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煌雄文集

在立法院審議第四屆監察委員會議的口頭報告全文

2008-07-10T15:17:00.000-07:00

說明:這是2008年7月2日立法院審第四屆監察委員候選人審查會中，黃煌雄先生的口頭報告全文。
2008年7月4日立法院投票通過，黃煌雄先生擔任第四屆監察委員。

在睽別十二年之後，今天重返我所熟悉的國會殿堂，不僅有親切之感，內心也充滿著激動。

我來自宜蘭縣鄉下的農家，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民國56年）和政治學研究所（民國60年），從政十八年後，前往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擔任訪問學人兩年（民國85-87年）。從政前，我曾持續兩年，每天工作12到14小時，致力於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研究，並撰寫全世界第一本《蔣渭水傳》。

立法院的議事殿堂曾留下我與立委同仁共同奮鬥的歷史腳印，更承載我在壯年階段紮實而豐富的人生軌跡。在三任立委的九年期間（民國70年2月-73年1月；76年2月-79年1月；82年2月-85年1月），我對民主建立、台灣歷史、台灣主體性、預算分配結構、國防新思維和人道關懷等，都留下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紀錄，這些包括：

- 呼籲政府應確認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歷史貢獻，解除台灣研究的歷史禁忌；
- 主張解除戒嚴，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為恢復常態政治而努力，
- 最早呼籲政府應特赦美麗島事件受刑人。
- 推動國防政策的改革，力主將「反攻大陸」的攻勢戰略，改為「保衛台灣」的守勢戰略（民國71年）。
- 為撫平歷史傷痕，率先提出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六項主張（民國76年）。
- 主持出版全國第一本《國防白皮書》（民國78年），並提出軍隊國家化的六項要求。
- 主張改變中央政府預算分配結構，將國防預算由占中央政府總預算的48%，以六年為期，每年降3%，降低到30%，其所釋放出來的預算，轉移到社會福利、教育文化與環保（民國76年）。
- 基於人道關懷與追求和平，公開呼籲政府讓老兵返鄉探親，並發起每位立委捐一日所得及全民一人一元協助老兵返鄉探親運動（民國75-76年）。
- 為了建立台灣的主體性，增進人民與土地之間的感情，持續要求政府應解放教科書中的意識型態，矯正欠缺本土題材的現象。
- 以國防委員會召集人的身份，首開先例舉辦「國防政策研討會」，倡議成立軍事整備局，確保軍事採購品質，並且深入檢討〈十年兵力計畫〉，要求提前完成。
- 協助「台籍老兵」返鄉，並爭取其權益。

我曾任職民進黨中央黨部，擔任民主大憲章研究小組召集人，民主大憲章在我國總統選制還舉棋不定的時刻，堅定主張總統應由全體公民直接選舉產生，而成為總統直選制度最關鍵的引導力量，我也因而出任第二屆國大代表（民國81年1月-82年1月）。

民國77年，我創立財團法人台灣研究基金會，結合優秀青年學者，提倡台灣研究風氣，鼓勵本土學術生根，二十年來共舉辦九屆以國內碩士班研究生為主的「新生代論文研討會」，十四屆以留學國外的博士班研究生為主的「北美洲台灣研究年會」，並與哈佛大學合辦四屆以兩岸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將台灣研究從國內帶向國際舞台，並以全球視野和台灣研究對話。

根據憲法、增修條文及監察法的規定，監察權最核心的精神有二：一、整飭官箴、糾彈違失；二、保障人權、疏解民怨。在當前政風急待匡正的背景下，凡清廉自持，具有足夠的動力與熱情，對台灣懷有疼惜之心與責任感，能秉持超越黨派、客觀獨立、大公無私的精神，又具有不畏權勢的風骨者，對凡涉及人民的委屈或權益、公務人員的違法或失職等情事，都可經由監察權的行使，樹立監察院的尊嚴與公信力。而像我在第三屆監委任內（民國88年2月-94年1月），所開創以行腳台灣、貼近土地、深入基層、傾聽民意、發掘問題、監督施政、檢討違失的系列總體檢案，在防止公務人員違法失職情事發生或惡化，以及在改進公共行政的品質，確保人民的基本權利，監察權也著實可發揮積極的引導作用。

台灣的民主雖然建立，但民主仍然有待鞏固；台灣的主體性已然略具規模，但世界觀仍有待加強。二十多年來，我一直是一個民主工作者，也是台灣研究的拓荒者之一，兩年的哈佛之旅，更加強化我的世界觀。當台灣面臨更實質的內外挑戰時，台灣的出路必然要建立在歷史觀與世界觀結合的基礎之上。在這個大方向上，如果我有機會略盡棉薄，正如過去六年我在監察院恪盡守護人權、鞏固民主的工作一樣，自當全力以赴。

台籍老兵的悲愴

2008-06-19T08:19:00.000-07:00

說明:本文摘要曾發表於五月廿七日中國時報，此處為原文全文。

1986年底，我在競選立委時，推出全國第一張公開呼籲讓老兵返鄉探親的傳單──「國民黨，讓我回家」；次年11月，蔣經國正式開放老兵返鄉探親；我在第二任立委期間（1987/2－1990/1），曾率先在立法院提出每位立委捐一日所得協助老兵返鄉探親，並領銜在全國發起「一人一元協助老兵返鄉探親運動」。

隨著在台灣的大陸老兵返鄉探親的發展，也相應引發在大陸的台籍老兵返鄉相關事宜。1994年春，為著台籍老兵相關事宜，許昭榮來到我的辦公室，當我聽完他個人的人生遭遇與努力在大陸尋找尚存的台籍老兵，基於歷史體認及民胞物與的情懷，我向他表示：「從今天起，我將盡我所能，謙誠地來協助台籍老兵的有關事宜」──這也成為我第三任立委（1993/2－1996/1）主要工作之一。

所謂台籍老兵，就是在國共內戰後期，國民黨在台灣以各種方式，包括欺騙和非志願，強徵台灣青年到大陸參戰的兵員。依「中華民國原國軍台籍老兵暨遺族協會」（以下簡稱「台籍老兵協會」）的估計，從1945年底到1948年間，被強徵的台籍老兵約有一萬五千人左右。

1994年4月，我主持一場「黑水溝彼岸的鄉愁－台籍老兵問題面面觀」公聽會，當聽到那些操著「山東腔」、「上海腔」的台籍老兵訴說他們斑斑血淚的事蹟時，無不動容：「我們並未被告知要去大陸，欺騙說要移防嘉義，事實上卻被調往中國打戰」；「到達上海才發給手榴彈、槍械，和共產黨八路軍開戰，問題是，那時我們連八路是哪一個國家也不知道」；「那時國民黨跟我們說，去中國是為了接受軍事訓練，以便日後回山地部族服務，但事實上卻是受騙了」。

這些轉戰於錦州、塔山、徐州、平津及沿海戰役的台灣子弟，在雨雪紛飛的「祖國」，在冰天凍地裡荷槍挺進，沿途留下的卻是袍澤的屍體和不忍揮淚的乖離……

這場空前絕後的公聽會也呈現了台籍老兵的面貌與處境：「我們在大陸時有家歸不得，在台灣定居四年卻仍沒有人聞問，父母早已不在，家鄉對我們而言，十分地陌生」；「原來在森林之巔的家已不存在，現在住在不屬於自己的平野，誰來照顧？家又在何方？」；「我們台籍老兵一生戎馬為國，終生只能作二等兵，連個受國家照顧俸養的『榮民』資格都沒有！」這正是1990年代初在經濟上貧無立錐、精神上只能行走於荒原、身份認同上是社會邊緣人、想要「回家」卻無家可歸或回了家又尋找不到「回家」感覺的台籍老兵最真實寫照。

從1994年起，我一直陪台籍老兵同行：我曾帶他們「回家」──國防部，孫震部長親自接見，並表示歡迎台籍老兵「回家」；我也曾陪他們到國民黨中央黨部抗議，蔣仲苓部長懷著「老兵」的心情，親自和他們協調；兩年之內，有關台籍老兵的身份認同、物質撫慰與精神照顧，國防部大多有了具體的承諾，而在這整個「回家」與爭取權益的過程上，我始終看到許昭榮帶領台籍老兵參與奮鬥的身影。由於這種並肩同行的淵源與感情，「台籍老兵協會」以「台兵聘字第一號」聘書，敦聘我為「本協會名譽顧問」。

基於對台籍老兵命運的感嘆，這些年來，許昭榮一直希望找塊地、立碑紀念，藉以惕勵後人。幾經努力，他終於獲得高雄市政府的支持，取得在高雄市旗津附近約一公頃土地，作為「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之用。他很快地在有限的資源與很短的時間內，豎起「魂鎮故土」、「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今年五月廿日，在二次政黨輪替交接的同一天晚上，這位台籍老兵權益的代言人與引導人，卻以最悲壯的自焚方式結束他悲愴的一生。從他所留下了「我的遺言」，誓言：「本人甘願死守台灣唯一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直到催生國立『台灣歷代戰歿英靈紀念碑』為止」。

許昭榮的自焚，固然蘊含有個人的悲憤與失落，更蘊含有大時代的悲愴。如果我們能拋棄狹隘的黨派觀點與意識形態，而從歷史的高度、人文的情懷、人道的精神、藝術的角度，活化並豐富「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的內涵與意義，對兩岸所有經歷過大時代悲慘命運的人民而言，都是一件既能激勵人心、又能警惕歷史的重大心靈與歷史復建工程。

這本是一件陳水扁執政時期應做好而尚未做好的工作，對馬英九政府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會。如果馬英九總統能延續尚未成為總統之前的馬英九，在追念蔣渭水與關懷二二八受難者家屬所展現的用心與用力，同樣來為這一重大的心靈與歷史復建工程用心與用力，不僅有助於融化歷史宿怨，而且也能增強社會和諧團結，更是撫慰將凋零殆盡的台籍老兵悲愴命運的最好方式。

民進黨再出發

2008-04-06T21:08:00.000-07:00

說明:本文摘要刊於2008年4月1日中國時報，此為全文原稿。

三年半來，民進黨連續遭到三大慘敗：

一為2005年12月的地方縣市長選舉，國民黨贏得17席，民進黨贏得6席，加上北高兩市各一席，兩黨的縣市長比數為18比7，國民黨形成「地方包圍中央」的基本態勢。

二為2008年1月的立委選舉，在113席立委中，國民黨獲得81席，民進黨獲得27席，這是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以來，國民黨第一次獲得逾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

三為2008年3月的總統大選，馬英九以空前多的得票數765萬，空前高的得票率58.45％，空前大的票數差距221萬，贏得勝利。

這三大慘敗，有如三大「強震」，已將八年來一直在享受權力甜蜜滋味的民進黨府院黨領導階層，震撼的人人忐忑不安。隨著520政權即將移交，除了「強震」之外，後續的「餘震」也可能接連爆發，這些「餘震」至少包括三個範疇：

一、已經受到起訴、或初審已判刑的司法案件的發展：特別像包括陳水扁本人及其家庭成員、幾位黨內「天王」案件的發展，格外引人注目。

二、可能出現新的司法案件的發展：隨著政權易手，不少資料將逐漸被揭露，包括一些政務官、綠色官員、不同部會國營單位及其衍生的非營業基金等單位的有關負責人（包括董監事、經營者），是否也會因資訊的揭露產生新的司法案件，也將引發關注。

三、已起訴的立委司法案件的發展：民進黨在國會已成為少數黨，27位立委的角色和功能，將有如當年的黨外立委一樣，需要在立法院內發揮戰力，引導議題，鼓舞士氣，凝聚人心、重燃人民對民進黨的向心與信心。如果他們之中被起訴者有不利的發展，或又有人涉入新的司法案件，這樣的「餘震」將會對民進黨造成重大傷害。

如果這些「餘震」，在520之後，接二連三爆發，且又朝不利的方向發展；而在相同的時間，執政後的馬英九政府，如果能防止貪腐，又勵精圖治，逐步推動並落實所提出的政見，讓人民感受到實質的改善，且又有發展的願景，則民進黨在未來的選舉將會面臨更艱難的形勢。換言之，如果民進黨仍昧於形勢，不能知己知彼，不知失敗的癥結所在，不敢勇於承擔失敗；如果民進黨內高層仍個人重於派系，派系重於政黨，高層之間如果還內耗重於團結，又不能引咎自責，「俯首甘為孺子牛」，則民進黨將會迎接更淒風苦雨的谷底。

民進黨源於黨外，黨外精神就是民進黨創黨精神，其核心內容為：「民主、公義、本土」。大致地說，隨著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和1996年總統直選的實施，台灣的「民主」已告建立；而隨著總統直選的幾度進行，「台灣主體」也已成為台灣社會的主流；這是以黨外和民進黨為火車頭所推動的傲人紀錄。但陳水扁及其共生體系為掩飾「執政失靈」，竟祭出「本土專賣店」的大旗，製造「新三合一」理論（詳見黃煌雄部落格http://huanghsiung.blogspot.com），俾確保「本土政權」的「壟斷性」和「排他性」，結果「本土政權」不僅成為庇護貪腐與特權的符碼，更公然與黨外和民進黨長期所堅持的「民主」本質與「公義」精神背道而馳。所以，敗在自己是民進黨真正檢討的起點，民進黨只有徹底認清慘敗的原因，並要導致慘敗的人嚴肅負起慘敗的責任，民進黨才算踏出選後反省改革的第一步。

黨外與民進黨創黨精神具有永恆價值，但必須與時俱進。當前的階段，「民主」的重點應由「建立」轉到「鞏固」；「本土」的重點應由「台灣主體」轉到「永續經營」；所以「民主、公義、本土」的現階段內容是：「鞏固民主、追求公義、永續經營」（詳見黃煌雄部落格http://huanghsiung.blogspot.com）。民進黨固不必因慘敗而對本身的價值產生動搖，失去信心，甚至滋長自卑，卻可從黨外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成長過程上，所代表的新生、知識、形象、進步、前瞻、無畏、堅韌以及台灣傳統核心價值的謙虛、忠厚、質樸、勤儉、刻苦耐勞，加上以蔣渭水為代表的台灣近代「先覺者」所展現的那股「磅礴之氣」，得到靈感與鼓舞，燃起生命的意義。

1981年，在美麗島事件之後，我以黨外立委的身分，率先喊出「黨外再出發」，公開撰文呼籲黨外在國民黨所加諸的嚴重「外傷」背景下，應發揮「焚而不燬」的「火鳳凰」精神，發揮海明威「老人與海」那位老人所表現的永不灰心的精神，來證明「黨外並不是為失敗而生」。27年後，民進黨因「內傷」（執政失靈）而導致「外傷」（三大慘敗）的背景下，也面臨「再出發」的問題：民進黨會變成「NGO」嗎？民進黨會「泡沫化」嗎？台灣的政治需要監督制衡的力量嗎？民主政治需要穩定的競爭力量嗎？「民進黨再出發」，就是要以愧對人民的贖罪心情、謙卑的態度、堅定的決心和具體的行動，來回應這些問題與要求。

