英九實有責任，在未來的總統任期中，經由他本人的言行、以及他對總統角色的認知與職權行使的拿捏，展現他的素養，並建立制約的機制，俾增進總統直選制度的穩定與向心，強化台灣的民主鞏固。

歐巴馬崛起的故事: 能給台灣什麼啟發

說明：本文摘要於2008年2月23日刊於聯合報民意論壇，此為原文全文。

2007年七月九日，謝長廷與馬英九分別成為朝野兩大政黨總統候選人之後，兩人第一次同時參加「歷史與政治的對話」，結束時，我以主持人的身份，分別向兩位致贈「希望與夢想─歐巴馬的故事」一書。當時這位故事的主角──歐巴馬並未引起國內媒體的注意，七個多月以後，隨著「超級星期二」的初選結果以及其後他的連下十城，不僅在美國，即在全世界，「歐巴馬旋風」、「歐巴馬現象」都成為舉世關注的焦點。



到目前為止，民主黨已舉辦初選的州有36個，歐巴馬贏了25州，獲得宣誓代表1199票，希拉蕊只贏了11州，獲得宣誓代表1040票（摘自2月20日歐巴馬網站），歐巴馬不論是在「州」與「宣誓代表」的數量都已保持領先，且逐步拉開與初選開始前一片看好、享有第一夫人光圈與全國性聲望、又連任紐約州聯邦參議員的希拉蕊的差距。為什麼一位生父為肯亞人、繼父為印尼人的非裔美國人，以46歲的年齡，就任伊利諾州聯邦參議員還不到四年的短短資歷，竟能在美國種族黑白分明的社會，創造出美國選舉史上、甚至是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現象與風潮呢？

2004年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歐巴馬受邀擔任一場演講，他強調：「美國不是一個黑人的美國，也不是白人的美國，不是拉丁裔的美國，也不是亞洲人的美國，而是一個種族融合的美國」，這樣的「美國不是以膚色，而是以品格來作評斷」。這個核心基調正是歐巴馬自宣佈角逐民主黨總統提名以來一貫堅持的觀點，而他在自傳式的「The Audacity of Hope」一書，更以娓娓道來的方式，暢談他對「價值」、「美國憲法」、「信仰」、「種族」、「家庭」、「政治」、「機會」的看法。他雖然出身平民，卻不訴諸黑人的激情與悲情，而是以本人的實踐，從哥倫比亞大學到哈佛大學法學院，從社區工作者到芝加哥大學憲法教師，從人權律師到伊利諾州參議員，流露出美國主流社會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與思考觀點。這本2006年出版，已成為紐約時報暢銷書，最近並獲得葛萊美有聲書獎的著作，可說是歐巴馬總統之路的奠基工程，就初選的結果，特別是從維吉尼亞州、馬利蘭州、威斯康辛州初選所顯示的，他不但在年輕和黑人選票遙遙領先，而在希拉蕊最強的婦女與白人選票，兩人已不分軒輊，歐巴馬甚至後來居上。這種投票反映出：美國主流社會已接受了歐巴馬──歐巴馬已是美國的歐巴馬、而不是黑人的歐巴馬。

「九一一」之後，美國新保守主義應運而興，從2001年掃除阿富汗神學士政權到2003入侵伊拉克，新保守主義紅極一時，但隨著美國在伊拉克愈陷愈深，犧牲大量人命，耗掉大量預算，而仍然無法從伊拉克光榮脫身，華府政治乃與人民漸行漸遠。歐巴馬的崛起正代表這一背景，他率先反對伊拉克戰爭，正式要求美國儘早從伊拉克撤軍，他抨擊華府政治令人民厭煩，但卻同時要求美國人民對政治不應從冷漠走向絕望，而應如同他本人一樣，經由參與共同實現美國的夢想。他在競選中最重要的口號便是「改變」、「是的，我們能夠」。目前超過一百家以上支持歐巴馬的報社和近百萬以上小額捐款者、以及歐巴馬網站上來自美國各州基層的義工，他們支持歐巴馬最大的共同理由便是：歐巴馬「重新喚醒美國人的想像、工作倫理和希望」；歐巴馬代表「美國已失去很久的一種感覺──熱望的感覺」；歐巴馬更是「一個能夠激勵美國人民的領導者」。正如卡洛琳甘迺迪所說：在歐巴馬身上，看到我父親（已故甘迺迪總統）在1960年代鼓舞整個世代的影子。事實上，「inspire」一詞已成為支持歐巴馬的最經典用語，由於他的激勵，各州的草根志工幾乎都為歐巴馬打了十萬通以上的支持電話，年輕選民倍增，黑人投票率提高，這些都成為歐巴馬共同參與改變美國歷史的生力軍。

隨著初選的發展，從美國東部到西部、北部到南部，以及心臟地帶的中西部，歐巴馬大多贏得驚人的勝利，為配合這個勝利的節奏，歐巴馬提出這次美國民主黨初選以及總統選舉並不是「地域、宗教、性別、貧富、老少、黑白、拉丁、亞洲裔」的選擇，而是「過去v.s.未來」的選擇。他認為民主黨是一個能夠「改變」的政黨，也是一個屬於「未來」的政黨，而美國人民將會選擇一個代表「未來」願景，而非沈醉於過去的總統。所以歐巴馬如果能贏得初選，進而贏得總統寶座，將不只贏得選舉，也將贏得「改變的多數」。

