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巴契夫、趙紫陽、胡錦濤

說明:本文摘要刊於2007年10月8日中國時報時代論壇，此為全文原稿

20世紀8○年代後期，主導蘇聯社會主義體制變革、推動全球冷戰體系改變的戈巴契夫，20年後，經由其主持的「俄羅斯社會經濟和政治研究國際基金會」（以下簡稱「戈氏基金會」），以「奔向自由」一書，對戈巴契夫的改革進行了廣泛的「評說」，戈巴契夫在「致讀者」的序言中表示，正是1985－1991年間「席捲全國的解放浪潮，奠定了我國（俄羅斯）社會民主化和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基礎」。


照片說明:左為黃煌雄，右為戈巴契夫，照片由黃煌雄提供

以戈巴契夫為標幟的改革，代表的是當時全球最強大社會主義祖國的蘇聯模式，至今已歷時22年；而作為當代最大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自鄧小平掌握全局以後，「摸著石頭過河」所走出的中國模式，至今則將近30年。

在1993、1994、1996我有緣親自與戈巴契夫的對話中，戈巴契夫一直迴避對兩者的比較，但不少參與蘇聯改革的專家學者，卻對這兩種模式有著基本而扼要的「評說」：

「把戈巴契夫的改革與鄧小平的改革截然對立起來是不應該的」，因為「蘇 聯不是中國」，因為「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的改革者面對的是截然不同的現實情況」；「中國成功地推行市場自由，他們先解放農民…在確信成功後才開始擴大市場經濟成分，把工業納入其中」；「中國模式在許多方面是由這個古老大國的獨一無二特點所決定的」；「中國的改革模式──在保留原來的政治制度甚至意識形態的同時，使經濟轉到市場基礎上來，這是根據中國獨特的經濟情況提出的」；「堅定不移地發展市場關係，但不急於實行『政治民主』」（在一定程度上，約定俗成地被稱為「中國方案」）。

這兩種改革模式，到目前為止，在過程上卻有著鮮明的對照。中國由於經濟改革的成功，「中國崛起」已成為當前國際政治的現實因素；蘇聯改革則由於「八月政變」的影響，不僅導致蘇聯解體，也使俄羅斯渡過了「野蠻資本主義」階段，一直到最近才逐步走上民族復興之路。但兩者在改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過程中，卻發展出幾乎相同的看法。「奔向自由」的一些作者，均指出戈巴契夫改革的目標是：擁有「可調節的」，同時又「豐富多采的現代市場」的「混合經濟」，即「包含有私人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市場調節方法和非市場調節方法」；「戈氏基金會」在「二十年後看改革」的「報告」中，也指出「改革就是朝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優點綜合的方向運動…向社會主義學習社會公正和社會保障網，向資本主義學習組織有效益經濟的能力和政治民主」。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時更鞭辟指出：「計畫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畫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畫；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畫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在蘊含有官方意味的「大國崛起」論述中，中國更強調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同時包含有「一隻看不見的手的市場力量，和一隻看得見的手的政府力量」。

因「六四」事件而下台、並被中共政權軟禁約16年的趙紫陽，以擔任過八年總理和兩年總書記的身份和體驗，「觀潮而不弄潮」的心情，依「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一書所記錄的，對於這兩種模式，有著深刻的「評說」：

「中國改革的特色，就是發展體制外的非國有經濟成分，這一塊先搞『活』了」，「這樣無論是城市，或是鄉村，就能形成市場，從而便於把國有企業推向市場」，「沒有市場競爭機制，國營企業是改造不了的」；「如果單從體制內來搞改革，困難和阻力都是很大。蘇聯的改革，困境就在於此」，「他們只是在體制內兜圈子，轉來轉去始終難以『活』起來」；「而關鍵則在於必須理順所有制關係，明確產權關係，這是最根本的」。

「不改變所有制，市場競爭難以形成」；「沒有明確的產權關係，市場經濟是發展不起來」，「企業也難以自主經營」。

2005年俄羅斯科學院社會綜合研究所曾對俄羅斯人進行一項廣泛的民意調查，受訪者認為俄羅斯應該從改革的經驗和實踐中汲取的主要教訓是「俄羅斯應該走自己的路」（59％），「俄羅斯非常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政權」（41％），「改革應該首先從經濟方面，而不是從政治制度和民主方面開始」（39％），「改革不是革命，應該逐步地進行」（34％）；而順利進行有效改革所必須具備的條件：一、那些與國家領導人一起進行改革的人職業素質高、經驗豐富並忠於國家（49％）；二、改革的行動綱領經過科學論證（48％）；三、國家有一個強而有力、穩定的政權（41％）。這種民調印證出趙紫陽的「談話」，他說：「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是需要有強人、有權威的人來領導，這是由於中國地域這樣遼闊廣大、發展又極不平衡，經濟、文化發展又這樣落後所決定」；「由於鄧小平的特殊作用…從而使中國的改革開放走到目前這個地步」。