從「黨外再出發」到「民進黨再出發」，證明「人民的力量」是偉大的。由於「人民的力量」，從黨外到民進黨，由批評者變成競爭者變成執政者；同樣地，由於「人民的力量」，民進黨又由執政者變成在野者；「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是最活生生的教訓，也是「再出發」的民進黨最應引以為鑒、並保持高度戒慎恐懼的準則。

2008總統大選啟示錄

2008-03-23T19:50:00.000-07:00

說明:本文刊於2008年3月24日聯合報民意論壇，更名為「魔咒已破，鞏固台灣民主」，此為原稿全文。

2008年的總統大選在激情與平順中完成。馬英九獲得765餘萬票，得票率58.45﹪，大勝謝長廷221餘萬票，當選第12屆中華民國總統。他的得票數與得票率，都比前三次總統大選的當選人李登輝與陳水扁還高，儼然一個馬英九時代正呼之欲出。

香港出生、屬於少數族群，台語講的並不「輪轉」的馬英九，為何能在福佬人居多數（約占七成）的台灣，在25個縣市中，贏得20個縣市，並打破第一次總統大選時李登輝以訴諸「台灣人的悲情」所創下的得票數（581萬）與得票率（54％）？

在本次總統大選過程上，儘管曾引發司法交鋒、公投對打、綠卡爭論、踢館事件、男榮女霞、一中市場、316對決、西藏問題、……諸議題，但就選舉結果而論，影響此次總統大選最根本的原因，實為「執政失靈」與「馬英九因素」。

「執政失靈」代表陳水扁政府執政八年的全面失敗。此次總統大選不僅是民進黨繼2005年地方縣市首長選舉、2008年一月立法委員選舉之後又一次的慘敗，更是陳水扁政府「執政失靈」最後的總結算。導致這種「執政失靈」的原因包括：陳水扁本人缺乏對總統職權應有的素養與戒慎恐懼的態度；缺乏對總統本人應有的制約機制；缺乏一個廉能有效的執政團隊。

由於這三大「缺乏」，陳水扁本人很快地從一位黨外人士、民主工作者變成一位傲慢的權力擁有者，又變成一位不知節制的權力濫用者，而其最終結果不但沒有帶來三代台灣人原來引頸期待、夢寐以求的目標，反而將從黨外時代開始的民主鬥士犧牲奮鬥所栽培的民進黨，竟因這種「執政失靈」而面臨空前慘敗的命運。

「馬英九因素」指的是馬英九本人在此次總統大選中所佔有的角色。儘管此次總統大選，相對而言，是團結的國民黨對離心的民進黨，但國民黨總統候選人如果不是馬英九，即使國民黨贏了，也不可能像馬英九贏的那麼甜美。長期以來，由於媒體的形塑，在一般社會的觀感中，馬英九建立了清新、不沾鍋的形象，在當前惡質的政治風氣下，這一形象成為他的一大政治資產；加上，近年來他勇於面對台灣歷史記憶的誠意與努力，以及他在此次總統大選中深入基層的行腳與長住，且一再表示要找回台灣傳統核心價值的作法，都使他成為國民黨的「異數」，也使他成為一位真正融入台灣主流社會、並為主流社會所接受的外省人。

總結地說，這次總統大選是由於陳水扁政府的「執政失靈」，台灣人民拋棄了民進黨，更大程度接受了馬英九，而非擁抱國民黨。加上，馬蕭在競選策略上，抓對了經濟主題，提出願景，要求改變；而作為執政黨的謝蘇，卻訴諸過去與悲情，而無法訴諸政績，馬蕭乃能拉開差距，創造總統選舉史上的新紀錄。

在當選後的第一次公開談話，馬英九表示將以「感恩」的心情與「謙卑」的態度，來回應台灣人民的支持與期待，並宣稱將致力成為「新台灣的開創者」。馬英九即將接掌政府，即將接掌權力，他的第一個真實考驗，將是如何突破人情與權力的包圍，組成一個廉能有效的執政團隊──這是八年來陳水扁最應做好又沒有做好、甚至成為所犯下最嚴重而又不可挽回的錯誤。在這個考驗的時刻，孫中山所說「天下為公」，諸葛亮所說「親賢臣、遠小人」，都將是檢驗馬英九是否言行一致，以及能否組成才德兼備的一流工作團隊的最重要指標。

馬英九已成為第一位當選台灣總統的外省人，他的當選代表台灣已突破政治發展最後一道魔咒──族群的藩籬。在台灣民主建立的旅程上，馬英九幾乎是留白的，至少是沒有主動角色，但在未來民主鞏固的旅程上，由於陳水扁八年來的不良示範，卻為他提供難得的舞台與機會。馬英九實有責任，在未來的總統任期中，經由他本人的言行、以及他對總統角色的認知與職權行使的拿捏，展現他的素養，並建立制約的機制，俾增進總統直選制度的穩定與向心，強化台灣的民主鞏固。

歐巴馬崛起的故事: 能給台灣什麼啟發

2008-02-25T21:58:00.000-08:00

說明：本文摘要於2008年2月23日刊於聯合報民意論壇，此為原文全文。

2007年七月九日，謝長廷與馬英九分別成為朝野兩大政黨總統候選人之後，兩人第一次同時參加「歷史與政治的對話」，結束時，我以主持人的身份，分別向兩位致贈「希望與夢想─歐巴馬的故事」一書。當時這位故事的主角──歐巴馬並未引起國內媒體的注意，七個多月以後，隨著「超級星期二」的初選結果以及其後他的連下十城，不僅在美國，即在全世界，「歐巴馬旋風」、「歐巴馬現象」都成為舉世關注的焦點。

到目前為止，民主黨已舉辦初選的州有36個，歐巴馬贏了25州，獲得宣誓代表1199票，希拉蕊只贏了11州，獲得宣誓代表1040票（摘自2月20日歐巴馬網站），歐巴馬不論是在「州」與「宣誓代表」的數量都已保持領先，且逐步拉開與初選開始前一片看好、享有第一夫人光圈與全國性聲望、又連任紐約州聯邦參議員的希拉蕊的差距。為什麼一位生父為肯亞人、繼父為印尼人的非裔美國人，以46歲的年齡，就任伊利諾州聯邦參議員還不到四年的短短資歷，竟能在美國種族黑白分明的社會，創造出美國選舉史上、甚至是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現象與風潮呢？

2004年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歐巴馬受邀擔任一場演講，他強調：「美國不是一個黑人的美國，也不是白人的美國，不是拉丁裔的美國，也不是亞洲人的美國，而是一個種族融合的美國」，這樣的「美國不是以膚色，而是以品格來作評斷」。這個核心基調正是歐巴馬自宣佈角逐民主黨總統提名以來一貫堅持的觀點，而他在自傳式的「The Audacity of Hope」一書，更以娓娓道來的方式，暢談他對「價值」、「美國憲法」、「信仰」、「種族」、「家庭」、「政治」、「機會」的看法。他雖然出身平民，卻不訴諸黑人的激情與悲情，而是以本人的實踐，從哥倫比亞大學到哈佛大學法學院，從社區工作者到芝加哥大學憲法教師，從人權律師到伊利諾州參議員，流露出美國主流社會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與思考觀點。這本2006年出版，已成為紐約時報暢銷書，最近並獲得葛萊美有聲書獎的著作，可說是歐巴馬總統之路的奠基工程，就初選的結果，特別是從維吉尼亞州、馬利蘭州、威斯康辛州初選所顯示的，他不但在年輕和黑人選票遙遙領先，而在希拉蕊最強的婦女與白人選票，兩人已不分軒輊，歐巴馬甚至後來居上。這種投票反映出：美國主流社會已接受了歐巴馬──歐巴馬已是美國的歐巴馬、而不是黑人的歐巴馬。

「九一一」之後，美國新保守主義應運而興，從2001年掃除阿富汗神學士政權到2003入侵伊拉克，新保守主義紅極一時，但隨著美國在伊拉克愈陷愈深，犧牲大量人命，耗掉大量預算，而仍然無法從伊拉克光榮脫身，華府政治乃與人民漸行漸遠。歐巴馬的崛起正代表這一背景，他率先反對伊拉克戰爭，正式要求美國儘早從伊拉克撤軍，他抨擊華府政治令人民厭煩，但卻同時要求美國人民對政治不應從冷漠走向絕望，而應如同他本人一樣，經由參與共同實現美國的夢想。他在競選中最重要的口號便是「改變」、「是的，我們能夠」。目前超過一百家以上支持歐巴馬的報社和近百萬以上小額捐款者、以及歐巴馬網站上來自美國各州基層的義工，他們支持歐巴馬最大的共同理由便是：歐巴馬「重新喚醒美國人的想像、工作倫理和希望」；歐巴馬代表「美國已失去很久的一種感覺──熱望的感覺」；歐巴馬更是「一個能夠激勵美國人民的領導者」。正如卡洛琳甘迺迪所說：在歐巴馬身上，看到我父親（已故甘迺迪總統）在1960年代鼓舞整個世代的影子。事實上，「inspire」一詞已成為支持歐巴馬的最經典用語，由於他的激勵，各州的草根志工幾乎都為歐巴馬打了十萬通以上的支持電話，年輕選民倍增，黑人投票率提高，這些都成為歐巴馬共同參與改變美國歷史的生力軍。

隨著初選的發展，從美國東部到西部、北部到南部，以及心臟地帶的中西部，歐巴馬大多贏得驚人的勝利，為配合這個勝利的節奏，歐巴馬提出這次美國民主黨初選以及總統選舉並不是「地域、宗教、性別、貧富、老少、黑白、拉丁、亞洲裔」的選擇，而是「過去v.s.未來」的選擇。他認為民主黨是一個能夠「改變」的政黨，也是一個屬於「未來」的政黨，而美國人民將會選擇一個代表「未來」願景，而非沈醉於過去的總統。所以歐巴馬如果能贏得初選，進而贏得總統寶座，將不只贏得選舉，也將贏得「改變的多數」。

和希拉蕊相比，歐巴馬已贏得多數的州、多數的宣誓代表、多數選民的支持；他也得到甘迺迪家族、2004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Kerry、以及2008年民主黨總統初選原來第三強、現已退選的愛德華過半數以上幕僚及草根組織負責人的支持，正如一位資深的黑人民權運動領袖所說：「有些事情在美國已發生了，美國人民已準備好大躍進」。三月四日德州與俄亥俄州的初選，可能代表希拉蕊的馬其諾防線，如果歐巴馬能跨過這一關，在美國歷史上空前的事情就會發生了──民主黨推出第一位黑人競選美國總統，而這種創舉也正如歐巴馬所說：「只有在美國這樣偉大的國家才可能出現」，「美國歷史新的篇章已經到來」。

歐巴馬所代表的是美國的歐巴馬、而不是黑人的歐巴馬；歐巴馬激勵了美國人失去已久的希望；歐巴馬提出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是「過去v.s.未來」的選擇；美國是關係我國命運最重要的盟邦，美國的歐巴馬崛起的故事──融入主流社會、超越種族、燃起希望、擁抱未來，應該可以豐富我國兩位總統候選人的一些靈感，也應該可以帶給台灣人民一些有意義的啟發。

總統選舉的高度

2008-02-17T22:10:00.000-08:00

說明:本文摘要於2008年2月18日刊於中國時報時論廣場，此為原文全文。

自1990年六月民進黨提出民主大憲章，率先主張總統應由直接民選產生，到同年七月國是會議接受「總統應由全體公民選舉」的共識，到1996年三月完成第一次總統直選，其間大約六年，到目前為止，總統直選已舉辦過三次，產生兩位民選總統。

1996年李登輝是在中國飛彈演習與訴諸「台灣人悲情」的雙重奏下，在四組候選人中，以絕對多數當選第一位民選總統；2000年陳水扁是在國民黨分裂及「興票案」陰影下，以相對多數當選為弱勢總統，首度完成政黨輪替；2004年陳水扁則揭起維護「本土政權」的大旗，並在「三一九」槍擊案的震撼中，成為第一位連任的民選總統。

從李登輝的「台灣人的悲哀」到陳水扁的「本土政權」，經過三次總統大選的實踐，「台灣主體」、「台灣認同」已是大勢所趨，成為社會主要思潮。在即將舉行的第四次總統大選，民進黨的謝長廷當然要以延續「本土政權」自期自勉，或許還想排他的以「本土政權」的「專賣」自許，至少也要以「本土政權」的「大宗」自居；國民黨的馬英九則提出「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本土」旗幟，宣稱要疼惜「台灣的核心價值」。在前後四次的總統大選中，有關「台灣主體」、「台灣認同」的論述，從沒有像這一次這麼趨同、這麼接近。

身為民主大憲章研究小組召集人，我應該坦誠，在十多年前，我們已預料到：只要總統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一定會強化台灣認同，凝聚國民意識。目前的這種發展，符合當年我們的戰略評估；但當年我們似乎太專注於總統直選的推動，不但缺乏如美國制憲祖先在「聯邦論」所呈現的那種對去掉一個皇帝、可能又來另一個皇帝戒慎恐懼的憲政辯論，而且對民選總統也表現得太過期待與信任，直覺認為人民「出頭天」之後，民選的總統一定會像1958年東山再起的法國總統戴高樂一樣，珍惜人民的授權與信賴，將國家帶向繁榮與尊嚴。

十多年之後，這一樸素的願望顯然落空。由於當權者對權力缺乏足夠的素養，而權力又未能受到有效的制約，乃引發了特權與貪腐，不但造成執政績效不彰，更使貪腐成為國人最痛恨的指標之一，並使「清廉」與「誠信」成為國人對此次總統候選人最嚴厲的要求之一。

作為第四次民選總統候選人，馬英九和謝長廷承受「台灣主體」與「台灣認同」的共同遺產，也承受「清廉」與「誠信」的共同要求；但在當前特殊的國內外背景下，做為國民意志最高象徵與憲政中心的總統，還應具有智慧與遠見；歷史觀與世界觀；能「親賢臣，遠小人」，組成廉能的執政團隊；又能獲得人民信任，「把持理想，凝視現實」，有效處理兩岸關係的現在與未來。

這樣的一位總統當然具有歷史的高度，而具有這種高度的總統選舉當然不同於縣市長和立委選舉，因此兩位總統候選人和其競選團隊，如果能夠深凜在總統競選過程上，雙方的競選主張與競選手段，都會對民主實踐產生重大影響而有所不敢或有所不為時，不管哪一位總統候選人最後獲勝，對台灣民主鞏固都是一大福音。