和希拉蕊相比，歐巴馬已贏得多數的州、多數的宣誓代表、多數選民的支持；他也得到甘迺迪家族、2004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Kerry、以及2008年民主黨總統初選原來第三強、現已退選的愛德華過半數以上幕僚及草根組織負責人的支持，正如一位資深的黑人民權運動領袖所說：「有些事情在美國已發生了，美國人民已準備好大躍進」。三月四日德州與俄亥俄州的初選，可能代表希拉蕊的馬其諾防線，如果歐巴馬能跨過這一關，在美國歷史上空前的事情就會發生了──民主黨推出第一位黑人競選美國總統，而這種創舉也正如歐巴馬所說：「只有在美國這樣偉大的國家才可能出現」，「美國歷史新的篇章已經到來」。

歐巴馬所代表的是美國的歐巴馬、而不是黑人的歐巴馬；歐巴馬激勵了美國人失去已久的希望；歐巴馬提出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是「過去v.s.未來」的選擇；美國是關係我國命運最重要的盟邦，美國的歐巴馬崛起的故事──融入主流社會、超越種族、燃起希望、擁抱未來，應該可以豐富我國兩位總統候選人的一些靈感，也應該可以帶給台灣人民一些有意義的啟發。

總統選舉的高度

說明:本文摘要於2008年2月18日刊於中國時報時論廣場，此為原文全文。

自1990年六月民進黨提出民主大憲章，率先主張總統應由直接民選產生，到同年七月國是會議接受「總統應由全體公民選舉」的共識，到1996年三月完成第一次總統直選，其間大約六年，到目前為止，總統直選已舉辦過三次，產生兩位民選總統。

1996年李登輝是在中國飛彈演習與訴諸「台灣人悲情」的雙重奏下，在四組候選人中，以絕對多數當選第一位民選總統；2000年陳水扁是在國民黨分裂及「興票案」陰影下，以相對多數當選為弱勢總統，首度完成政黨輪替；2004年陳水扁則揭起維護「本土政權」的大旗，並在「三一九」槍擊案的震撼中，成為第一位連任的民選總統。

從李登輝的「台灣人的悲哀」到陳水扁的「本土政權」，經過三次總統大選的實踐，「台灣主體」、「台灣認同」已是大勢所趨，成為社會主要思潮。在即將舉行的第四次總統大選，民進黨的謝長廷當然要以延續「本土政權」自期自勉，或許還想排他的以「本土政權」的「專賣」自許，至少也要以「本土政權」的「大宗」自居；國民黨的馬英九則提出「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本土」旗幟，宣稱要疼惜「台灣的核心價值」。在前後四次的總統大選中，有關「台灣主體」、「台灣認同」的論述，從沒有像這一次這麼趨同、這麼接近。

身為民主大憲章研究小組召集人，我應該坦誠，在十多年前，我們已預料到：只要總統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一定會強化台灣認同，凝聚國民意識。目前的這種發展，符合當年我們的戰略評估；但當年我們似乎太專注於總統直選的推動，不但缺乏如美國制憲祖先在「聯邦論」所呈現的那種對去掉一個皇帝、可能又來另一個皇帝戒慎恐懼的憲政辯論，而且對民選總統也表現得太過期待與信任，直覺認為人民「出頭天」之後，民選的總統一定會像1958年東山再起的法國總統戴高樂一樣，珍惜人民的授權與信賴，將國家帶向繁榮與尊嚴。

十多年之後，這一樸素的願望顯然落空。由於當權者對權力缺乏足夠的素養，而權力又未能受到有效的制約，乃引發了特權與貪腐，不但造成執政績效不彰，更使貪腐成為國人最痛恨的指標之一，並使「清廉」與「誠信」成為國人對此次總統候選人最嚴厲的要求之一。

作為第四次民選總統候選人，馬英九和謝長廷承受「台灣主體」與「台灣認同」的共同遺產，也承受「清廉」與「誠信」的共同要求；但在當前特殊的國內外背景下，做為國民意志最高象徵與憲政中心的總統，還應具有智慧與遠見；歷史觀與世界觀；能「親賢臣，遠小人」，組成廉能的執政團隊；又能獲得人民信任，「把持理想，凝視現實」，有效處理兩岸關係的現在與未來。

這樣的一位總統當然具有歷史的高度，而具有這種高度的總統選舉當然不同於縣市長和立委選舉，因此兩位總統候選人和其競選團隊，如果能夠深凜在總統競選過程上，雙方的競選主張與競選手段，都會對民主實踐產生重大影響而有所不敢或有所不為時，不管哪一位總統候選人最後獲勝，對台灣民主鞏固都是一大福音。

就前三次的總統大選比較，第一次最具有正面意義。當時，外有中國的恫嚇，內因李登輝的穩定領先及其他三位候選人的風格與年齡，就競選過程及結果而論，所有候選人的表現對民主鞏固都是正面的；第二次的「興票案」是由國民黨發動的，目前在司法上雖已還給宋楚瑜清白，但政治上宋楚瑜卻失去了機會，由於負面選舉具有一定的殺傷力，「興票案」的幽靈仍然會浮現在候選人及其競選團隊的腦海之中；「三一九」槍擊案和2006年高雄市長選舉的「走路工」案，國民黨已定調為民進黨選舉的「奧步」，並要全民提防，有如防颱。