不少參與改革的專家學者，均認為戈巴契夫在將近七年的改革過程上，有兩項重大失策：

一為在1990年3月，當戈巴契夫有足夠的聲望與影響力，經由全國人民選舉當選總統時，他卻捨棄而不為，反經由蘇維埃代表選舉產生。

二為戈巴契夫未能在執政期間，主動而文明的將蘇聯共產黨一分為二，變成為社會民主黨與保守共產黨兩個政黨。

他們認為：戈巴契夫如果不犯下這兩項失策，蘇聯當不至於解體，改革也不致於中斷，而社會民主黨甚至還可能繼續在蘇聯執政。

戈巴契夫是一個真誠的社會主義者，他贊同已故西德總理布蘭德所說：「不提社會主義這個詞的人不是真正的社會民主黨人」；他以在野之身，促成俄羅斯社會民主黨的創立。「戈氏基金會」在「廿年後看改革」的「報告」中，更總結地表示：「改革具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性質」，「為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模式在蘇聯的運作創造實際的前提，這就是改革的歷史意義」。

結束一黨壟斷和意義型態壟斷，開啟政治多元化和多黨制、實行民主選舉、取消書報檢查制度…這些都是戈巴契夫政治改革的遺產。但是，這些遺產在當前的中國卻仍屬「禁區」，趙紫陽有感而發地說：「鄧小平的路線已走到盡頭」，因為鄧小平「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和政治上的高度集權」，基本上是「矛盾的」，「行不通的」。

但趙紫陽也認為「中國目前實行社會民主黨的綱領路線，進行社會主義的自我更新，轉向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國目前沒有戈巴契夫式的人物來進行新思維，提倡民主化、公開化」，「中國還沒有戈巴契夫式的人來推動：目前進行的所謂憲政民主、漸進民主改革也是空話」。基於這種體認，趙紫陽認為政治改革「首先是從黨內開始，再擴大到社會民主。黨內民主要抓兩頭，從中央和基層民主做起；社會民主要實行民主監督、民主選舉…每個單位要搞直接民主，實行村民自治，縣長也要搞直接選舉」；要「搞開明政治」，「為什麼人大沒有民主黨派？」；「人大是權力機構，要發揮人大的作用」「還要向解放初期那樣，讓黨外人士、民主黨派人士當部長、到總理」；中國要過「民主關」，「黨要學會進行民主與法治的領導問題」。

對於中國新的領導集體，趙紫陽表示：「這次（中共十六大）在宣佈胡錦濤的職務時，只提總書記，既不提為首，也不提為主，更不提核心，總書記乃是職務，不是定位問題，看來這次會議是經過精心策劃，有人說這次會議是好的，是個發展」；「胡錦濤本身是好人」，「是在正統意識型態下培養出來的，從他上任後，首先去西柏坡，又去延安，後又察看毛主席故居，這說明他要按正統路線走下去」，「在這種正統意識型態支配下」，「只是採取小恩小惠，來樹立自己的親民、為民形象」，「不可能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使命感、歷史責任感來改變中國的政治局面」。

胡錦濤就任總書記以後，開啟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的先例，「高層講壇」一書不僅反應出胡錦濤所關切的重大課題，也相對完整地反應出胡錦濤的執政思維。他指出：「我們黨（中共）歷經革命、建設和改革，已經實現了兩個根本性轉變。黨所承擔的使命也已經由領導『搞革命』轉變到領導『搞建設』，已經由領導搞『計劃經濟』到領導搞『對外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這種新的歷史條件下，他認為必須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而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最根本的，就是「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

這些年來，胡錦濤為因應民主浪潮，似乎有意進一步落實人大的職權，建立立法公開和立法聽證制度，加強立法職能，強化公民的知情權、參政議政權、建議批評權，擴大基層民主（尚未能達到縣長層級選舉），最近更邀請黨外人士出任科技與衛生部長，這些都顯示胡錦濤在「人民民主」和「黨際民主」所跨出的點點滴滴，但由於胡錦濤堅持戈巴契夫在其回憶錄所形容的「這赫赫有名的第六條」──憲法保障共產黨優越地位的條款，致使其進行的政治改革不管共產黨宣稱如何「自我要求防腐」、「保持先進性」、「提高執政能力」、「加強思想準備」、「強化組織、司法及輿論監督」，由於權力的本質使然，都將難免使政治體制走向腐化，陷入危機。研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有半世紀之久的中國老教授高放語重心長指出：「長期堅持一黨制，是蘇聯興衰成敗的總根子」；趙紫陽在軟禁後期也明確指出：「所謂政治改革，就是要黨放棄壟斷一切的權力…中國如不能從體制外超脫出來看問題，不可能進行黨的改革」。

經過廿年來以上的風雲變化，中國模式與蘇聯模式在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驗證上，可謂各有其優勢與劣勢。

戈巴契夫自述：「在需要解決實際問題時，就認真讀他（列寧）的著作，這種閱讀可給人完全異樣的感覺」，馬列主義目前仍是中共最高的指導原理，「蘇聯經驗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產生過深刻的影響，中國的經濟政治體制脫胎於蘇聯傳統體制，曾經困擾蘇聯改革的問題，也是中國在改革過程中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當中國的政治體制已無法適應經濟發展的需求、甚至成為障礙時，胡錦濤到底要如何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將馬列主義、蘇聯經驗、與中國的特殊國情、實踐體驗相結合，而找到一條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改革之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