就前三次的總統大選比較，第一次最具有正面意義。當時，外有中國的恫嚇，內因李登輝的穩定領先及其他三位候選人的風格與年齡，就競選過程及結果而論，所有候選人的表現對民主鞏固都是正面的；第二次的「興票案」是由國民黨發動的，目前在司法上雖已還給宋楚瑜清白，但政治上宋楚瑜卻失去了機會，由於負面選舉具有一定的殺傷力，「興票案」的幽靈仍然會浮現在候選人及其競選團隊的腦海之中；「三一九」槍擊案和2006年高雄市長選舉的「走路工」案，國民黨已定調為民進黨選舉的「奧步」，並要全民提防，有如防颱。

當年國民黨以「葉公好龍」的心情，在台灣地區引進選舉制度，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靠著「作票」和「買票」獲得選舉多數，國民黨不但是「作票」、「買票」的「加害者」，也是負面選舉的「老祖宗」，黨外及民進黨一直是選舉不公的「受害者」。（註：我本人就是1982年立委選舉「作票」的「受害者」）及民進黨執政，雖然「執政失靈」，卻鑽研選舉之術，甚至研發以「受害」經驗累積的心得，靈活運用台灣歷史所形成的悲情與善良的民族性格及大眾心理，在選戰最敏感的時刻，遊走在法律邊緣之間，採行「頭過身就過」的選舉手段，引發爭端，扣緊人心，調動情緒，以坐收選舉之利。這就是國民黨所謂的「奧步」。在台灣的選舉史上，因為這種新型選舉「奧步」的應運而興，國民黨竟第一次成為「受害者」，民進黨竟也第一次成為「加害者」，這是非常反諷的現象。

大致而言，「作票」及「買票」已遠離台灣的總統選舉，負面選舉和選舉「奧步」是檢驗這次總統選舉的消極指標。到目前為止，雙方陣營的競選互動，儘管已出現一些消極指標，但並非籠罩性，我們真誠地希望，朝野兩位總統候選人在未來三十六天考驗的日子，能本於學養與素養，基於對總統直選制度的穩定與民主鞏固的責任，能夠拒絕消極指標的誘惑，跨過第二次與第三次總統大選的陰暗與晦澀，共創一條優質的競選風格──以值得信賴的人格特質，具體可行又有遠景的治國方案，尊重對手而不是毀滅對手的競選方式，不但要贏得選舉勝利，更要贏得全民團結。

我們虔誠地期待：2008年的總統大選將比1996年的總統大選，對民主鞏固更具有正面意義；1940年代（註：謝長廷世代）與1950年代（註：馬英九世代）出生的政治工作者所展現的格局與高度，絕不會讓1920年代（註：李登輝世代）出生的父執輩與1890年代（註：蔣渭水世代）出生的祖父輩的政治工作者，感到失望或專美於前。

黨外˙本土˙專賣

2008-02-03T09:56:00.000-08:00

說明:本文全文刊於2008年2月1日中國時報。

在戒嚴時代，國民黨為了裝飾政黨政治，長期扶持青年黨與民社黨，使其得以「合法」的生存，黃信介曾貼切地形容這兩個政黨為「國民黨廁所裡的花瓶」。黃信介這一傳神的說法，也間接指出當時國民黨在政治上唯一的對手便是黨外。

二二八事件與戒嚴體制，創造了黨外的集體意識與政治空間。黨外在萌芽之初與發展過程上，並不專屬於哪一個人、哪一個團體，而係代表國民黨之外的「異議人士」，代表反對國民黨的聲音與力量。作為威權體制下的被統治者，黨外長期處於卑微的地位，屬於杜思妥也夫斯基所說「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一群，但卻在苦難與被壓迫中淬煉出黨外精神──「民主、公義（道）、本土」。所以，黨外精神實是受傷的人民經過歷史的沉澱，所表現出一種低沉的、深厚的、焚而不燬的集體現象，這是特定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特定歷史集體意識，並已成為台灣精神與台灣歷史的重要成分。

黨外精神的核心內容，在早期形塑的過程上，最凸顯的有兩項追求：一為「反對威權、追求民主」；二為「反對特權、追求公道（義）」。追求「民主」與「公道」，可說是黨外在吶喊階段最強烈的共同音調與最大公約數，黨外也正因這兩大追求的正當性與神聖性，沛然莫之能禦，才能突破黨國體制枷鎖，逐步成長茁壯，組成民進黨，成為國內兩大政治力量之一，並終於在二千年完成政黨輪替的美夢。

從歷史關係而言，儘管民進黨曾延續黨外香火，代表黨外精神，繼承黨外追求，兩者曾經是一體之兩面，一度可劃上等號，但黨外精神和任何特定政黨，包括民進黨在內，卻很難永遠劃上等號。由於權力本質所蘊含的排他性、誘惑性和腐蝕性，任何政黨一旦長期享有權力之後，除非具有高度的自律素養、思想準備和監督機制，很難不為權力所腐化。戒嚴體制下的國民黨即因權力的腐化，而在「人民的力量」審判下黯然下臺；民進黨中央執政以來，由於一些代表性人物活生生留下腐化的烙印，而與黨外精神漸行漸遠，因而也在「人民的力量」審判下遭到一月十二日立委選舉的慘敗。所以黨外精神，正如以蔣渭水為代表的「先覺者」所遺留的精神遺產一樣，並不專屬於哪個特定個人、哪個特定政黨，而是超越黨派、超越時空、屬於所有台灣人民的、屬於台灣歷史的。

黨外有如一棵活生生的樹，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自在萌芽，不僅洋溢著濃濃的本土氣息，更帶著一種無可取代的生根，所以「本土」不僅是黨外精神三大核心內容之一，更可說是黨外的本質。當台灣社會還處在「反共的跳板」、「復興的基地」、「歷史的支流」、「中原的邊陲」的氛圍時，黨外基於智慧與勇氣，對「本土」的堅持與推動，終於改變了形勢；今天，當「台灣主體」、「台灣認同」逐漸蔚為主流，甚至已成為朝野兩大政黨的共同主張時，從一九二○年代以來，以蔣渭水為代表的台灣近代民族運動所推展的本土運動，可說發展到空前落實的歷史階段。

總統選舉與國會選舉，選民都與繳稅有關，自然包含有疆界觀念，因此，定期由臺灣人民依法直接選出的新總統與新國會，不管是哪一個人、哪一個政黨，當然屬於「本土」政權。所以「本土」政權也不是專屬哪個特定個人的、哪個特定政黨的，「本土」政權是民主政治的產物，是台灣民主已告建立的見證，也是作為國家主人的台灣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本土」選民以選票展現的意志，不管是哪個政黨取得多數，所組成的政府就叫「本土」政權。

一九八一年我主持宜蘭縣縣長的輔選，喊出一句有力的口號：「打破國民黨三十年縣長專賣局面」，那一年縣長「專賣」局面被打破了；從黨外演變而來的民進黨，對於黨外精神與本土意識，曾付出過，奉獻過，但卻不能「專賣」，尤其不能成為一些失德又無能的當權者及依附者，假維護「本土」政權之名行違背黨外精神之實的「專賣」。當美國聯邦參議員歐巴馬以第一位非裔美國人的身分參與民主黨總統初選，並展現出磅礡氣勢之時，民進黨內有志之士，不管自覺或不自覺，還能懷抱著排他的態度，以「本土」政權獨一無二的「專賣局」自居嗎？還能陶醉在支持與掩護這種「專賣」立論的掌聲中而怡然自在嗎？當台灣總統直選已進入第四次，國會全面改選更已完成六次以後，包括民進黨在內的全國人民都應謙誠地共同接受：黨外精神與本土意識是超越黨派的，是屬於全民的、是屬於台灣的。

再論民進黨往何處去

2008-01-28T14:38:00.000-08:00

說明:註：本文摘要刊於2008年1月27日聯合報民意論壇，此為全文原稿。

大約三十年前，我以黨外人士的身分，首度提出「國民黨往何處去」，想不到三十年後，執政不到八年的民進黨，也已面臨相同的問題，「民進黨往何處去」經過今年一月十二日立委選舉以後，已經不僅僅是關心者或批評者所探討的理論問題，更成為民進黨本身生存及台灣民主發展的重大政治問題。

在113席立委中，國民黨總共當選81席，其中79席區域立委中，當選61席，得票率為53˙5％，34席不分區立委中，得到20席，得票率為51˙23％；民進黨總共當選27席，其中區域13席，得票率為38˙17％，不分區14席，得票率為36˙91％；國民黨席次占立委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如果加上泛藍，總席次增為86席，占立委總額四分之三以上。這種選舉結果，正如陳水扁在辭去黨主席記者會上所說的，為「民進黨創黨以來最大的一次慘敗」。

國民黨不僅席次獲得壓倒性，選票更贏得驚人。包括雲林以北的縣市，除了少數例外，國民黨區域當選人都贏過民進黨候選人1˙5萬票以上，有些且高出一倍以上，贏到五萬票或六萬票之多；而民進黨除了台南縣的當選人贏過國民黨候選人一萬票以外，其餘都在一萬票以內，有的更只有幾百票之差而已；這種贏者小贏，輸者大輸的現象，正足以說明民進黨無法將這次的慘敗，主要歸咎於新的選舉制度──小選區、一區當選一人。事實上，是有其他更深層的因素。

其中更深層的因素之一，即為民進黨初選過程中的激烈競爭，特別是排藍規定所引發的內部緊張，加上派系鬥爭以及人頭黨員的後遺症，終於使民進黨遭遇到甚至連國民黨都意想不到的慘敗。

但民進黨這次慘敗更深層的根本因素，實為「執政失靈」──「政治家缺位」。八年前，陳水扁在海內外台灣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走進總統府，期待他能實踐三代台灣人民夢寐以求的理想，但曾幾何時，美夢未能成真，貪腐反而滋生，他所領導的政府，不但嚴重損及民進黨的形象，腐蝕民進黨的創黨理念與歷經兩代台灣人民共同累積形塑而成的黨外精神，而多年來一些黨政要員的恣意妄言，更與台灣人民的傳統價值背道而馳，善良的台灣人民在沉默中經由選票，行使國家主人的權利與意志，在這次大選中教訓了民進黨。

民進黨的創黨理念源自黨外精神，其核心內容有三：一為「反對威權，追求民主」；二為「反對特權，追求公義」；三為「台灣主體，永續經營」；簡而言之，即為「民主、公義、本土」。但民進黨執政八年來，卻常在自覺或不自覺間，公開違背這種創黨精神與核心價值。

在戒嚴時代，國民黨創造了三合一理論：「黨外是台獨的外圍，台獨是共匪的外圍，所以黨外是共匪外圍的外圍」；民進黨執政以來，以「本土專賣局」自居，創造了新的三合一理論：支持泛藍就是支持中國（中共），支持中國就是賣台，所以支持泛藍是賣台的外圍的外圍。在一個人民經由定期選舉來選擇政府的民主時代，民進黨一些黨政要員，竟然將國家主人二分法，製造對立，根本違背從黨外時代以來所追求的民主本質。可以預料地，隨著此次立委選舉的慘敗，此一違背民主潮流的新三合一理論，今後必將與戒嚴時代國民黨所創造的舊三合一理論一樣，日漸失靈。

在黨外時代，在全台各地盛大的演講場合，最打動人心的口號之一，便是反對國民黨特權與貪腐，「要求公道」，黨外人士口中的「公道」與「公義」是同義語。國民黨的下台，實與國民黨長期的特權與貪腐有關。民進黨執政以後，由於對執政與權力缺乏應有的思想準備，以及相應的配套機制，有關特權與貪腐的案例不斷被揭露，從二○○六年起，且逐步發展到權力的最核心，廣大支持者回想當年他們為追求民主與公道所展現那種「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氣概，再看看這些年來一些「當官」所表現那種「我不進天堂、誰進天堂」的作法，莫不感到「鬱卒」而心痛不已。

台灣人民本質上是憨厚、善良、老實、勤奮、純樸、謙虛，甚至有點木訥，他們對於「當官」，基本上是尊重的，但當一些「當官」不像「當官」的樣子，不但行為舉止不夠「莊重」、「端莊」，而且還伶牙利嘴，亂說話，亂罵人，台灣人民「傻」住了，他們納悶，他們在想：這些「當官」的修養怎麼還不如我們這些老百姓呢？！他們基於維護台灣傳統價值的本性，在內心上對於這些「當官」不免感到漠然與厭倦。

違背黨外精神、違背創黨理念、違背台灣傳統價值，是民進黨這次慘敗的根本因素，由於民進黨這三大違背，台灣人民生氣了、爆發了，台灣人民給民進黨一個總教訓。台灣人民對民進黨嚴厲表示：我們給了你機會，但我們不允許你這樣繼續下去。

立委選舉揭曉之後，大勝的國民黨謙虛地向人民深深鞠躬，馬英九更提醒國民黨要保持「戒慎恐懼」；慘敗到幾乎崩盤的民進黨，繼任黨主席的謝長廷說：「人民教訓的聲音，我們聽到了」；作為國家主人的選民，似乎好久沒有聽到或看到兩大政黨這麼謙卑了，這是兩大政黨展開良性競爭的時刻，我們樂見這樣一個新的發展氛圍。

總統選舉在兩個月之內就要舉行，時間非常緊迫，民進黨應當徹底體認這次立委慘敗的的根本因素，更要真實體認「總統再選不贏，準備轉型為NGO」的危機。在這個非常時刻，民進黨內一些長期享有權力的人，以及習慣於派系考慮優先的人，如果還不知道服從大局，仍然流於意氣，甚至只想著做官，那就正如謝長廷所說的：「不知廉恥」。民進黨當然志在贏得總統選舉，但在競選過程上，更應徹底體認再也不能失掉黨格，失掉黨魂，失掉黨外精神，失掉創黨理念，失掉台灣傳統價值。

「有關『民進黨往何處去』的第一篇文章，請參閱黃煌雄部落格http://huanghsiung.blogspot.com/」

維護民主體制的呼籲

2008-01-01T20:12:00.000-08:00

附注：本文寫於2008年1月1日，為2008年第一篇獻禮，本文未發表。

作者按：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監察院年度性巡查行政院時，基於對民主鞏固的憂慮與期待，我以一位監察委員的身分，向蕭萬長院長及其內閣提出了口頭詢問；二千年，台灣首度政黨輪替，朝野易位八年來，台灣民主的鞏固不但沒有進展，反而更令人憂慮。值此2008年總統大選又進入最後的緊張階段，重溫八年前我這項相同而完整的內容的呼籲，實仍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上個禮拜，在倫敦的一個晚上，我輾轉未能成眠，腦海中浮現一些想法。一個禮拜以來，我一直在整理這些想法，並且問：我是否適宜在今天這種難得的時刻表達這些想法。今天清早，我大約三點鐘起床，經過反覆思考之後，基於兩個理由，我決定在這裡表達這些想法：