當年國民黨以「葉公好龍」的心情，在台灣地區引進選舉制度，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靠著「作票」和「買票」獲得選舉多數，國民黨不但是「作票」、「買票」的「加害者」，也是負面選舉的「老祖宗」，黨外及民進黨一直是選舉不公的「受害者」。（註：我本人就是1982年立委選舉「作票」的「受害者」）及民進黨執政，雖然「執政失靈」，卻鑽研選舉之術，甚至研發以「受害」經驗累積的心得，靈活運用台灣歷史所形成的悲情與善良的民族性格及大眾心理，在選戰最敏感的時刻，遊走在法律邊緣之間，採行「頭過身就過」的選舉手段，引發爭端，扣緊人心，調動情緒，以坐收選舉之利。這就是國民黨所謂的「奧步」。在台灣的選舉史上，因為這種新型選舉「奧步」的應運而興，國民黨竟第一次成為「受害者」，民進黨竟也第一次成為「加害者」，這是非常反諷的現象。

大致而言，「作票」及「買票」已遠離台灣的總統選舉，負面選舉和選舉「奧步」是檢驗這次總統選舉的消極指標。到目前為止，雙方陣營的競選互動，儘管已出現一些消極指標，但並非籠罩性，我們真誠地希望，朝野兩位總統候選人在未來三十六天考驗的日子，能本於學養與素養，基於對總統直選制度的穩定與民主鞏固的責任，能夠拒絕消極指標的誘惑，跨過第二次與第三次總統大選的陰暗與晦澀，共創一條優質的競選風格──以值得信賴的人格特質，具體可行又有遠景的治國方案，尊重對手而不是毀滅對手的競選方式，不但要贏得選舉勝利，更要贏得全民團結。

我們虔誠地期待：2008年的總統大選將比1996年的總統大選，對民主鞏固更具有正面意義；1940年代（註：謝長廷世代）與1950年代（註：馬英九世代）出生的政治工作者所展現的格局與高度，絕不會讓1920年代（註：李登輝世代）出生的父執輩與1890年代（註：蔣渭水世代）出生的祖父輩的政治工作者，感到失望或專美於前。

黨外˙本土˙專賣

說明:本文全文刊於2008年2月1日中國時報。

在戒嚴時代，國民黨為了裝飾政黨政治，長期扶持青年黨與民社黨，使其得以「合法」的生存，黃信介曾貼切地形容這兩個政黨為「國民黨廁所裡的花瓶」。黃信介這一傳神的說法，也間接指出當時國民黨在政治上唯一的對手便是黨外。

二二八事件與戒嚴體制，創造了黨外的集體意識與政治空間。黨外在萌芽之初與發展過程上，並不專屬於哪一個人、哪一個團體，而係代表國民黨之外的「異議人士」，代表反對國民黨的聲音與力量。作為威權體制下的被統治者，黨外長期處於卑微的地位，屬於杜思妥也夫斯基所說「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一群，但卻在苦難與被壓迫中淬煉出黨外精神──「民主、公義（道）、本土」。所以，黨外精神實是受傷的人民經過歷史的沉澱，所表現出一種低沉的、深厚的、焚而不燬的集體現象，這是特定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特定歷史集體意識，並已成為台灣精神與台灣歷史的重要成分。

黨外精神的核心內容，在早期形塑的過程上，最凸顯的有兩項追求：一為「反對威權、追求民主」；二為「反對特權、追求公道（義）」。追求「民主」與「公道」，可說是黨外在吶喊階段最強烈的共同音調與最大公約數，黨外也正因這兩大追求的正當性與神聖性，沛然莫之能禦，才能突破黨國體制枷鎖，逐步成長茁壯，組成民進黨，成為國內兩大政治力量之一，並終於在二千年完成政黨輪替的美夢。

從歷史關係而言，儘管民進黨曾延續黨外香火，代表黨外精神，繼承黨外追求，兩者曾經是一體之兩面，一度可劃上等號，但黨外精神和任何特定政黨，包括民進黨在內，卻很難永遠劃上等號。由於權力本質所蘊含的排他性、誘惑性和腐蝕性，任何政黨一旦長期享有權力之後，除非具有高度的自律素養、思想準備和監督機制，很難不為權力所腐化。戒嚴體制下的國民黨即因權力的腐化，而在「人民的力量」審判下黯然下臺；民進黨中央執政以來，由於一些代表性人物活生生留下腐化的烙印，而與黨外精神漸行漸遠，因而也在「人民的力量」審判下遭到一月十二日立委選舉的慘敗。所以黨外精神，正如以蔣渭水為代表的「先覺者」所遺留的精神遺產一樣，並不專屬於哪個特定個人、哪個特定政黨，而是超越黨派、超越時空、屬於所有台灣人民的、屬於台灣歷史的。

黨外有如一棵活生生的樹，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自在萌芽，不僅洋溢著濃濃的本土氣息，更帶著一種無可取代的生根，所以「本土」不僅是黨外精神三大核心內容之一，更可說是黨外的本質。當台灣社會還處在「反共的跳板」、「復興的基地」、「歷史的支流」、「中原的邊陲」的氛圍時，黨外基於智慧與勇氣，對「本土」的堅持與推動，終於改變了形勢；今天，當「台灣主體」、「台灣認同」逐漸蔚為主流，甚至已成為朝野兩大政黨的共同主張時，從一九二○年代以來，以蔣渭水為代表的台灣近代民族運動所推展的本土運動，可說發展到空前落實的歷史階段。

