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世界級領袖對兩岸的思維:如何讓台灣由消轉長

說明：原文於2005年10月5日於聯合報15版民意論壇刊出，本文略加修改增添而成。

戈巴契夫是一九八○年代後期全世界最重要的政治領袖。一九九三年九月和一九九六年六月，我兩度到莫斯科戈巴契夫基金會向他請益。戈巴契夫以在野之身，在第一次親切而風趣地交談中，不忘提醒我們：「台灣在國際社會上應有耐性」。第二次交談時，儘管他虔誠強調「台灣人民將可在政治經濟發展上取得新的成就，面對歷史做出貢獻」，但卻仍然要「我們繼續持有耐性，一面改善人民生活，一面改善兩岸關係。」

戈巴契夫的「耐性」

一九九四年三月，戈巴契夫來台訪問，對台灣留下極為美好的印象：「台灣的選擇，作為一種民主改革值得我們注意，並給予適當評價。這項改革經驗是世界共同體的一個財產。」不過，戈巴契夫也不忘提醒我們：「我想中國和台灣的關係，會影響其他國家和台灣的關係。」他也難得的對兩岸關係表示：「我百分之百反對、否定用武力解決問題，台灣與中國關係的問題絕對要一步步解決。我認為，第一步似乎已經邁出去了。」「有三個因素可能會影響這個問題：第一，用和平方法追求中國與台灣未來建立關係；第二，在中國所進行的經濟改革，需要有進展，並且需要民主化；第三，也是世界各國都需要的條件，就是和平與穩定。」

柯林頓的「答案」

柯林頓是一九九○年代後期全世界最重要的政治領袖。他在去年出版的回憶錄中，有關兩岸關係，他表示：「在我看來，中東和台灣是兩個恰恰相反的外交問題。如果中東地區的領袖什麼都不做，局勢必會惡化。相反的，我認為只要中國和台灣的政治人物不做愚昧之舉，問題自然會隨著時間而解決。」

二○○五年二月，卸任總統之後的柯林頓，到台灣進行不到廿四小時的旋風式訪問，他在訪談中也表示：「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像這裡一樣，既有如此強烈的政治衝突，又有如此密切經濟合作，只要讓經濟部分長大，就可以讓政治分歧部分減少，我們其他人無須慮心。」「越來越多的人與人接觸以及經濟關係，會不自覺的逐漸趨近一個政治解決方式。」「有一天台灣人與中國人相視自然而然的說：『這就是我們要的方式』。」「事實上，你們已經在解決的道路上了，只要一直走下去，答案自然將顯現在那裡。」

和平共存與和平競爭

從戈巴契夫到柯林頓對兩岸的思維，存在著兩項共同基礎：一是經濟聯繫對政治聯繫的影響，二是自然而然的、正常的、和平的解決方法。這兩項共同基礎，已為兩岸開創和平共存的時間，並為兩岸留下和平競爭的過程。

無論就人口、土地、資源而論，台灣與中國比較，相對不利。和平共存理應是中華民國最高生存戰略。當中國致力「社會主義建設」的「洋躍進」時，以及接踵的文革「十年動亂」，台灣在同一期間，實現了經濟奇蹟；從八○年代後期到九○年代中期，台灣又逐步完成民主的建立。在和平共存的競爭過程上，台灣展現了自信，展現了生存的優越性，以及生存的核心價值—－經濟自由與政治民主。

但隨著中國決然告別文革的夢魘，在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巨大投影下，推動改革開放的新政策；改革開放的全面深化，不僅帶來中國的新氣象，也帶來中國的自信－確認提昇綜合國力，才是根本解決兩岸問題之道。

進入廿一世紀以後，中國從公認的世界工廠的國家，又發展成漸被公認的世界市場的國家；隨著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第四代領導集體的全面接班，中國一面在國際上開始以大國的身分，提出「和平崛起」的論述；一面則以果敢的態度，採取包括通過「反分裂法」、歡迎連宋訪問大陸、決定零關稅開放台灣水果進口、提供大陸台商融資等軟硬兼有的作為，主動面對兩岸和平競爭的過程。

大約在相同的時間，台灣首次發生政黨輪替，民進黨主政五年多來，承載著戒嚴體制所累積的不少後遺症，肩負著從黨外以來濃濃的「歷史承諾」與總統競選時濃濃的「選舉承諾」，缺乏執政的經驗，又很可惜地未能發揮如擔任過四位美國總統幕僚的David Gergen所指出，白宮有效領導的七把成功之鑰——其中的「說服力強」、「在體制內運作的能力」及「堅強的顧問群」。這些狀況，加上朝野嚴重內鬥對立，國力內耗，使得我們不但經濟優勢不再，反而在吶喊聲中隱隱然滲透出不尋常的心虛與被動。

三個有利於台灣的生存戰略

在兩岸和平共存的競爭過程上，令人擔心的是台灣正由「長」走向「消」，中國則正由「消」走向「長」；台灣正由「主動」與「自信」走向「被動」與「心虛」，中國則正由「被動」與「心虛」走向「主動」與「自信」。這是兩岸在和平競爭過程上，「消」「長」與心態的重大轉換。此外，兩岸關係除了具有戈巴契夫與柯林頓所說深厚的「經濟聯繫」以外，更有他們兩位沒有提到、而又非常特殊的「歷史聯繫」與「文化聯繫」，這三種「聯繫」的相加相乘，將會加大壓力，影響到「政治聯繫」的發展。

和平共存既是台灣最高生存戰略，在今後兩岸和平競爭的過程上，如何有利於台灣由「消」轉為「長」，如何有利於台灣由「被動」轉為「主動」，如何有利於台灣由「心虛」轉為「自信」，不僅是當前主政者的最主要課題，應當也是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生存與發展努力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