第一：從憲法與歷史的角度來看，監察院最主要的職責，便是糾彈違失、匡正政風。目前匡正政風最核心的工作，便是匡正選風；匡正選風與當權者如何使用權力有最直接與密切的關係。

第二：對於總統直選制度，我有一份特殊的心情；在內心上，也自期自勉有一種特殊的責任。

總結地說，我對蕭院長要提出三個問題；但在提出三個問題之前，我要先做五點論述：

第一點論述：台灣推動總統直選大約分成兩個階段，我們（註：在野人士）推動在先，李總統完成在後，國是會議是個分水嶺。國是會議之前，我們推動總統直選的最主要考慮，便是認為此一制度是最適合台灣的長治久安。任何總統候選人，不管誰當選，依現行憲法規定，任期最長八年，短一點可能僅四年，但總統直選制度本身卻是世世代代，因此任何總統候選人都應當對這個制度表示謙虛與愛護。這也是本次總統候選人及未來總統候選人所應具備的基本素養。

在李總統任內，我國的民主雖已建立，但民主卻尚未鞏固，民主從建立到鞏固今後仍有待全民、特別是具有影響力的各位閣員，在不同崗位來作共同努力。

第二點論述：上次的總統候選人，年紀都比較大，陳履安雖然相對年輕一點，但他是學佛的，所以競選風度大致還不錯；加上，上次李登輝先生一組的候選人又勝券在望，因此競選過程雖然也很競爭，卻不激烈；而在選舉結果揭曉之後，失敗的候選人也都向勝利的一方恭喜。因此，就競選過程及選舉結果而論，上次所有總統候選人的表現對總統直選制度本身，都產生了正面意義。就民主的鞏固這個角度來說，我們應該向上次所有總統候選人表示敬意與謝意。

第三點論述：這次的統候選人，和上次相比，平均年齡相對較年輕；到目前為止，不管哪一組總統候選人，都沒有如上次李登輝先生那一組那樣勝劵在望，競爭乃越形激烈。

大約三個禮拜前，本院巡查法務部時，我即表示今年的總統大選可能很慘烈；就選情發展而論，我更有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預感；而且還有一種對於民主鞏固不良示範的不祥之兆。我實在憂心忡忡。

第四點論述：就民主政治言，政務官為其所屬政黨提名候選人站台或助選，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二十年前我們的主張，現在幾乎已變成一種常態；同時，政務官為其所屬政黨提名候選人創造政策利多，就政黨政治來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任何政務官或公務人員，如果經由本人或其所屬，運用其職權，從事任何圖利或損及特定候選人的不法行為，在威權時代，也許尚可便宜行事，但在民主浪潮的今天，將很難為社會思潮所接受。而且隨著政治情勢的變化，真相終會大白，一旦真相大白，當事人必然會受到法律應有的對待；屆時，不但他的長官無法保護他，他本人無法保護自己，他更保護不了他的部屬。

第五點論述：水門事件是最好的教材。尼克森總統在政治生涯的最高峰，竟然因為下令竊聽、竊取資料、掩飾以及說謊，不僅使他身邊的人，包括內閣閣員等先後遭到判刑，他本人更因而黯然下臺。導致尼克森下台最關鍵的人物之一，就是華盛頓郵報的記者Bob Woodward，他最近出版『Shadow』一書，在這本書內，他公開指陳繼尼克森總統以後的五位美國總統，在內心上都為水門事件的陰影所困擾。他更生動地描述尼克森總統下台之後的一些窘境，包括六十一歲看起來像八十五歲，以及幾乎失去生存的意願。所以，水門事件是當代史上享有權力而又濫用權力者、受到民主制度的約束與制裁最深刻的教訓。

基於以上五點論述，我想以誠懇的、嚴肅的、超越個人感情、超越族群與黨派考慮、基於對總統直選制度的維護、民主的鞏固、以及共同對歷史負責的心情，向你提出三個問題：

第一，請問蕭院長對民主是否有堅定的信念，當面臨考驗的時刻、或誘惑的時刻，你是否會為了勝選而不擇手段，包括踐踏民主理念、破壞民主規範？

第二，請問蕭院長，到目前為止，你是否曾經由你本人或要求所屬，運用職權，從事任何圖利或損及特定候選人的不法行為?

第三，請問蕭院長，再未來八十天，你是否會經由你本人或要求所屬，運用職權，從事任何圖利或損及特定候選人的不法行為?

再三天，二十世紀就要過去，二十一世紀即將到來。蕭院長，在迎接千禧年快樂的時刻，我非常盼望你的答覆將代表著春天的訊息。這個春天的訊息，不僅包括你本人對這三個問題口頭上堅定而莊嚴的承諾，也包括行為上；不僅你本人言行一致堅定而莊嚴的承諾，也要求你所有閣員都應言行一致而莊嚴的承諾。」

台灣認同與民主鞏固

2007-12-31T20:47:00.000-08:00

說明:本文發表於2007年12月15日，時報文教基金會舉辦「台灣的社會發展與變遷」會議。

一、十年前的預言

1998年2月10日，我應邀在美國新英格蘭中華民國學人留學生的「學術論壇」，以「跨進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政治展望」為題發表演講，當時我勾畫出跨入二十一世紀台灣政治的新面貌，大概具有六項特質，其中第四項為：「以台灣人為主體的時代的來臨。未來要在台灣政壇上生存發展，主要有兩種人：一種是很自然且帶有感情的說『我是台灣人』的人；另一種是很自然且帶有感情的說『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人。在此，『台灣人』的定義涵蓋四個族群，包括原住民、客家人、福佬人（河洛人）與新住民（外省人）。如果只肯說『我是中國人』，卻不肯說『我是台灣人』，這些人大概都漸漸會為政治情勢所淘汰。」

從1996年第一次總統選舉到2007年，十二年以來，就國內政治發展而論，特別是就享有公信力的像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以及中央研究院有關研究人員所調查公佈的資料，均顯示自認為台灣人的比例，已由1996年百分之二十多升至2006年百分之五十、甚至六十以上；而自認為中國人者，則由百分之三十左右下降至百分之十以下；自認為兩者都是的人，大約維持在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左右，但亦有降至百分之三十五的紀錄。這些調查數字反應出，我在十年前所作的預言，似乎正全面實現中。

二、總統選制的雙重影響

1990年春，民進黨成立憲政研究小組，小組成員經過深入的討論，特別是有關內閣制與總統制的深刻交鋒以後，提出民主大憲章，主張總統應由全體公民直接選舉產生，而確立總統為憲政中心的制度。這項主張引導了國是會議的決議，影響了社會共識，衝擊了國民黨，終於在1996年完成我國史上第一次總統直接民選。當時我們對這項憲政主張的主要考慮包括：天安門事件之後的中國因素；凝聚國民意識、強化國民向心；有利於民進黨提早競爭中央政權。就十多年來的政治發展，以及自認為台灣人比例愈來愈高，而自認為台灣人的台灣認同更高達七成、八成以上的民調來檢驗，我們當年的戰略評估可說是完全正確。

但身為憲政研究小組召集人的我，應該坦承我們當年雖傾盡全力推動總統直選，但對民選產生的總統，其職權的行使和制約卻缺乏深刻的檢討，也缺乏應有的配套準備。我們直覺認為，像我們這樣在威權統治下追求民主的伙伴，不管是誰，一旦有機會取得政權，一定會珍惜台灣人民所賜予的機會，竭盡全力，履行三代台灣人所夢寐以求的目標，造福人民，提升國力，將台灣帶向國際舞台。我們心中想到的是，1958年東山再起，二度拯救法國，並將法國帶向富強、繁榮與光榮的戴高樂的投影；我們缺少美國制憲祖先那種對權力戒慎恐懼的態度與探討；也正因為這樣，像美國「聯邦論」所呈現的那種唯恐去掉一個英皇、又換來另外一個皇帝的憂慮與辯論，在我們的「民主大憲章」與「台灣憲法草案」的實錄幾乎完全從缺。

由於民選總統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絕不是戒嚴時代的總統，以及日治殖民時代的總督所可比擬，因此民選總統行使憲政職權，乃受到了高度的期待；何況，1996年李登輝是在訴諸「台灣人的悲情」下高票當選總統；2000年陳水扁則是在國民黨分裂下，喊出「台灣人出頭天」才當上總統職位。在這種激情的背景下，他們就職時，幾乎得到善良的台灣人民，包括同行的民主伙伴，完全的信任，當時幾乎沒有人擔心或懷疑民選總統會逾越職權、逾越分際、進而濫用職權、濫用特權、使自己成為政治爭議的中心與泉源。

三、民主鞏固的真實課題

1.台灣人V.S.中國人

1996年的總統大選是在外部中國飛彈演習砲火下進行，內部雖有競爭，卻不激烈，也不緊張；2000年總統大選是在國民黨分裂以及興票案陰影下進行；2004年總統大選則是在三一九槍擊案的震撼中完成，泛藍與泛綠的互信因而徹底瓦解；2008年的總統大選，由於民進黨立委與總統初選採取排藍規定，竟出現台灣人V.S.中國人的新因素。

就歷史發展而論，日本有效統治殖民地下的台灣，是台灣人一詞及其概念產生的根源。起初，台灣人係相對於日本人；「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人係相對於外省人；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國際上代表中國以後，台灣人係相對於PRC的中國人。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把日治時代的「日本人」、「二二八」之後的「外省人」、PRC下的「中國人」，均稱為「台灣民族主義」的「他者」。

依據這種闡釋，台灣人民包括原住民、福佬人（河洛人）、客家人及新住民（外省人），如果少數政治人物有意將台灣人和中國人對立，且又將支持泛藍的人民排除在台灣人之外，則這種二分法不僅曲解台灣人的定義，窄化台灣人的包涵性，更與民調所顯示自認為台灣人達六成以上，而自認為台灣人中具有台灣認同更高達七成、八成以上的趨勢與走向大相逕庭。所以這種立論，只能說是政治操作，或是選舉語言；而台灣認同與「藍綠對立」、「統獨對立」理應脫鉤。

2.文化認同

戒嚴體制為民主鞏固遺留兩大嚴厲課題，這兩大課題且越來越凸顯：一為文化認同、一為歷史記憶。

由於國民黨是帶著中華民國的憲政架構，以及大中國意識來到台灣進行統治，自然視台灣為復興的基地、反共的跳板、中原的邊陲、歷史的支流。台灣在長期被矮化、地方化、局部化、工具化的過程上，台灣意識被壓下來，幾乎窒息。隨著台灣民主化的推動，特別是總統直選實施以後，台灣意識一步一步上揚，民進黨中央執政以來，在資源配置及政策順序上，台灣意識後來居上，大中國意識開始感受到壓抑，在教科書的修改過程上，隨著台灣意識與大中國意識比重的調整，以及定位的爭論，更爆發出所謂「去中國化」的激烈爭論。

3.歷史記憶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近代史上最大的創傷，列為最高禁忌，民主化以後，禁忌的缺口打開了，由於不同族群對「二二八」有不同的歷史記憶，加上總統大選又是緊隨著「二二八」日期之後的三月中旬舉行，時間的接近性，使「二二八」事件自1996年以來，一直成為歷次總統大選引爆的焦點議題之一。

蔣氏父子在台灣將近四十年的威權統治，在不同族群之間也有不同的歷史記憶，像最近中正紀念堂拆匾所引發的對立與抗爭，都深深反應出對待歷史事物，因不同族群的不同記憶，正逐漸浮現成為台灣民主鞏固必須克服的重大課題。

四、挑戰與回應

當前民主鞏固所面臨的挑戰是真實的，也是令人不安的，回應之道要從多方面，包括制度層面、慣例層面以及精神層面。

首先，總統選舉應該改採絕對多數，第一輪如無候選人得票數超過半數，應即就第一輪前兩名進行第二輪選舉。這也是臺灣憲法草案的主張，這項絕對多數制的用意，主要在強化民選總統的代表性、強化政治與社會穩定、以及防止候選人恣意操弄族群或特殊敏感議題。台灣在經過三次總統大選的實際體驗，這項修改是很有針對性，也很有必要。

其次，總統任命行政院長，儘管憲法沒有明文規定，但基於憲政歷史與民主原則所蘊涵的精神，應建立憲政慣例，交由國會多數黨組閣。

英國憲法學者戴雪（Dicey），區分英憲為兩大類，其一是「憲法」（Law of the Constitution），其二是「憲典」（Conven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前者包括法院所承認及施行的規則，這是憲章所有法律本體；後者包含風俗、習例、格言或教義，這是憲章所有道德，而不屬於法律的領域」。在我國，總統選舉僅僅舉辦過三次，總統人選僅僅經歷過兩位，他們對總統職權行使的態度、運作的方式、以及留下的言行，都會對總統選制產生影響；坦白地說，陳水扁總統七年多來行使總統職權所留下的「陳水扁模式」，對總統選制代表一個負面的因素。因此我們希望馬英九、謝長廷兩位總統候選人能公開宣稱：他們如果當選，在行使總統職權時，將會以有利於鞏固總統選制的方式來運作。像我們這樣年輕化的民主國家，像總統這樣重要政治領袖的行誼，對民主鞏固的影響實在太大了。在一個「政治家缺位」的年代，台灣太需要政治領袖，以睿智的見解與可貴的行誼，造成風氣，蔚為共識，形成有如英國憲典那種似無形卻又有力的慣例。

黨外精神是台灣精神的重要內涵，更是支持黨外與民進黨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並逐步取得中央政權的最主要支柱，其核心內容有三：一為反對威權、追求民主；二為反對特權、追求公義；三為台灣主體、永續經營；所以「民主、公義、本土（永續）」不僅是黨外所遺留的最寶貴精神遺產，更是民進黨創黨以來所堅持守護的核心價值。在當前的階段，「民主」的追求已告建立，而「本土」認同也蔚為共識，現階段應不斷全力以赴的，便是追求「公義」。在台灣民主運動史上，為了「追求公義」，黨外曾反對特權，反對貪腐，反對國庫通黨庫；同時由於黨外長期處在被壓迫的地位，屬於杜思妥也夫斯基所說「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一群，黨外一向關懷弱勢、要求保障人權，司法獨立，強調四大族群，尊重多元文化，更主張社會正義、經濟正義，「追討黨產、還財於民」。今天，民主鞏固最敏感的神經地帶，便是基於族群人口結構的不均衡，所引發的文化認同與歷史記憶的衝突，特別是在像總統大選這樣的季節，如果有人，不管是哪一個黨派，或哪些人，針對台灣民族性格心理的了解與掌握，以歷史因素所留下的基礎，有節奏、有計畫的操弄，不僅會在總統大選過程上爆發不可預料的驚心動魄的畫面，更會對總統直選制度產生深遠的負面影響，這也構成對黨外精神的根本違背。因此基於維護民主體制、總統選制，台灣急需重振黨外精神，培養互相包容與尊重多元的文化，讓任何操弄者在包容與多元的文化涵蓋下失去空間，沒有立足之地。這是台灣在民主鞏固旅程上當務之急。