總統選舉與國會選舉，選民都與繳稅有關，自然包含有疆界觀念，因此，定期由臺灣人民依法直接選出的新總統與新國會，不管是哪一個人、哪一個政黨，當然屬於「本土」政權。所以「本土」政權也不是專屬哪個特定個人的、哪個特定政黨的，「本土」政權是民主政治的產物，是台灣民主已告建立的見證，也是作為國家主人的台灣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本土」選民以選票展現的意志，不管是哪個政黨取得多數，所組成的政府就叫「本土」政權。

一九八一年我主持宜蘭縣縣長的輔選，喊出一句有力的口號：「打破國民黨三十年縣長專賣局面」，那一年縣長「專賣」局面被打破了；從黨外演變而來的民進黨，對於黨外精神與本土意識，曾付出過，奉獻過，但卻不能「專賣」，尤其不能成為一些失德又無能的當權者及依附者，假維護「本土」政權之名行違背黨外精神之實的「專賣」。當美國聯邦參議員歐巴馬以第一位非裔美國人的身分參與民主黨總統初選，並展現出磅礡氣勢之時，民進黨內有志之士，不管自覺或不自覺，還能懷抱著排他的態度，以「本土」政權獨一無二的「專賣局」自居嗎？還能陶醉在支持與掩護這種「專賣」立論的掌聲中而怡然自在嗎？當台灣總統直選已進入第四次，國會全面改選更已完成六次以後，包括民進黨在內的全國人民都應謙誠地共同接受：黨外精神與本土意識是超越黨派的，是屬於全民的、是屬於台灣的。

再論民進黨往何處去

說明:註：本文摘要刊於2008年1月27日聯合報民意論壇，此為全文原稿。

大約三十年前，我以黨外人士的身分，首度提出「國民黨往何處去」，想不到三十年後，執政不到八年的民進黨，也已面臨相同的問題，「民進黨往何處去」經過今年一月十二日立委選舉以後，已經不僅僅是關心者或批評者所探討的理論問題，更成為民進黨本身生存及台灣民主發展的重大政治問題。

在113席立委中，國民黨總共當選81席，其中79席區域立委中，當選61席，得票率為53˙5％，34席不分區立委中，得到20席，得票率為51˙23％；民進黨總共當選27席，其中區域13席，得票率為38˙17％，不分區14席，得票率為36˙91％；國民黨席次占立委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如果加上泛藍，總席次增為86席，占立委總額四分之三以上。這種選舉結果，正如陳水扁在辭去黨主席記者會上所說的，為「民進黨創黨以來最大的一次慘敗」。

國民黨不僅席次獲得壓倒性，選票更贏得驚人。包括雲林以北的縣市，除了少數例外，國民黨區域當選人都贏過民進黨候選人1˙5萬票以上，有些且高出一倍以上，贏到五萬票或六萬票之多；而民進黨除了台南縣的當選人贏過國民黨候選人一萬票以外，其餘都在一萬票以內，有的更只有幾百票之差而已；這種贏者小贏，輸者大輸的現象，正足以說明民進黨無法將這次的慘敗，主要歸咎於新的選舉制度──小選區、一區當選一人。事實上，是有其他更深層的因素。

其中更深層的因素之一，即為民進黨初選過程中的激烈競爭，特別是排藍規定所引發的內部緊張，加上派系鬥爭以及人頭黨員的後遺症，終於使民進黨遭遇到甚至連國民黨都意想不到的慘敗。

但民進黨這次慘敗更深層的根本因素，實為「執政失靈」──「政治家缺位」。八年前，陳水扁在海內外台灣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走進總統府，期待他能實踐三代台灣人民夢寐以求的理想，但曾幾何時，美夢未能成真，貪腐反而滋生，他所領導的政府，不但嚴重損及民進黨的形象，腐蝕民進黨的創黨理念與歷經兩代台灣人民共同累積形塑而成的黨外精神，而多年來一些黨政要員的恣意妄言，更與台灣人民的傳統價值背道而馳，善良的台灣人民在沉默中經由選票，行使國家主人的權利與意志，在這次大選中教訓了民進黨。

民進黨的創黨理念源自黨外精神，其核心內容有三：一為「反對威權，追求民主」；二為「反對特權，追求公義」；三為「台灣主體，永續經營」；簡而言之，即為「民主、公義、本土」。但民進黨執政八年來，卻常在自覺或不自覺間，公開違背這種創黨精神與核心價值。

在戒嚴時代，國民黨創造了三合一理論：「黨外是台獨的外圍，台獨是共匪的外圍，所以黨外是共匪外圍的外圍」；民進黨執政以來，以「本土專賣局」自居，創造了新的三合一理論：支持泛藍就是支持中國（中共），支持中國就是賣台，所以支持泛藍是賣台的外圍的外圍。在一個人民經由定期選舉來選擇政府的民主時代，民進黨一些黨政要員，竟然將國家主人二分法， 製造對立，根本違背從黨外時代以來所追求的民主本質。可以預料地，隨著此次立委選舉的慘敗，此一違背民主潮流的新三合一理論，今後必將與戒嚴時代國民黨所創造的舊三合一理論一樣，日漸失靈。

在黨外時代，在全台各地盛大的演講場合，最打動人心的口號之一，便是反對國民黨特權與貪腐，「要求公道」，黨外人士口中的「公道」與「公義」是同義語。國民黨的下台，實與國民黨長期的特權與貪腐有關。民進黨執政以後，由於對執政與權力缺乏應有的思想準備，以及相應的配套機制，有關特權與貪腐的案例不斷被揭露，從二○○六年起，且逐步發展到權力的最核心，廣大支持者回想當年他們為追求民主與公道所展現那種「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氣概，再看看這些年來一些「當官」所表現那種「我不進天堂、誰進天堂」的作法，莫不感到「鬱卒」而心痛不已。

