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會主席、各位與會貴賓、各位朋友：
北美洲台灣研究學會（NATSA）已昂然走到第十三個年頭。十三年來，由NATSA所組織的北美洲台灣研究年會（NATSC），從開始到成長的過程，有兩個重要的標幟：
照片說明:黃煌雄（中）與第十三屆北美洲台灣研究年會工作團隊合影（詹明峰攝影）
一、從人際關係到「公共法人」化：
NATSC剛開始時，負責人和參加的成員大多在台灣參與過八○年代學運，也參與過台灣研究基金會主辦的，以碩士班學生為主的「新生代論文研究會」，此一「新生代論文研究會」前後舉辦九屆，在NATSC和「新生代論文研究會」之間有著臍帶的連結關係，特別是前三屆的年會，大多是會長及工作團隊成員運用個人人際關係，使草創的NATSC得以在艱難的條件下，踏出第一步，站穩腳跟，並得到一定程度的口碑。
由於美國疆域遠闊，留學生分散在美國東西南北各地的學校求學，以博士生為主的留學生大多依靠獎學金讀書，他們學業壓力大，經費也有限，這種背景自然促使他們經由網際網路來call for paper。它有一個過程，大概從第三屆年會以後，隨著年會日益獲得好評，經由網際網路寄來的文章逐年增加，到了第五、六屆年會時，已高達一百多篇以上。這樣NATSC便由剛開始時「人際動員的學術網路」，經由「公共法人」化的轉型，成為現在「公共論述的知識社群」。
二、從美國本土到全球各地
NATSC最早從美國耶魯大學開始，第一屆年會參加的，也以在美國東部地區就讀的學生為主，其後逐步擴及到全美各地大學，隨著以網際網路徵求論文比重逐漸大於人際關係的動員，稿源大為拓寬，參加的學生增加了，也走出美國的校園範疇，擴及到加拿大、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日本、澳洲、南非等國，大概到第六屆年會，參加的成員已廣及北美洲、歐洲、亞洲、非洲等地區，北美洲台灣研究年會，嚴格而論，已名不符實，而應改為全球台灣研究年會。
NATSC從「人際關係」走向「公共法人」化，從「美國本土」走向「全球各地」，代表著NATSC的成長與茁壯，也代表NATSC受到更多的肯定與認同，NATSC也因而漸漸發展成為當今世界最具規模的國際性台灣研究年會之一，而組織NATSC的NATSA也漸漸變成為當今世界最具規模的國際性台灣研究團隊之一。
但隨著大時代的變化，世代的落差，NATSC走過成長與高潮之後，目前也面臨一些新而真實的挑戰：
首先，從台灣本土出來讀博士班的學生，特別是文法社會學科方面的，愈來愈少；而中國出來的留學生則愈來愈多，中國的投影又愈來愈大，對台灣持有研究興趣的相對也愈來愈少。
其次，NATSC早期的推動者大多參與台灣八○年代學運，他們彼此之間相知相惜，懷有一種特殊的「革命」情感，事實上，他們也是抱著一種「運動」的精神草創NATSC。十三年過去了，新的留學世代彼此之間，既沒有他們的相知相惜，也缺乏他們的「運動」精神。
NATSA有會長及工作團隊，會長每年都要改選，這是一項制度的建立，也是支撐NATSA得以薪火相傳的重要支柱，但隨著留學生人數減少以及新世代留學生凝聚力相對減弱，NATSA不免也存在領導團隊穩定性的隱憂。
2007年第十三屆北美洲台灣研究年會開幕會場（詹明峰攝影）本屆會長是在這些體認下，排除各種困難，毅然接下這份奉獻的工作，她以一位志工，延續也發揮NATSA從第一屆開始就已建立的一項寶貴傳統──凝聚、責任與承擔。我衷心希望，經過本屆NATSA的帶動以後，未來NATSC將會再點燃熾熱的生命，繼續昂然的一屆一屆辦下去，走向新的高峰。
從一九八九年第一屆「新生代論文研討會」到二○○七年第十三屆「北美洲台灣研究年會」，十八年來，參與的新生代，包括主持人、發表人、評論人以及出席的討論者，至少也有上千人，其中不少已拿到博士學位，先後回到台灣各大學任教或在各研究機構任職，也有走上政壇之路當政務官，或擔任民意代表，也有在各行各業孜孜不倦的工作者，他們都曾經在台研會，在NATSC留下他們的腳印。台研會以及NATSC是他們由新生代進入中生代最主要的共同記憶之一。一位當過政務官的歷史學者曾一再向我預料：與台研會一起成長的新生代，大多已陸續學成歸國，他們在未來十到十五年之間，在國內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將會成為台灣學術界一個醒目的世代。
明年就是台研會成立二十週年，台研會成立的最基本精神便是不畏權威，不斷追求。NATSC就是秉持這種精神，成為一個提供園地，尊重知識，探索真理的平台。在這裡，工作的團隊與參加的成員，也都有「家」的感覺。十三年來，這個「家」不分黨派，不分色彩，不分族群，不分地域，我們一起走過威權，走向民主，當台灣更需要我們共同關懷與付出的時刻，請大家能共同珍惜NATSC已經建立的形象，已經累積的公信力，讓NATSC有如日本明治維新時代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福澤諭吉，形容他所創辦的慶應義塾一樣，成為一個不管是「官軍或賊軍」，都感到是「安全的地方，在這裡大家一律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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