台灣人基本上是憨厚、老實、善良、樸素、不硬拗、不伶牙利嘴、不粗話罵人，也不以別人的「姓」及「名字」取笑對方，更不罵及別人的祖先與逝者，這些傳統價值仍存在台灣人的內心深處。這些傳統價值如果經由媒體的報導與輿論的喚起，能夠普及擴大，成為社會的共同美德，將會匯成為無形的巨大社會約束力量，讓所有公眾人物，都不能不望而生畏，恭敬地表達尊重。

解嚴之後的媒體，現在比任何時刻更需要承擔起來第四權的角色，在民主鞏固的旅程上，媒體的倫理責任是不可或缺的。但是目前許多導致人心不安的來源，卻多來自媒體，媒體似乎給人一種感覺：「破」的力量有餘，「立」的力量不足。

司法品質與司法獨立，都會影響司法的公信力；司法公信力愈強，經由法治對民主鞏固所起的作用就愈大。解嚴之後的司法，雖然解放了對司法品質不必要的束縛，釋放了更大的司法獨立空間，但司法公信力仍然在爭議中、挫折中，進與退之間蹣跚前進。在民主鞏固的旅程上，司法顯然還沒有建立讓所有當權者與人民大眾都望之儼然的一種充滿著浩然正氣的公信力，

五、結語

放眼未來二十年，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機構，從擔任過卡特總統特別安全顧問的布里辛斯基，到擔任過美國聯準會主席的葛林斯班，到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到歐洲與日本的政界與學界人士，幾乎不約而同地指出，未來的全球化，美國的色彩將減弱，亞洲的色彩將增加，中國的投影將更大，中國將成為美國在經濟上最主要的競爭者。這是台灣所必須面對的真實的國際環境。

在這種新的背景下，台灣更必須不分黨派，不分族群，共同努力營造成為一個「民主、公義、本土（永續）」的社會，成為一個具有生存價值與意義的地方，這是台灣的生存之道，也是台灣唯一可行的單行道。

政黨輪替以來，由於理想夢碎，不少人感到失望與茫然；政治人物公共形象的急速下墜，也讓不少人愈增對政治的疏離與冷漠；而選舉季節的口水與對立、操弄與撕裂，更令人焦慮與不安；解嚴二十年之後的台灣，竟然走到這個地步，不能不讓所有民主工作者捫心自責。

不過，從宏觀的角度看，解嚴之後二十年，台灣基本上已是一個走向自由、民主、開放、多元、包容的社會，這是歷史主軸，也是不可逆轉的主流，在這個過程上，也許會出現一些逆流，或者一些選舉併發症，但整個潮流卻是浩浩蕩蕩，不可阻擋。只要台灣人民能延續台灣精神，守護台灣傳統價值，強化台灣認同，維護民主體制，展現國家主人的意志與力量，台灣在民主鞏固的旅程上，必當能夠在悲觀的質疑中，走出樂觀的未來。

特別值得慶幸的，2008年立委與總統選舉之後，四年之內，台灣不會再有中央層級的選舉，這是十多年來難得的機會，可以讓人民休養生息，也可以讓未來國家領導人有歷史機運來從事民主鞏固的堅實工程。

「大抉擇」、「大趨勢」、「我們的新世界」

2007-12-31T20:46:00.000-08:00

說明:本文完成於2007年11月，未發表

曾擔任美國總統卡特國家安全顧問的布里新斯基，在最新的「大抉擇」一書，提出他對當前世局、美國以及中國的看法。

「美國的國際地位是由這個時代的兩項現實造成的：空前強大的美國全球霸權和前所未有的全球相互影響：前者標幟國際關係史上一個單元時期，後者證實了全球化進程正逐漸剝奪民族國家的神聖主權」。「九一一」事件以後，當布希總統「對全球範圍內恐怖主義的關注取代建立合作性世界秩序的想法時」，做為歷史上首次出現的「全球共同體的（實質）首都」──華盛頓，所面臨的「真正抉擇是：如何運用霸權、如何分配霸權、與誰分配霸權、為什麼目標服務？…美國是要經由國際共識的方式加強其領導地位，還是要依靠以實力為後盾的獨斷專行確立其主宰地位；走第一條路，美國將成為『強勢超級大國』；走後一條路，美國將成為『弱勢超級大國』」。

為有效實踐「領導地位」，「美國與歐盟要結成以共同的全球視線為基礎的大西洋聯盟…西方目前缺的既不是軍事實力，也不是財力資源，而是一種超越偏狹觀念和狹隘利益的能力…美歐攜手合作，還可避免西方與伊斯蘭世界正面衝突，推動伊斯蘭世界最終融入現代民主世界的趨向」。

「亞洲既是一個經濟上正在崛起的地區，也是一座社會火山，又是一個政治危險源」；「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不禁使人聯想到日耳曼帝國」，「對中國來說，較好的方針是養精蓄銳，促進自己的經濟增長，耐心地鼓勵台灣對大陸的經濟依賴，通過培植一個最終會將日本吸引進來的亞洲經濟共同體來巧妙地提升亞洲的政治同一性…中國人設想這個共同體中他們有最大的政治發言權，而美國將不得不洗耳恭聽」；「至少在今後十年或更長的時間，中國不可能向現存的國際等級排序提出嚴重的政治挑戰，這可以給美國時間來推動東亞朝20世紀50年代歐洲成功的轉型發展，而避免歐洲1914年後的災難重演，美國有十年左右的時間，將美、日、中之間正在出現的非正式政治均勢轉換為一種更加有組織的安全關係…這種組織結構和合作安排不會自行凝聚起來」，「美國需要採取更為積極的政策，來促進三國的安全關係…，要建立這種三邊均勢，或許還需要建構一種跨歐亞大陸的多邊安全框架，以對付全球安定的新局面，不把中國和日本納入一個至少事實上的安全框架，最終可能引發危險的結構性變化」。

由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IC）主持，歷時一年，曾在全球四大洲不同國家開會，並網羅上千位資深決策分析人士和智庫學者專家參與的「大趨勢──2020年的世界」一書，對未來世局預測的權威性，不言而喻。

「大趨勢」指出：「美國的大國地位將相對減弱，但作為美國單個國家，到2020年將會繼續保持首要地位」；「中國和印度，將會有如19世紀統一的德國和20世紀初出現的強大的美國一樣，會迅速成為經濟和政治大國」，「從市場規模、單一貨幣、熟練的技術工人、穩定的民主政治以及統一的貿易同盟等來衡量，將擴大歐洲在國際體系中的影響力，歐洲的優勢在於它可為崛起中的大國提供一個全球和地區的治理模式，但是歐洲大陸上大多數國家都有人口老化和勞動力萎縮的問題」；「日本所面臨的不僅是老年化危機，還將面臨對其在亞洲地區的地位和作用重新評價的挑戰，在『平衡』中國或與中國『和諧共進』二者之間，東京必須做選擇」。

「將有更多的公司變得全球化，其規模和創始來源都將更多樣化，其風格取向將更偏向亞洲而不是西方，全球化將會更多地帶上非西方的特徵，到2020時，在一般人的腦海裡，全球化可能等同於一個崛起中的亞洲」。「崛起中的亞洲將帶給全球新的形式，減少『美國製』的特徵，增強亞洲面貌和情感，與此同時，亞洲也將改變全球化進程的規則」；「以亞洲為中心的文化認同的擴張，可能是崛起的亞洲將帶來最具有深遠意義的影響…尤其令人驚訝的是，中國正在成為吸引外國人前往的留學大國」。

「為適應一個更強大中國的出現，東亞國家與北京正在建立更緊密的經濟和政治聯繫，以便有能力順應北京的取向，尤其是在台灣這樣敏感的問題上」；「如果美國對亞洲盟友關心的問題不感興趣，這些國家同北京同舟共濟的可能性就會上升，中國將創造出把美國排斥在外的地區安全秩序」。

擔任美國聯準會主席超過18年的葛林斯班，在「我們的新世界」回憶錄表示：「物價穩定將是全世界央行官員在抑制通貨膨脹壓力時所需走的方向」，他是亞當斯密斯自由市場和熊彼德教授「創造性破壞」概念的信奉者，「冷戰結束後…早先被歌頌為『科學性』的中央計畫經濟被『混亂』的市場所取代…沒有悼文或經濟驗屍，就逐漸消失了，從政治和經濟的文獻看，完全沒有哀鳴…新經濟體系裏，任何在經濟面實施中央計畫的想法，都悄悄地被凍結了」，「如果要為這(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下一句結論，那就是市場資本主義力量之復興」。

「我相信，美國經濟最偉大力量就是其韌性──吸收破壞力並復原的力量」，「最近科技產品跌價的速度變慢了，用來提升整體生產力的先進科技變少了」，但「只要美國還是保持科技先鋒，長期而言，生產力年成長率應介於0至3％中間，主導美國過去兩個世紀的力量，將繼續主導我們到2030年…人類在尖峰創新的平均進步速度，2％或許是個不錯的近似值，似乎也是對未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最佳預測值」。

「進入2030年，美國的經濟規模應遠大於今日…將近二倍大，且其產出將遠比現在更偏向觀念性，長期趨勢將繼續擺脫人力和自然資源所生產的價值，而走向與今日數位經濟相結合的無形附加價值」，並「將更強調智慧財產權及保護」。

「在挑戰美國世界經濟領導地位的國家中，人口眾多的中國於2030年將是主要的競爭者…中國追求自由市場競爭，先從農業，然後工業，最後全面對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開放，讓這個古老社會走向更大的政治自由之路。不管官方文章怎麼說，其領導人的權力一代不如一代，有希望以一個更民主的中國來取代專制的共產黨統治…我不會假裝能夠預見中國究竟是繼續走向政治自由的路子，成為世界經濟強權，抑或是市場力量日漸失去控制，讓鄧小平改革之前的僵化經濟得以復辟。2030年的世界是什麼，關鍵就看他們的選擇。如果中國繼續往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推進，中國必將把全世界的繁榮，推向更新的水準」。

布里新斯基與葛林斯潘均曾身居要職，他們及NIC都是美國國家利益的捍衛者與推動者，他們對中國的未來所做的評估，以及胡錦濤最近在中共17大政治報告說的，中國到2020年時，將「實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兩番」，「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內市場總體規模位居世界前列」，都是台灣人民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

戈巴契夫、趙紫陽、胡錦濤

2007-12-30T20:39:00.000-08:00

說明:本文摘要刊於2007年10月8日中國時報時代論壇，此為全文原稿

20世紀8○年代後期，主導蘇聯社會主義體制變革、推動全球冷戰體系改變的戈巴契夫，20年後，經由其主持的「俄羅斯社會經濟和政治研究國際基金會」（以下簡稱「戈氏基金會」），以「奔向自由」一書，對戈巴契夫的改革進行了廣泛的「評說」，戈巴契夫在「致讀者」的序言中表示，正是1985－1991年間「席捲全國的解放浪潮，奠定了我國（俄羅斯）社會民主化和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基礎」。

照片說明:左為黃煌雄，右為戈巴契夫，照片由黃煌雄提供

以戈巴契夫為標幟的改革，代表的是當時全球最強大社會主義祖國的蘇聯模式，至今已歷時22年；而作為當代最大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自鄧小平掌握全局以後，「摸著石頭過河」所走出的中國模式，至今則將近30年。

在1993、1994、1996我有緣親自與戈巴契夫的對話中，戈巴契夫一直迴避對兩者的比較，但不少參與蘇聯改革的專家學者，卻對這兩種模式有著基本而扼要的「評說」：

「把戈巴契夫的改革與鄧小平的改革截然對立起來是不應該的」，因為「蘇聯不是中國」，因為「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的改革者面對的是截然不同的現實情況」；「中國成功地推行市場自由，他們先解放農民…在確信成功後才開始擴大市場經濟成分，把工業納入其中」；「中國模式在許多方面是由這個古老大國的獨一無二特點所決定的」；「中國的改革模式──在保留原來的政治制度甚至意識形態的同時，使經濟轉到市場基礎上來，這是根據中國獨特的經濟情況提出的」；「堅定不移地發展市場關係，但不急於實行『政治民主』」（在一定程度上，約定俗成地被稱為「中國方案」）。

這兩種改革模式，到目前為止，在過程上卻有著鮮明的對照。中國由於經濟改革的成功，「中國崛起」已成為當前國際政治的現實因素；蘇聯改革則由於「八月政變」的影響，不僅導致蘇聯解體，也使俄羅斯渡過了「野蠻資本主義」階段，一直到最近才逐步走上民族復興之路。但兩者在改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過程中，卻發展出幾乎相同的看法。「奔向自由」的一些作者，均指出戈巴契夫改革的目標是：擁有「可調節的」，同時又「豐富多采的現代市場」的「混合經濟」，即「包含有私人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市場調節方法和非市場調節方法」；「戈氏基金會」在「二十年後看改革」的「報告」中，也指出「改革就是朝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優點綜合的方向運動…向社會主義學習社會公正和社會保障網，向資本主義學習組織有效益經濟的能力和政治民主」。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時更鞭辟指出：「計畫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畫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畫；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畫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在蘊含有官方意味的「大國崛起」論述中，中國更強調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同時包含有「一隻看不見的手的市場力量，和一隻看得見的手的政府力量」。

因「六四」事件而下台、並被中共政權軟禁約16年的趙紫陽，以擔任過八年總理和兩年總書記的身份和體驗，「觀潮而不弄潮」的心情，依「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一書所記錄的，對於這兩種模式，有著深刻的「評說」：

「中國改革的特色，就是發展體制外的非國有經濟成分，這一塊先搞『活』了」，「這樣無論是城市，或是鄉村，就能形成市場，從而便於把國有企業推向市場」，「沒有市場競爭機制，國營企業是改造不了的」；「如果單從體制內來搞改革，困難和阻力都是很大。蘇聯的改革，困境就在於此」，「他們只是在體制內兜圈子，轉來轉去始終難以『活』起來」；「而關鍵則在於必須理順所有制關係，明確產權關係，這是最根本的」。