台灣人民本質上是憨厚、善良、老實、勤奮、純樸、謙虛，甚至有點木訥，他們對於「當官」，基本上是尊重的，但當一些「當官」不像「當官」的樣子，不但行為舉止不夠「莊重」、「端莊」，而且還伶牙利嘴，亂說話，亂罵人，台灣人民「傻」住了，他們納悶，他們在想：這些「當官」的修養怎麼還不如我們這些老百姓呢？！他們基於維護台灣傳統價值的本性，在內心上對於這些「當官」不免感到漠然與厭倦。

違背黨外精神、違背創黨理念、違背台灣傳統價值，是民進黨這次慘敗的根本因素，由於民進黨這三大違背，台灣人民生氣了、爆發了，台灣人民給民進黨一個總教訓。台灣人民對民進黨嚴厲表示：我們給了你機會，但我們不允許你這樣繼續下去。

立委選舉揭曉之後，大勝的國民黨謙虛地向人民深深鞠躬，馬英九更提醒國民黨要保持「戒慎恐懼」；慘敗到幾乎崩盤的民進黨，繼任黨主席的謝長廷說：「人民教訓的聲音，我們聽到了」；作為國家主人的選民，似乎好久沒有聽到或看到兩大政黨這麼謙卑了，這是兩大政黨展開良性競爭的時刻，我們樂見這樣一個新的發展氛圍。

總統選舉在兩個月之內就要舉行，時間非常緊迫，民進黨應當徹底體認這次立委慘敗的的根本因素，更要真實體認「總統再選不贏，準備轉型為NGO」的危機。在這個非常時刻，民進黨內一些長期享有權力的人，以及習慣於派系考慮優先的人，如果還不知道服從大局，仍然流於意氣，甚至只想著做官，那就正如謝長廷所說的：「不知廉恥」。民進黨當然志在贏得總統選舉，但在競選過程上，更應徹底體認再也不能失掉黨格，失掉黨魂，失掉黨外精神，失掉創黨理念，失掉台灣傳統價值。

「有關『民進黨往何處去』的第一篇文章，請參閱黃煌雄部落格http://huanghsiung.blogspot.com/」

維護民主體制的呼籲

附注：本文寫於2008年1月1日，為2008年第一篇獻禮，本文未發表。

作者按：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監察院年度性巡查行政院時，基於對民主鞏固的憂慮與期待，我以一位監察委員的身分，向蕭萬長院長及其內閣提出了口頭詢問；二千年，台灣首度政黨輪替，朝野易位八年來，台灣民主的鞏固不但沒有進展，反而更令人憂慮。值此2008年總統大選又進入最後的緊張階段，重溫八年前我這項相同而完整的內容的呼籲，實仍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上個禮拜，在倫敦的一個晚上，我輾轉未能成眠，腦海中浮現一些想法。一個禮拜以來，我一直在整理這些想法，並且問：我是否適宜在今天這種難得的時刻表達這些想法。今天清早，我大約三點鐘起床，經過反覆思考之後，基於兩個理由，我決定在這裡表達這些想法：

第一：從憲法與歷史的角度來看，監察院最主要的職責，便是糾彈違失、匡正政風。目前匡正政風最核心的工作，便是匡正選風；匡正選風與當權者如何使用權力有最直接與密切的關係。

第二：對於總統直選制度，我有一份特殊的心情；在內心上，也自期自勉有一種特殊的責任。

總結地說，我對蕭院長要提出三個問題；但在提出三個問題之前，我要先做五點論述：

第一點論述：台灣推動總統直選大約分成兩個階段，我們（註：在野人士）推動在先，李總統完成在後，國是會議是個分水嶺。國是會議之前，我們推動總統直選的最主要考慮，便是認為此一制度是最適合台灣的長治久安。任何總統候選人，不管誰當選，依現行憲法規定，任期最長八年，短一點可能僅四年，但總統直選制度本身卻是世世代代，因此任何總統候選人都應當對這個制度表示謙虛與愛護。這也是本次總統候選人及未來總統候選人所應具備的基本素養。

在李總統任內，我國的民主雖已建立，但民主卻尚未鞏固，民主從建立到鞏固今後仍有待全民、特別是具有影響力的各位閣員，在不同崗位來作共同努力。

第二點論述：上次的總統候選人，年紀都比較大，陳履安雖然相對年輕一點，但他是學佛的，所以競選風度大致還不錯；加上，上次李登輝先生一組的候選人又勝券在望，因此競選過程雖然也很競爭，卻不激烈；而在選舉結果揭曉之後，失敗的候選人也都向勝利的一方恭喜。因此，就競選過程及選舉結果而論，上次所有總統候選人的表現對總統直選制度本身，都產生了正面意義。就民主的鞏固這個角度來說，我們應該向上次所有總統候選人表示敬意與謝意。

第三點論述：這次的統候選人，和上次相比，平均年齡相對較年輕；到目前為止，不管哪一組總統候選人，都沒有如上次李登輝先生那一組那樣勝劵在望，競爭乃越形激烈。

大約三個禮拜前，本院巡查法務部時，我即表示今年的總統大選可能很慘烈；就選情發展而論，我更有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預感；而且還有一種對於民主鞏固不良示範的不祥之兆。我實在憂心忡忡。