「不改變所有制，市場競爭難以形成」；「沒有明確的產權關係，市場經濟是發展不起來」，「企業也難以自主經營」。

2005年俄羅斯科學院社會綜合研究所曾對俄羅斯人進行一項廣泛的民意調查，受訪者認為俄羅斯應該從改革的經驗和實踐中汲取的主要教訓是「俄羅斯應該走自己的路」（59％），「俄羅斯非常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政權」（41％），「改革應該首先從經濟方面，而不是從政治制度和民主方面開始」（39％），「改革不是革命，應該逐步地進行」（34％）；而順利進行有效改革所必須具備的條件：一、那些與國家領導人一起進行改革的人職業素質高、經驗豐富並忠於國家（49％）；二、改革的行動綱領經過科學論證（48％）；三、國家有一個強而有力、穩定的政權（41％）。這種民調印證出趙紫陽的「談話」，他說：「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是需要有強人、有權威的人來領導，這是由於中國地域這樣遼闊廣大、發展又極不平衡，經濟、文化發展又這樣落後所決定」；「由於鄧小平的特殊作用…從而使中國的改革開放走到目前這個地步」。

不少參與改革的專家學者，均認為戈巴契夫在將近七年的改革過程上，有兩項重大失策：

一為在1990年3月，當戈巴契夫有足夠的聲望與影響力，經由全國人民選舉當選總統時，他卻捨棄而不為，反經由蘇維埃代表選舉產生。

二為戈巴契夫未能在執政期間，主動而文明的將蘇聯共產黨一分為二，變成為社會民主黨與保守共產黨兩個政黨。

他們認為：戈巴契夫如果不犯下這兩項失策，蘇聯當不至於解體，改革也不致於中斷，而社會民主黨甚至還可能繼續在蘇聯執政。

戈巴契夫是一個真誠的社會主義者，他贊同已故西德總理布蘭德所說：「不提社會主義這個詞的人不是真正的社會民主黨人」；他以在野之身，促成俄羅斯社會民主黨的創立。「戈氏基金會」在「廿年後看改革」的「報告」中，更總結地表示：「改革具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性質」，「為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模式在蘇聯的運作創造實際的前提，這就是改革的歷史意義」。

結束一黨壟斷和意義型態壟斷，開啟政治多元化和多黨制、實行民主選舉、取消書報檢查制度…這些都是戈巴契夫政治改革的遺產。但是，這些遺產在當前的中國卻仍屬「禁區」，趙紫陽有感而發地說：「鄧小平的路線已走到盡頭」，因為鄧小平「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和政治上的高度集權」，基本上是「矛盾的」，「行不通的」。

但趙紫陽也認為「中國目前實行社會民主黨的綱領路線，進行社會主義的自我更新，轉向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國目前沒有戈巴契夫式的人物來進行新思維，提倡民主化、公開化」，「中國還沒有戈巴契夫式的人來推動：目前進行的所謂憲政民主、漸進民主改革也是空話」。基於這種體認，趙紫陽認為政治改革「首先是從黨內開始，再擴大到社會民主。黨內民主要抓兩頭，從中央和基層民主做起；社會民主要實行民主監督、民主選舉…每個單位要搞直接民主，實行村民自治，縣長也要搞直接選舉」；要「搞開明政治」，「為什麼人大沒有民主黨派？」；「人大是權力機構，要發揮人大的作用」「還要向解放初期那樣，讓黨外人士、民主黨派人士當部長、到總理」；中國要過「民主關」，「黨要學會進行民主與法治的領導問題」。

對於中國新的領導集體，趙紫陽表示：「這次（中共十六大）在宣佈胡錦濤的職務時，只提總書記，既不提為首，也不提為主，更不提核心，總書記乃是職務，不是定位問題，看來這次會議是經過精心策劃，有人說這次會議是好的，是個發展」；「胡錦濤本身是好人」，「是在正統意識型態下培養出來的，從他上任後，首先去西柏坡，又去延安，後又察看毛主席故居，這說明他要按正統路線走下去」，「在這種正統意識型態支配下」，「只是採取小恩小惠，來樹立自己的親民、為民形象」，「不可能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使命感、歷史責任感來改變中國的政治局面」。

胡錦濤就任總書記以後，開啟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的先例，「高層講壇」一書不僅反應出胡錦濤所關切的重大課題，也相對完整地反應出胡錦濤的執政思維。他指出：「我們黨（中共）歷經革命、建設和改革，已經實現了兩個根本性轉變。黨所承擔的使命也已經由領導『搞革命』轉變到領導『搞建設』，已經由領導搞『計劃經濟』到領導搞『對外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這種新的歷史條件下，他認為必須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而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最根本的，就是「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

這些年來，胡錦濤為因應民主浪潮，似乎有意進一步落實人大的職權，建立立法公開和立法聽證制度，加強立法職能，強化公民的知情權、參政議政權、建議批評權，擴大基層民主（尚未能達到縣長層級選舉），最近更邀請黨外人士出任科技與衛生部長，這些都顯示胡錦濤在「人民民主」和「黨際民主」所跨出的點點滴滴，但由於胡錦濤堅持戈巴契夫在其回憶錄所形容的「這赫赫有名的第六條」──憲法保障共產黨優越地位的條款，致使其進行的政治改革不管共產黨宣稱如何「自我要求防腐」、「保持先進性」、「提高執政能力」、「加強思想準備」、「強化組織、司法及輿論監督」，由於權力的本質使然，都將難免使政治體制走向腐化，陷入危機。研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有半世紀之久的中國老教授高放語重心長指出：「長期堅持一黨制，是蘇聯興衰成敗的總根子」；趙紫陽在軟禁後期也明確指出：「所謂政治改革，就是要黨放棄壟斷一切的權力…中國如不能從體制外超脫出來看問題，不可能進行黨的改革」。

經過廿年來以上的風雲變化，中國模式與蘇聯模式在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驗證上，可謂各有其優勢與劣勢。

戈巴契夫自述：「在需要解決實際問題時，就認真讀他（列寧）的著作，這種閱讀可給人完全異樣的感覺」，馬列主義目前仍是中共最高的指導原理，「蘇聯經驗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產生過深刻的影響，中國的經濟政治體制脫胎於蘇聯傳統體制，曾經困擾蘇聯改革的問題，也是中國在改革過程中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當中國的政治體制已無法適應經濟發展的需求、甚至成為障礙時，胡錦濤到底要如何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將馬列主義、蘇聯經驗、與中國的特殊國情、實踐體驗相結合，而找到一條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改革之路呢？！

在蔣渭水身影下對話

2007-12-30T20:23:00.000-08:00

說明:本文發表於2007年7月9日中國時報

在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上，蔣渭水創立兩個重要的團體：一為台灣文化協會（簡稱文協），一為台灣民眾黨（簡稱民眾黨）。

文協從創立（1921年10月）到分裂前（1926年底）的5年時間，是台灣民族運動史上空前「大同團結」的時期，也是締造這段集體記憶的「先覺者」感到最美好、而又引以為傲的時光。

民眾黨則是在新的國內外情勢下，因應文協的分裂而創立（1927年7月）。蔣渭水根據日本本土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中國近代國民革命運動的進展、「兩個太陽輝耀下的台灣」絕大多數被壓迫台灣人所處的狀況、文協分裂後多元的抗日戰線、以及他本人的實踐體驗和思考，毅然決然排除了困難和分化，創立台灣史上第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政黨——民眾黨，並逐步確立「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的指導原理。

在3年7個月的奮鬥過程上，民眾黨在正確的指導原理引導下，從創立之初「真有敗新野、棄樊城、奔夏口之嘆」，迅速發展成為「對內已獲得四百萬同胞的信賴和支持，對外已獲得日本、中國及國際間的認識」；做為民眾黨的實質領導者，蔣渭水所稟賦的熱情與特殊的感染力，他的執行力和奉獻精神，以及他的自信與包容，都使他昂然表示：「我理想中的民眾黨是要造成『黨是台灣人解放運動的總機關』」，並認為要達成這一目標，必須「防止小兒病、老衰症」，「把持理想，凝視現實」，「才能包容台灣民眾，成就大眾之黨，如此，才能達到『黨是台灣人解放運動的總機關』的目標，才能確實替台灣人謀解放、圖幸福」。

這個目標並非神話，也非不可能的任務。蔣渭水創立文協之後所營造的「大同團結」局面，即代表一個先例；而孫中山晚年領導中國近代國民革命所營造的團結局面與力量，也正在進行著。從這個歷史角度比較，蔣渭水在台灣近代民族運動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與孫中山在中國近代國民革命運動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一樣，蔣渭水乃成為「台灣的孫中山」。

大約30年前，當我每天以12到14小時的工作時間，對這段歷史進行探索與撰寫時，最令我激動的是，當我從第一手資料發現我們的祖先竟然懷有這樣崇高的理想、絕對的執著、和具有世界水平的格局與能力，卻為現實的台灣所冷落、後代子孫所遺忘時，我的內心一方面是感動得幾乎要忘形的跳舞、並掉下不輕彈的眼淚，一方面更油然而生一種對不公平歷史的深沈感嘆。還原歷史！還給祖先公道！成為我兩年間永不疲倦工作的最主要動力。

30年過去了，隨著兩岸關係的改變，國內政治情勢的變化，「本土化」、「建立台灣主體意識」，已成為當前流行的政治用語，甚至蔚為政治主流，但在80年前，以蔣渭水所代表的「先覺者」，憑著智慧和勇氣，早在這塊「風雨飄搖」的土地上，展現了「磅礡正氣」，並寫下美麗悲壯的詩篇。

美麗島事件以前，黨外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康寧祥，在1977年我所主持的一場座談會中這樣說：「在我所認識的台灣近80年來的政治人物中，要找一位像蔣渭水先生這樣具有活力、有熱誠、有魅力，推行的政治運動又那麼有組織、有方法、有感染力的政治家，我想只有他一位，再找不出第二人了」。近百年來，三代台灣人最具代表性的政治領袖，從年齡上講，蔣渭水是李登輝的父執輩，李登輝是陳水扁的父執輩，蔣渭水逝世後被「先覺者」尊稱為「台灣人之救主」，李登輝曾擔任總統，陳水扁為現任總統，三人之中，蔣渭水實是「本土化」運動最徹底的奉獻者，他雖是醫生，逝世時卻為他所診治的臺灣而用盡家產，身後還留下沒有繳交的電話費。

今天，朝野兩大政黨的總統候選人謝長廷與馬英九，即將進行一場歷史性的座談，兩人均將在蔣渭水的巨大身影下，站在歷史的高度，暢談歷史與當代、傳承與展望，希望這場「歷史與政治的對話」，不但能展現兩位總統候選人的格局與素養，也將有助於國內政治良性互動的開展。

第十三屆北美洲台灣研究年會開幕致詞

2007-12-29T20:55:00.000-08:00

說明:本文為2007年6月8日在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舉行的第十三屆北美洲臺灣研究年會開幕致詞

大會主席、各位與會貴賓、各位朋友：

北美洲台灣研究學會（NATSA）已昂然走到第十三個年頭。十三年來，由NATSA所組織的北美洲台灣研究年會（NATSC），從開始到成長的過程，有兩個重要的標幟：

照片說明:黃煌雄（中）與第十三屆北美洲台灣研究年會工作團隊合影（詹明峰攝影）

一、從人際關係到「公共法人」化：

NATSC剛開始時，負責人和參加的成員大多在台灣參與過八○年代學運，也參與過台灣研究基金會主辦的，以碩士班學生為主的「新生代論文研究會」，此一「新生代論文研究會」前後舉辦九屆，在NATSC和「新生代論文研究會」之間有著臍帶的連結關係，特別是前三屆的年會，大多是會長及工作團隊成員運用個人人際關係，使草創的NATSC得以在艱難的條件下，踏出第一步，站穩腳跟，並得到一定程度的口碑。

由於美國疆域遠闊，留學生分散在美國東西南北各地的學校求學，以博士生為主的留學生大多依靠獎學金讀書，他們學業壓力大，經費也有限，這種背景自然促使他們經由網際網路來call for paper。它有一個過程，大概從第三屆年會以後，隨著年會日益獲得好評，經由網際網路寄來的文章逐年增加，到了第五、六屆年會時，已高達一百多篇以上。這樣NATSC便由剛開始時「人際動員的學術網路」，經由「公共法人」化的轉型，成為現在「公共論述的知識社群」。

二、從美國本土到全球各地

NATSC最早從美國耶魯大學開始，第一屆年會參加的，也以在美國東部地區就讀的學生為主，其後逐步擴及到全美各地大學，隨著以網際網路徵求論文比重逐漸大於人際關係的動員，稿源大為拓寬，參加的學生增加了，也走出美國的校園範疇，擴及到加拿大、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日本、澳洲、南非等國，大概到第六屆年會，參加的成員已廣及北美洲、歐洲、亞洲、非洲等地區，北美洲台灣研究年會，嚴格而論，已名不符實，而應改為全球台灣研究年會。

NATSC從「人際關係」走向「公共法人」化，從「美國本土」走向「全球各地」，代表著NATSC的成長與茁壯，也代表NATSC受到更多的肯定與認同，NATSC也因而漸漸發展成為當今世界最具規模的國際性台灣研究年會之一，而組織NATSC的NATSA也漸漸變成為當今世界最具規模的國際性台灣研究團隊之一。

但隨著大時代的變化，世代的落差，NATSC走過成長與高潮之後，目前也面臨一些新而真實的挑戰：

首先，從台灣本土出來讀博士班的學生，特別是文法社會學科方面的，愈來愈少；而中國出來的留學生則愈來愈多，中國的投影又愈來愈大，對台灣持有研究興趣的相對也愈來愈少。

其次，NATSC早期的推動者大多參與台灣八○年代學運，他們彼此之間相知相惜，懷有一種特殊的「革命」情感，事實上，他們也是抱著一種「運動」的精神草創NATSC。十三年過去了，新的留學世代彼此之間，既沒有他們的相知相惜，也缺乏他們的「運動」精神。

NATSA有會長及工作團隊，會長每年都要改選，這是一項制度的建立，也是支撐NATSA得以薪火相傳的重要支柱，但隨著留學生人數減少以及新世代留學生凝聚力相對減弱，NATSA不免也存在領導團隊穩定性的隱憂。

2007年第十三屆北美洲台灣研究年會開幕會場（詹明峰攝影）

本屆會長是在這些體認下，排除各種困難，毅然接下這份奉獻的工作，她以一位志工，延續也發揮NATSA從第一屆開始就已建立的一項寶貴傳統──凝聚、責任與承擔。我衷心希望，經過本屆NATSA的帶動以後，未來NATSC將會再點燃熾熱的生命，繼續昂然的一屆一屆辦下去，走向新的高峰。