第四點論述：就民主政治言，政務官為其所屬政黨提名候選人站台或助選，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二十年前我們的主張，現在幾乎已變成一種常態；同時，政務官為其所屬政黨提名候選人創造政策利多，就政黨政治來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任何政務官或公務人員，如果經由本人或其所屬，運用其職權，從事任何圖利或損及特定候選人的不法行為，在威權時代，也許尚可便宜行事，但在民主浪潮的今天，將很難為社會思潮所接受。而且隨著政治情勢的變化，真相終會大白，一旦真相大白，當事人必然會受到法律應有的對待；屆時，不但他的長官無法保護他，他本人無法保護自己，他更保護不了他的部屬。

第五點論述：水門事件是最好的教材。尼克森總統在政治生涯的最高峰，竟然因為下令竊聽、竊取資料、掩飾以及說謊，不僅使他身邊的人，包括內閣閣員等先後遭到判刑，他本人更因而黯然下臺。導致尼克森下台最關鍵的人物之一，就是華盛頓郵報的記者Bob Woodward，他最近出版『Shadow』一書，在這本書內，他公開指陳繼尼克森總統以後的五位美國總統，在內心上都為水門事件的陰影所困擾。他更生動地描述尼克森總統下台之後的一些窘境，包括六十一歲看起來像八十五歲，以及幾乎失去生存的意願。所以，水門事件是當代史上享有權力而又濫用權力者、受到民主制度的約束與制裁最深刻的教訓。

基於以上五點論述，我想以誠懇的、嚴肅的、超越個人感情、超越族群與黨派考慮、基於對總統直選制度的維護、民主的鞏固、以及共同對歷史負責的心情，向你提出三個問題：

第一，請問蕭院長對民主是否有堅定的信念，當面臨考驗的時刻、或誘惑的時刻，你是否會為了勝選而不擇手段，包括踐踏民主理念、破壞民主規範？

第二，請問蕭院長，到目前為止，你是否曾經由你本人或要求所屬，運用職權，從事任何圖利或損及特定候選人的不法行為?

第三，請問蕭院長，再未來八十天，你是否會經由你本人或要求所屬，運用職權，從事任何圖利或損及特定候選人的不法行為?

再三天，二十世紀就要過去，二十一世紀即將到來。蕭院長，在迎接千禧年快樂的時刻，我非常盼望你的答覆將代表著春天的訊息。這個春天的訊息，不僅包括你本人對這三個問題口頭上堅定而莊嚴的承諾，也包括行為上；不僅你本人言行一致堅定而莊嚴的承諾，也要求你所有閣員都應言行一致而莊嚴的承諾。」

台灣認同與民主鞏固

說明:本文發表於2007年12月15日，時報文教基金會舉辦「台灣的社會發展與變遷」會議。

一、十年前的預言

1998年2月10日，我應邀在美國新英格蘭中華民國學人留學生的「學術論壇」，以「跨進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政治展望」為題發表演講，當時我勾畫出跨入二十一世紀台灣政治的新面貌，大概具有六項特質，其中第四項為：「以台灣人為主體的時代的來臨。未來要在台灣政壇上生存發展，主要有兩種人：一種是很自然且帶有感情的說『我是台灣人』的人；另一種是很自然且帶有感情的說『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人。在此，『台灣人』的定義涵蓋四個族群，包括原住民、客家人、福佬人（河洛人）與新住民（外省人）。如果只肯說『我是中國人』，卻不肯說『我是台灣人』，這些人大概都漸漸會為政治情勢所淘汰。」

從1996年第一次總統選舉到2007年，十二年以來，就國內政治發展而論，特別是就享有公信力的像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以及中央研究院有關研究人員所調查公佈的資料，均顯示自認為台灣人的比例，已由1996年百分之二十多升至2006年百分之五十、甚至六十以上；而自認為中國人者，則由百分之三十左右下降至百分之十以下；自認為兩者都是的人，大約維持在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左右，但亦有降至百分之三十五的紀錄。這些調查數字反應出，我在十年前所作的預言，似乎正全面實現中。

二、總統選制的雙重影響

1990年春，民進黨成立憲政研究小組，小組成員經過深入的討論，特別是有關內閣制與總統制的深刻交鋒以後，提出民主大憲章，主張總統應由全體公民直接選舉產生，而確立總統為憲政中心的制度。這項主張引導了國是會議的決議，影響了社會共識，衝擊了國民黨，終於在1996年完成我國史上第一次總統直接民選。當時我們對這項憲政主張的主要考慮包括：天安門事件之後的中國因素；凝聚國民意識、強化國民向心；有利於民進黨提早競爭中央政權。就十多年來的政治發展，以及自認為台灣人比例愈來愈高，而自認為台灣人的台灣認同更高達七成、八成以上的民調來檢驗，我們當年的戰略評估可說是完全正確。

但身為憲政研究小組召集人的我，應該坦承我們當年雖傾盡全力推動總統直選，但對民選產生的總統，其職權的行使和制約卻缺乏深刻的檢討，也缺乏應有的配套準備。我們直覺認為，像我們這樣在威權統治下追求民主的伙伴，不管是誰，一旦有機會取得政權，一定會珍惜台灣人民所賜予的機會，竭盡全力，履行三代台灣人所夢寐以求的目標，造福人民，提升國力，將台灣帶向國際舞台。我們心中想到的是，1958年東山再起，二度拯救法國，並將法國帶向富強、繁榮與光榮的戴高樂的投影；我們缺少美國制憲祖先那種對權力戒慎恐懼的態度與探討；也正因為這樣，像美國「聯邦論」所呈現的那種唯恐去掉一個英皇、又換來另外一個皇帝的憂慮與辯論，在我們的「民主大憲章」與「台灣憲法草案」的實錄幾乎完全從缺。

由於民選總統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絕不是戒嚴時代的總統，以及日治殖民時代的總督所可比擬，因此民選總統行使憲政職權，乃受到了高度的期待；何況，1996年李登輝是在訴諸「台灣人的悲情」下高票當選總統；2000年陳水扁則是在國民黨分裂下，喊出「台灣人出頭天」才當上總統職位。在這種激情的背景下，他們就職時，幾乎得到善良的台灣人民，包括同行的民主伙伴，完全的信任，當時幾乎沒有人擔心或懷疑民選總統會逾越職權、逾越分際、進而濫用職權、濫用特權、使自己成為政治爭議的中心與泉源。

三、民主鞏固的真實課題

1.台灣人V.S.中國人

1996年的總統大選是在外部中國飛彈演習砲火下進行，內部雖有競爭，卻不激烈，也不緊張；2000年總統大選是在國民黨分裂以及興票案陰影下進行；2004年總統大選則是在三一九槍擊案的震撼中完成，泛藍與泛綠的互信因而徹底瓦解；2008年的總統大選，由於民進黨立委與總統初選採取排藍規定，竟出現台灣人V.S.中國人的新因素。

就歷史發展而論，日本有效統治殖民地下的台灣，是台灣人一詞及其概念產生的根源。起初，台灣人係相對於日本人；「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人係相對於外省人；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國際上代表中國以後，台灣人係相對於PRC的中國人。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把日治時代的「日本人」、「二二八」之後的「外省人」、PRC下的「中國人」，均稱為「台灣民族主義」的「他者」。

依據這種闡釋，台灣人民包括原住民、福佬人（河洛人）、客家人及新住民（外省人），如果少數政治人物有意將台灣人和中國人對立，且又將支持泛藍的人民排除在台灣人之外，則這種二分法不僅曲解台灣人的定義，窄化台灣人的包涵性，更與民調所顯示自認為台灣人達六成以上，而自認為台灣人中具有台灣認同更高達七成、八成以上的趨勢與走向大相逕庭。所以這種立論，只能說是政治操作，或是選舉語言；而台灣認同與「藍綠對立」、「統獨對立」理應脫鉤。

2.文化認同

戒嚴體制為民主鞏固遺留兩大嚴厲課題，這兩大課題且越來越凸顯：一為文化認同、一為歷史記憶。

由於國民黨是帶著中華民國的憲政架構，以及大中國意識來到台灣進行統治，自然視台灣為復興的基地、反共的跳板、中原的邊陲、歷史的支流。台灣在長期被矮化、地方化、局部化、工具化的過程上，台灣意識被壓下來，幾乎窒息。隨著台灣民主化的推動，特別是總統直選實施以後，台灣意識一步一步上揚，民進黨中央執政以來，在資源配置及政策順序上，台灣意識後來居上，大中國意識開始感受到壓抑，在教科書的修改過程上，隨著台灣意識與大中國意識比重的調整，以及定位的爭論，更爆發出所謂「去中國化」的激烈爭論。

3.歷史記憶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近代史上最大的創傷，列為最高禁忌，民主化以後，禁忌的缺口打開了，由於不同族群對「二二八」有不同的歷史記憶，加上總統大選又是緊隨著「二二八」日期之後的三月中旬舉行，時間的接近性，使「二二八」事件自1996年以來，一直成為歷次總統大選引爆的焦點議題之一。

蔣氏父子在台灣將近四十年的威權統治，在不同族群之間也有不同的歷史記憶，像最近中正紀念堂拆匾所引發的對立與抗爭，都深深反應出對待歷史事物，因不同族群的不同記憶，正逐漸浮現成為台灣民主鞏固必須克服的重大課題。

四、挑戰與回應

當前民主鞏固所面臨的挑戰是真實的，也是令人不安的，回應之道要從多方面，包括制度層面、慣例層面以及精神層面。

首先，總統選舉應該改採絕對多數，第一輪如無候選人得票數超過半數，應即就第一輪前兩名進行第二輪選舉。這也是臺灣憲法草案的主張，這項絕對多數制的用意，主要在強化民選總統的代表性、強化政治與社會穩定、以及防止候選人恣意操弄族群或特殊敏感議題。台灣在經過三次總統大選的實際體驗，這項修改是很有針對性，也很有必要。

其次，總統任命行政院長，儘管憲法沒有明文規定，但基於憲政歷史與民主原則所蘊涵的精神，應建立憲政慣例，交由國會多數黨組閣。

英國憲法學者戴雪（Dicey），區分英憲為兩大類，其一是「憲法」（Law of the Constitution），其二是「憲典」（Conven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前者包括法院所承認及施行的規則，這是憲章所有法律本體；後者包含風俗、習例、格言或教義，這是憲章所有道德，而不屬於法律的領域」。在我國，總統選舉僅僅舉辦過三次，總統人選僅僅經歷過兩位，他們對總統職權行使的態度、運作的方式、以及留下的言行，都會對總統選制產生影響；坦白地說，陳水扁總統七年多來行使總統職權所留下的「陳水扁模式」，對總統選制代表一個負面的因素。因此我們希望馬英九、謝長廷兩位總統候選人能公開宣稱：他們如果當選，在行使總統職權時，將會以有利於鞏固總統選制的方式來運作。像我們這樣年輕化的民主國家，像總統這樣重要政治領袖的行誼，對民主鞏固的影響實在太大了。在一個「政治家缺位」的年代，台灣太需要政治領袖，以睿智的見解與可貴的行誼，造成風氣，蔚為共識，形成有如英國憲典那種似無形卻又有力的慣例。