從一九八九年第一屆「新生代論文研討會」到二○○七年第十三屆「北美洲台灣研究年會」，十八年來，參與的新生代，包括主持人、發表人、評論人以及出席的討論者，至少也有上千人，其中不少已拿到博士學位，先後回到台灣各大學任教或在各研究機構任職，也有走上政壇之路當政務官，或擔任民意代表，也有在各行各業孜孜不倦的工作者，他們都曾經在台研會，在NATSC留下他們的腳印。台研會以及NATSC是他們由新生代進入中生代最主要的共同記憶之一。一位當過政務官的歷史學者曾一再向我預料：與台研會一起成長的新生代，大多已陸續學成歸國，他們在未來十到十五年之間，在國內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將會成為台灣學術界一個醒目的世代。

明年就是台研會成立二十週年，台研會成立的最基本精神便是不畏權威，不斷追求。NATSC就是秉持這種精神，成為一個提供園地，尊重知識，探索真理的平台。在這裡，工作的團隊與參加的成員，也都有「家」的感覺。十三年來，這個「家」不分黨派，不分色彩，不分族群，不分地域，我們一起走過威權，走向民主，當台灣更需要我們共同關懷與付出的時刻，請大家能共同珍惜NATSC已經建立的形象，已經累積的公信力，讓NATSC有如日本明治維新時代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福澤諭吉，形容他所創辦的慶應義塾一樣，成為一個不管是「官軍或賊軍」，都感到是「安全的地方，在這裡大家一律平等」。

守護創黨核心價值

2007-12-29T20:54:00.000-08:00

說明:本文為2007年5月完成，民進黨出版專書序言

民進黨創黨精神源自黨外，黨外是特定背景下的產物，孕育出特殊的黨外精神。黨外精神是受傷的人民經過歷史沉澱，所表現出一種低沉的、深厚的、焚而不燬的集體現象，這是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特定歷史集體意識。其核心內容有二：一為「反對威權、追求民主」；一為「反對特權、追求公義」。為了追求民主，黨外要求解除戒嚴、國會全面改選、省市長民選、總統直選；隨著形勢的發展，黨外及民進黨先後主張「自決」、通過「台獨黨綱」、「台灣前途決議文」、完成公投入憲。為了追求公義，黨外反對特權、反對貪腐、反對「國庫通黨庫」；由於長期處在被壓迫的地位，黨外關懷弱勢，要求保障人權、司法獨立、尊重族群多元，更主張社會正義、經濟正義、「追討黨產、還財於民」。同時，由於黨外是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自然成長，洋溢著濃濃的本土氣息，黨外及民進黨乃從人文關懷發展到建立台灣主體意識，從生態關懷進而提倡永續經營理念，從國民黨時代的「重陸輕海」扭轉到宣告「海洋立國」。所以「民主、公義、本土」不僅是黨外所遺留的最寶貴精神，更是民進黨創黨以來所堅持守護的核心價值。

從一九七七年底，我開始以行動投入黨外行列。一九七八年，我繼郭雨新之後，成為第一選區（台北縣、宜蘭縣、基隆市）黨外立委候選人，從此便與台北縣結下不解之緣。台北縣是全台灣人口第一大縣，人口中又以出外人居多，但在民主意識的覺醒上卻一度是政治沙漠，我有幸在這樣的歷史時刻，在歷次立委選舉，以一個園丁的身份參與耕耘，以一位開拓者的身份不斷進行啟蒙，在台北縣二十九個鄉鎮市的大型演講中，我與台北縣廣大的黨外支持者、以及後來成為各級民意代表與各級黨部領導的義工，有著共同的呼吸、共同的吶喊、共同的感動，我們曾共同攜手走過美好的奮鬥時光。隨著尤清當選縣長以來，台北縣更已躍升成為全台灣政治上第一大縣。

民進黨台北縣黨部以「尋找黨外精神」為宗旨，責成工作小組，以三年以上的時間，深入訪談基層義工與黨工，還原地方組織系統，尋找黨外與創黨精神，完成這樣一本黨史編纂的工作。到目前為止，從中央黨部到各地方黨部，這種大手筆，似乎都代表著一個先例。作為第一選區選出的第一位黨外立委（一九八○年），作為五十多年來代表民意從軍方手中「找回最多民間失地」的台北縣立委（一九九三年二月至一九九六年一月），以及作為長期言行一致地守護黨外精神與創黨精神的民主工作者，我要向所有參與此一具有重大意義工作的朋友表示謝意與敬意，更希望它能產生連動，當各縣市的地方黨部也都共同真誠地「尋找創黨精神」時，也許就是民進黨再創高峰之時。

從同鄉會到台商會

2007-12-29T20:52:00.000-08:00

說明:本文於2007年4月1日於中國時報刊出

基於聯誼和服務需求，宣稱由一百個以上中國各地台商會所組成的台商總會（全名為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即將於四月十六日在中國北京正式成立。從歷史角度言，自一九九○年代起，在亞洲、北美洲、南美洲、歐洲、非洲等地相繼成立的台商會，正如自一九七○年代起，在北美洲、歐洲、日本、南美洲、非洲等地相繼成立的台灣同鄉會一樣，都標幟著台灣人的興起以及台灣力量的延伸；而台商會在中國的快速成長，更有著標幟兩岸關係變化的特殊涵義。

同鄉會開始時，主要以聯誼為主，旅居海外的鄉親，在同鄉會之內，有著「回家」的感覺。同鄉會的成員大多有著共同的背景：他們來自台灣，到旅居國拿到高學位（大多擁有博士、碩士學位），學有專長，有安定的職業與經濟基礎，下一代的教育普遍優秀，且無犯罪紀錄；更重要的是，他們都是在艱苦中成長，對自己懷有信心，對台灣懷有愛心。

隨著台灣民主運動的興起，面對戒嚴體制的籠罩與枷鎖，以美國為主的同鄉會，基於背景、訓練與理念，和台灣的黨外人士，在追求民主的大旗幟下，自然地結成精神盟友，共同展開長達二十年以上的「民主長征」，隨著一九九六年第一次總統直接民選的產生，台灣「民主建立」的大業於焉完成。

在國民黨主政時代，政府與同鄉會經歷過「打壓分化」、「公開對立」、「走向和解」三個階段，現在的台灣已是一個沒有政治犯、沒有政治流亡者的國家，同鄉會的成員早已沒有「黑名單」，民進黨中央執政以來，不少同鄉會成員更成為政府「要員」（從總統府資政、國策顧問到行政院各部會正副首長到駐外代表），共同參與建設台灣的行列，這是民主台灣的傲人成績。

隨著台灣經濟的發展與提升，經濟學上雁形理論的要求，以及全球化的浪潮與壓力，台灣啟動了「南向」政策，包括越南、泰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台灣來的商人越來越多，台商的投資金額越來越大。及澳洲、紐西蘭的台灣移民愈來愈多，包括美洲、亞洲、歐洲、和以南非為主的非洲也先後成立洲際性的台商會，到一九九○年代後期，台商會一如同鄉會早先成立世界台灣同鄉聯合會一樣，也成立世界台灣商會總會。

但世界台商總會並不包括在中國的台商。由於兩岸長期的對峙與緊張，中國一直是臺商投資的「禁地」，及鄧小平三度復出，特別是一九九二年南巡之後，中國全面加強「改革開放」的深度、廣度與速度；兩岸經濟本具有互補的客觀基礎，在市場法則的吸引下，面對中國這樣急遽興起的「世界市場」，儘管有政府「戒急用忍」政策的管制，但台商經由「潛行」、「猶抱琵琶半遮面」、及公開合法的方式，先後登陸中國的仍絡繹不絕；即使民進黨執政以後，七年來，這一浪潮並未減退，不但未減，且正由製造業擴及到服務業，兩岸相繼加入WTO，中國「和平崛起」的聲勢與實質，以及台灣經濟陷入停滯與邊緣化危機，都將會促使兩岸的經貿，經由台商的連結，進入更緊密的階段。

到二○○六年底，依經濟部統計，到中國投資的廠商約有三萬六千家，投資金額約為五百億美金；而依中國官方統計，台商約有七萬二千家，投資協議金額約為七百億美金，到位金額約為四百多億美金；如將維京群島與開曼群島包括在內的台商投資金額，占中國外資投資金額約為１６％，僅次於香港，居第二位。

我在三度擔任立委期間，曾與美國、加拿大、日本及歐洲各國的同鄉會，有著廣泛而深入的互動；在擔任監委期間，從珠江三角洲到長江三角洲，從中國的西北到西南，我也曾與當地的台商會有著廣泛而親切的互動；從這些親身的接觸中，我深深體認到他們雖人在外地，卻散發出台灣人傳統最可貴的「打拼」與「韌勁」的精神，更有一顆愛心愛土的心，他們都是臺灣的資產。

同鄉會從政治出發，經由理念，和台灣的民主工作者共同譜下台灣現代史非常動人的一頁。台商會則從經濟出發，經由生存與發展，他們展現驚人的力量，在台灣與中國，他們都有眾多的從業人員，他們都為兩岸賺取大量的外匯，他們更維持千千萬萬家庭的安定與幸福，進而協助維持社會的穩定，但是在兩岸不同的政治體制下，在兩岸關係仍然政治掛帥而又處於不確定的狀態下，中國台商總會將如何圓融自持？台商會和兩岸的政府將如何互動？台商會是否也會如同鄉會一樣走上政治舞台？

黨外精神超越黨派

2007-12-29T20:50:00.000-08:00

說明:本文寫於2007年1月，為「人民的力量──蘭陽平原的雨月四十八天」（2006年11月出版）五刷序。

「人民的力量」一書出版以來，兩個月間，已經四刷了，銷到一萬本，各界的支持與鼓勵，令參與本書的工作者都深為感動。

圖片說明:「人民的力量」一書封面。

兩位讀完這本書的年輕小姐，在訪談我時曾經當面向我感謝說：像我們這一代的人大多不知道什麼叫黨外，什麼是黨外精神，看了這本書後，不但讓我們知道黨外精神是什麼，也知道那個時期為什麼有那麼多人願意支持黨外的原因。

已有一段時間非常厭倦當前政治現象的一位中間選民，用整個晚上的時間看完本書後，向我說：書裡所出現的一些人物，他都感到很親切，但現在台灣的政治界還有這本書所記錄的這種精神嗎?

一位深綠的支持者，以七個小時的時間一口氣讀完本書後，讚嘆地說：非常敬佩這種黨外精神。

但也有幾位泛藍支持者在看完本書後，跟我說：當年我們雖然是國民黨，卻支持黨外，但我們並不支持目前民進黨的一些作為。

本書出版以後，一直面對一個需要回答的現實問題──黨外和民進黨的關係。

圖片說明:「人民的力量」封面封底設計。

從歷史發展過程而言，民進黨代表黨外組織化的完成。民進黨和黨外曾經是一體之兩面，兩者一度可以劃上等號，這時的民進黨延續黨外香火，代表黨外精神，繼承黨外追求。

黨外精神的核心內容，便是「不畏威權、追求民主」、「不畏權勢、追求公義」，任何政黨只要代表「威權」與「權勢」，違背「民主」與「公義」時，便與黨外精神背道而馳，為黨外精神所不容。

從這個角度言，黨外精神和任何特定政黨，包括民進黨在內，很難永遠劃上等號。由於權力本質所蘊含的排他性、誘惑性和腐蝕性，任何政黨一旦長期享有權力之後，除非具有高度的自律人格、思想準備和監督機制，否則很難不為權力所腐化。戒嚴體制下的國民黨即因權力的腐化，而在「人民的力量」審判下黯然下臺；中央執政六年來的民進黨，在人民的歷史性凝視下，從高度期待到逐漸失望，更在一些代表性人物的身上，在一些代表性的事情上，活生生地留下腐化的烙印，而與黨外精神漸行漸遠。

所以，儘管黨外精神一度與民進黨劃上等號，但兩者並非永遠代表等號，事實上，黨外精神是超越黨派，甚至超越時空，經過幾十年仁人志士的不斷實踐與累積，黨外精神豐富的內涵，不僅已成為台灣精神的重要成分，更成為台灣歷史的重要成分。這種精神是自發的、本土的、有機的、有血有淚的、可歌可泣的，足以讓當事者引以為傲、後代子孫引以為榮的。

從現實觀點講，不斷地喚醒黨外精神，對當前政治人物的倫理制約，清廉政治的有效引導，權謀政治的當頭棒喝，也都具有正面意義。在黨外成長的過程上，那種為了崇高的理想與目標，大公無私、不問利害只問是非、互相疼惜與關懷、珍惜人才、不搞小圈圈、不畏威脅…的種種精神與情懷，幾乎都是當前惡質的政治環境中所最缺乏、也最需要的。

也許正是由於這種「缺乏」，本書出版以後才會引起熱烈的反應，我非常希望，這種熱烈的反應未來能在台灣地區全面地展開。因為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喚醒並重振黨外精神，正是我們從心靈上熱愛我們共同家園的最踏實作法。

隨著本書的出版，有關「蘭陽平原的雨月四十八天」的歷史真相，也大白於世。因為本書是到目前為止，有關「蘭陽平原的雨月四十八天」的歷史資料最直接完整、立論最客觀公正、態度最嚴謹負責的一本書。可以預料地，隨著本書今後在宜蘭的進一步推廣，不但可以讓宜蘭縣民更真實地了解「蘭陽平原的雨月四十八天」的歷史全貌，而且也會進一步讓不真實的雜音或流言消失於無形。

宜蘭的香火與風骨

2007-12-29T20:49:00.000-08:00

說明:原文於2006年11月7日於中國時報時論廣場刊出，本文為原稿全文

去年（二○○五年）十二月一日，在縣長選舉投票前兩晚，作為候選人的陳定南，當著四次前來助講的陳水扁總統面前，第一次公開向宜蘭縣民感性的表示：「二十四年前，陳定南還是無名小卒，當時蘭陽子弟、立委黃煌雄先生召集的黨外會議裡，陳定南受到黨外前輩共同提拔，代表黨外參加第九屆縣長選舉…」

陳定南所講的黨外會議，指的是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我以宜蘭縣第一位黨外立委身分主持的廣興會議，協調黨外三人均堅持參選兩席省議員的僵局，決定推薦陳定南參選縣長，推薦游錫堃、歡迎張川田參選省議員。

照片說明:陳定南(左)與游錫堃(右)當選縣長、省議員後，於1982年在立法院與黃煌雄（中）合影。（黃煌雄提供）

從歷史觀點考察，如果沒有廣興會議，一九八一年的宜蘭縣長省議員選舉結果不但將完全改觀，陳定南的政治命運也將會有不同發展。所以廣興會議不僅是改變宜蘭地方政治生態關鍵選舉的關鍵因素，更是促使陳定南得以成為「打破國民黨三十年縣長專賣局面」第一人的關鍵會議。