黨外精神是台灣精神的重要內涵，更是支持黨外與民進黨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並逐步取得中央政權的最主要支柱，其核心內容有三：一為反對威權、追求民主；二為反對特權、追求公義；三為台灣主體、永續經營；所以「民主、公義、本土（永續）」不僅是黨外所遺留的最寶貴精神遺產，更是民進黨創黨以來所堅持守護的核心價值。在當前的階段，「民主」的追求已告建立，而「本土」認同也蔚為共識，現階段應不斷全力以赴的，便是追求「公義」。在台灣民主運動史上，為了「追求公義」，黨外曾反對特權，反對貪腐，反對國庫通黨庫；同時由於黨外長期處在被壓迫的地位，屬於杜思妥也夫斯基所說「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一群，黨外一向關懷弱勢、要求保障人權，司法獨立，強調四大族群，尊重多元文化，更主張社會正義、經濟正義，「追討黨產、還財於民」。今天，民主鞏固最敏感的神經地帶，便是基於族群人口結構的不均衡，所引發的文化認同與歷史記憶的衝突，特別是在像總統大選這樣的季節，如果有人，不管是哪一個黨派，或哪些人，針對台灣民族性格心理的了解與掌握，以歷史因素所留下的基礎，有節奏、有計畫的操弄，不僅會在總統大選過程上爆發不可預料的驚心動魄的畫面，更會對總統直選制度產生深遠的負面影響，這也構成對黨外精神的根本違背。因此基於維護民主體制、總統選制，台灣急需重振黨外精神，培養互相包容與尊重多元的文化，讓任何操弄者在包容與多元的文化涵蓋下失去空間，沒有立足之地。這是台灣在民主鞏固旅程上當務之急。

台灣人基本上是憨厚、老實、善良、樸素、不硬拗、不伶牙利嘴、不粗話罵人，也不以別人的「姓」及「名字」取笑對方，更不罵及別人的祖先與逝者，這些傳統價值仍存在台灣人的內心深處。這些傳統價值如果經由媒體的報導與輿論的喚起，能夠普及擴大，成為社會的共同美德，將會匯成為無形的巨大社會約束力量，讓所有公眾人物，都不能不望而生畏，恭敬地表達尊重。

解嚴之後的媒體，現在比任何時刻更需要承擔起來第四權的角色，在民主鞏固的旅程上，媒體的倫理責任是不可或缺的。但是目前許多導致人心不安的來源，卻多來自媒體，媒體似乎給人一種感覺：「破」的力量有餘，「立」的力量不足。

司法品質與司法獨立，都會影響司法的公信力；司法公信力愈強，經由法治對民主鞏固所起的作用就愈大。解嚴之後的司法，雖然解放了對司法品質不必要的束縛，釋放了更大的司法獨立空間，但司法公信力仍然在爭議中、挫折中，進與退之間蹣跚前進。在民主鞏固的旅程上，司法顯然還沒有建立讓所有當權者與人民大眾都望之儼然的一種充滿著浩然正氣的公信力，

五、結語

放眼未來二十年，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機構，從擔任過卡特總統特別安全顧問的布里辛斯基，到擔任過美國聯準會主席的葛林斯班，到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到歐洲與日本的政界與學界人士，幾乎不約而同地指出，未來的全球化，美國的色彩將減弱，亞洲的色彩將增加，中國的投影將更大，中國將成為美國在經濟上最主要的競爭者。這是台灣所必須面對的真實的國際環境。

在這種新的背景下，台灣更必須不分黨派，不分族群，共同努力營造成為一個「民主、公義、本土（永續）」的社會，成為一個具有生存價值與意義的地方，這是台灣的生存之道，也是台灣唯一可行的單行道。

政黨輪替以來，由於理想夢碎，不少人感到失望與茫然；政治人物公共形象的急速下墜，也讓不少人愈增對政治的疏離與冷漠；而選舉季節的口水與對立、操弄與撕裂，更令人焦慮與不安；解嚴二十年之後的台灣，竟然走到這個地步，不能不讓所有民主工作者捫心自責。

不過，從宏觀的角度看，解嚴之後二十年，台灣基本上已是一個走向自由、民主、開放、多元、包容的社會，這是歷史主軸，也是不可逆轉的主流，在這個過程上，也許會出現一些逆流，或者一些選舉併發症，但整個潮流卻是浩浩蕩蕩，不可阻擋。只要台灣人民能延續台灣精神，守護台灣傳統價值，強化台灣認同，維護民主體制，展現國家主人的意志與力量，台灣在民主鞏固的旅程上，必當能夠在悲觀的質疑中，走出樂觀的未來。

特別值得慶幸的，2008年立委與總統選舉之後，四年之內，台灣不會再有中央層級的選舉，這是十多年來難得的機會，可以讓人民休養生息，也可以讓未來國家領導人有歷史機運來從事民主鞏固的堅實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