從一九八一年起，二十四年來，陳定南擔任過兩屆縣長、四屆立委、五年法務部長，黨外政治人物在戒嚴體制下，從政之路像他這樣順暢的，實不多見。他在這三種角色的表現，雖各有特色，持平地說，其排列順序應為宜蘭縣長－法務部長－立法委員。

就背景及記錄而言，陳定南很少參與黨外或民進黨的路線之爭或意識形態的辯論，事實上，這也不是他所長，他留給國人最深的，不是他的「龜毛」，也不是他有些引發爭論的「特立獨行」，而是他做為行政首長的行誼，特別是他在宜蘭縣長任內所奠立的宜蘭經驗。

八○年代，經過美麗島事件之後的黨外，從增額立委到縣市長到省市議員，都當選了一定比例，正穩健的踏出再出發的腳步，而國民黨仍然黨國合一、一黨獨大，自喻為「無名小卒」的陳定南，一躍而成為宜蘭縣第一個黨外縣長之後，面對國民黨長期累積的特權與腐化，初生之犢不畏虎，他展現出與前任縣長強烈不同的風格，清廉自持，不畏威權，且戮力規劃宜蘭願景，八年縣長所建立的「綠色執政、品質保證」，名譟一時，陳定南不但贏得全國性的聲望，他也因開啟具有階段性指標意義的宜蘭經驗而成為一九九四年民進黨省長候選人，參與「四百年來第一戰」。

照片說明:黃煌雄（左）宣布1981年宜蘭縣長勝選結果，陳定南夫婦（中）、高鈴鴻（右二）。（黃煌雄提供）

陳定南一生痛恨黑金，二000年就任法務部長之後，立即成立高檢署查緝黑金行動中心，幾年來，查黑中心已偵辦不少轟動社會的大案，最近剛起訴的，司法史上前所未有的涉及陳水扁總統與吳淑珍夫人的國務機要費案，也正是由查黑中心偵辦的。

二○○五年底，陳定南從二十四年前踏出政治第一步的宜蘭縣長職位上走下來，這場黃昏之戰，對他人生而言留下了遺憾，他在病中有感而發的說：「很羨慕甘迺迪總統在人生最高潮的時候結束」；但陳定南在「早安，死神」部落格所展現的怡然自在，以及在遺囑中提到「最晚七十二小時辦妥大葬、不設靈堂、不辦公祭、火葬後骨灰回歸宜蘭大地」時，陳定南在人生最後告別的時刻，正如他剛從政治上出發的時刻一樣，又樹立了風格。

當政治人物變成歷史人物時，他所受到的評價，絕不在職位的高低，而在他做過什麼事，留下什麼精神。陳定南的清廉自持，在戒嚴體制下相對於國民黨的特權腐化而享有清譽；民進黨中央執政之後，又因民進黨政府陷於貪腐危機的風暴，而愈成為標竿人物。

一九八一年的廣興會議，繼承宜蘭黨外優良傳統，體現全國黨外大公無私的精神，發揮黨外高度的倫理責任感，創造黨外空前佳績（三席中當選縣長一席、省議員一席），二十多年來，陳定南和大約兩個月前過世、亦為廣興會議主角之一的張川田立委，都共同承續這個香火，無愧這個香火，而且光大這個香火，並增添蘭陽平原的絢麗色彩。

兩位世界級領袖對兩岸的思維:如何讓台灣由消轉長

2007-12-29T20:48:00.000-08:00

說明：原文於2005年10月5日於聯合報15版民意論壇刊出，本文略加修改增添而成。

戈巴契夫是一九八○年代後期全世界最重要的政治領袖。一九九三年九月和一九九六年六月，我兩度到莫斯科戈巴契夫基金會向他請益。戈巴契夫以在野之身，在第一次親切而風趣地交談中，不忘提醒我們：「台灣在國際社會上應有耐性」。第二次交談時，儘管他虔誠強調「台灣人民將可在政治經濟發展上取得新的成就，面對歷史做出貢獻」，但卻仍然要「我們繼續持有耐性，一面改善人民生活，一面改善兩岸關係。」

戈巴契夫的「耐性」

一九九四年三月，戈巴契夫來台訪問，對台灣留下極為美好的印象：「台灣的選擇，作為一種民主改革值得我們注意，並給予適當評價。這項改革經驗是世界共同體的一個財產。」不過，戈巴契夫也不忘提醒我們：「我想中國和台灣的關係，會影響其他國家和台灣的關係。」他也難得的對兩岸關係表示：「我百分之百反對、否定用武力解決問題，台灣與中國關係的問題絕對要一步步解決。我認為，第一步似乎已經邁出去了。」「有三個因素可能會影響這個問題：第一，用和平方法追求中國與台灣未來建立關係；第二，在中國所進行的經濟改革，需要有進展，並且需要民主化；第三，也是世界各國都需要的條件，就是和平與穩定。」

柯林頓的「答案」

柯林頓是一九九○年代後期全世界最重要的政治領袖。他在去年出版的回憶錄中，有關兩岸關係，他表示：「在我看來，中東和台灣是兩個恰恰相反的外交問題。如果中東地區的領袖什麼都不做，局勢必會惡化。相反的，我認為只要中國和台灣的政治人物不做愚昧之舉，問題自然會隨著時間而解決。」

二○○五年二月，卸任總統之後的柯林頓，到台灣進行不到廿四小時的旋風式訪問，他在訪談中也表示：「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像這裡一樣，既有如此強烈的政治衝突，又有如此密切經濟合作，只要讓經濟部分長大，就可以讓政治分歧部分減少，我們其他人無須慮心。」「越來越多的人與人接觸以及經濟關係，會不自覺的逐漸趨近一個政治解決方式。」「有一天台灣人與中國人相視自然而然的說：『這就是我們要的方式』。」「事實上，你們已經在解決的道路上了，只要一直走下去，答案自然將顯現在那裡。」

和平共存與和平競爭

從戈巴契夫到柯林頓對兩岸的思維，存在著兩項共同基礎：一是經濟聯繫對政治聯繫的影響，二是自然而然的、正常的、和平的解決方法。這兩項共同基礎，已為兩岸開創和平共存的時間，並為兩岸留下和平競爭的過程。

無論就人口、土地、資源而論，台灣與中國比較，相對不利。和平共存理應是中華民國最高生存戰略。當中國致力「社會主義建設」的「洋躍進」時，以及接踵的文革「十年動亂」，台灣在同一期間，實現了經濟奇蹟；從八○年代後期到九○年代中期，台灣又逐步完成民主的建立。在和平共存的競爭過程上，台灣展現了自信，展現了生存的優越性，以及生存的核心價值—－經濟自由與政治民主。

但隨著中國決然告別文革的夢魘，在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巨大投影下，推動改革開放的新政策；改革開放的全面深化，不僅帶來中國的新氣象，也帶來中國的自信－確認提昇綜合國力，才是根本解決兩岸問題之道。

進入廿一世紀以後，中國從公認的世界工廠的國家，又發展成漸被公認的世界市場的國家；隨著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第四代領導集體的全面接班，中國一面在國際上開始以大國的身分，提出「和平崛起」的論述；一面則以果敢的態度，採取包括通過「反分裂法」、歡迎連宋訪問大陸、決定零關稅開放台灣水果進口、提供大陸台商融資等軟硬兼有的作為，主動面對兩岸和平競爭的過程。

大約在相同的時間，台灣首次發生政黨輪替，民進黨主政五年多來，承載著戒嚴體制所累積的不少後遺症，肩負著從黨外以來濃濃的「歷史承諾」與總統競選時濃濃的「選舉承諾」，缺乏執政的經驗，又很可惜地未能發揮如擔任過四位美國總統幕僚的David Gergen所指出，白宮有效領導的七把成功之鑰——其中的「說服力強」、「在體制內運作的能力」及「堅強的顧問群」。這些狀況，加上朝野嚴重內鬥對立，國力內耗，使得我們不但經濟優勢不再，反而在吶喊聲中隱隱然滲透出不尋常的心虛與被動。

三個有利於台灣的生存戰略

在兩岸和平共存的競爭過程上，令人擔心的是台灣正由「長」走向「消」，中國則正由「消」走向「長」；台灣正由「主動」與「自信」走向「被動」與「心虛」，中國則正由「被動」與「心虛」走向「主動」與「自信」。這是兩岸在和平競爭過程上，「消」「長」與心態的重大轉換。此外，兩岸關係除了具有戈巴契夫與柯林頓所說深厚的「經濟聯繫」以外，更有他們兩位沒有提到、而又非常特殊的「歷史聯繫」與「文化聯繫」，這三種「聯繫」的相加相乘，將會加大壓力，影響到「政治聯繫」的發展。

和平共存既是台灣最高生存戰略，在今後兩岸和平競爭的過程上，如何有利於台灣由「消」轉為「長」，如何有利於台灣由「被動」轉為「主動」，如何有利於台灣由「心虛」轉為「自信」，不僅是當前主政者的最主要課題，應當也是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生存與發展努力的目標。

懷念一種永恆的精神

2007-12-29T20:47:00.000-08:00

說明:本文為「人民的力量──蘭陽平原的雨月四十八天」（2006年11月出版）一版序。

1.

一九八○年十二月，台灣的政治天空是個寒冷的冬天。兩年前，由於美國與中國建交、與我們斷交，政府終止了正如火如荼進行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兩年來，台灣經歷了美麗島事件，經歷了空前的大逮捕與大審判當時象徵著戒嚴體制的警備總部，公開嚴厲警告所有候選人不得在選舉時談論高雄事件，在這樣冷峻的背景下，中斷兩年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於焉恢復。

照片說明:黨外精神的見證──熱情支持者請黃煌雄在其義賣著作簽名的場面。（黃煌雄提供）

台北縣淡水鎮有一對年輕夫婦，經營著小本錄影帶生意，競選活動期聞，他們騎著摩托車到三芝、石牌、北新莊等地發放我的傳單；在淡水鎮街內，為了避人耳目，則叫他們十歲的小孩、國小三年級的學生沿街沿戶散發，同時提醒孩子，碰到老師時要收起傳單、不要發。一九八○年底的選舉，我在一些地區的傳單，就是以類似這種方式發放出去。

另有一位計程車司機家住台北縣中和市，選舉期間，從基隆、瑞芳，到暖暖一帶，開著他的車一直參加我的自辦演講會，並吶喊助陣。，他車上還帶著一條小狗，小狗身上掛著布條：「支持黃煌雄」。

板橋市是台北縣的政治中心，在板橋市所舉辦的立委候選人公辦政見發表會中，，如果有一萬人聽眾的話，當我講完後，大約有六千到七千名群眾會跟著我離開現場。在每天六場的自辦政見演講，我們都會在現場義賣著作，由於趕場、時間緊湊，最後一場演講結束（大約晚上十點）後，我才能比較從容為聽眾買的書簽名。在那種場合，通常我會被支持者簇擁著、撐高起來，然後在一本一本書中簽名，手常會有簽到「痠」的感覺，有時一天下來，書竟可賣到十幾萬元。
基隆市的地理面積不大，感覺很擁擠，在公開場合中，我幾乎找不到競選總部的地點，也找不到發傳單的人。，但在私底下，卻有一群有志之士，包括以魏泰弘為代表的一些醫師暗中幫我籌款，我在基隆市競選辦事處的所有支出，都是他們承擔下來，不用我花一毛錢。

基隆市有一所一千多名學生的東信國小，校長在選舉期間竟也關心到政治，他利用早上朝會時間，，向學生「教誨」不要被黨外人士所利用，同時問起學生的家長是否有支持黨外的人士，有的話，請舉手，其中有三位姊妹舉手，兩位妹妹是跟著姊姊舉手，姊姊被問起舉手的原因時說：「因為在家裡常聽爸爸說黃煌雄阿伯是個好人」，但三位姊妹在當場卻被弄得很難堪，哭著回家，又挨了祖母的罵：「為什麼這麼傻，要這樣說呢？」

位在羅東鎮的宜蘭縣競選總部，是我在一九八○年選舉時最好與最大的競選辦事處，地點好、空間大，設有嶄新的民主牆，但民主牆卻被塗黑。在競選活動的第一天，由於「特赦高雄事件受刑人」的傳單差一點被查禁，一度引起總部工作人員的緊張；幾位負責文宣的老師常穿著雨衣、戴著帽子，帽緣向下壓，低著頭，有如犯人似的出入競選總部。，另一方面卻也有不少基層朋友，送魚、送肉、送蔬菜、送米......到競選總部來，使競選總部每天三餐所需大概都用不完。

這些都是一九八○年選舉時所發生的真實故事。這些故事不僅發生在我的第一選區（宜蘭縣、台北縣、基隆市），相同或類似更感人的故事也發生在其他不同選區，這是全台灣各選區都可能發生的故事，而這些故事正是黨外精神的具體體現，是黨外精神活生生的展現。

所以，黨外精神是從人民身上散發出來的。這些人可能就在我們的生活中間、就在你我身邊，可能是基層的農民、工人、青年朋友、中小企業經營者，或知識份子，他們可能捐獻數百元、數千元或數萬元，或以各種方式、誠心誠意在力之所及的範圍內出力。他們或者親自登門向最親近的朋友拜票，或者經由電話向較遠的親友拉票，或者熱心參加黨外候選人的演講會，或者以買書、買錄音帶、買錄影帶來表達支持......

這種經由直接或間接、公開或暗中，發生在全台灣各選區每一個角落，發生在我們生活中每一個時刻，不畏權威、不計利害，只考慮公義、不考慮個人，只考慮共同的目標、不考慮個別的追求，，只考慮民主的大局、不考慮局部的關係，這種置戒嚴體制威脅於不顧，掃除恐懼陰影，執著公道追求，人不分老幼，力不分大小，錢不分多少，為了共同反對國民黨當局的「壓霸」，追求民主與公道的精神，終於使一九八○年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爆出民主的火花，台灣的民主形勢也因而得到穩定。台灣人民所展現的這種既可敬又可貴的黨外精神，，正是支撐這次選舉結果的最主要力量。

照片說明:附註：1980年黃煌雄參選立委的宜蘭縣競選總部，附設民主牆。圖為黃煌雄當選後抱著三女兒曉芬合影。（黃煌雄提供）

2.

現在回想起來，四分之一世紀以前，一九八一年宜蘭縣長及省議員的選戰，也正是根源於這種黨外精神的力量，才改變宜蘭地方政治生態最關鍵的一次選舉，並創下宜蘭地方選舉史上，化不可能為可能的先例。

廣興會議是改變這場選舉結果最重要的戰略決定。在當時沒有組織、又不能有組織的限制下，經由具有代表性和公信力的黨外人士的參與，在我的主持下，雖然過程中有爭吵，我們卻共同化解宜蘭縣黨外前所未有的參選爆炸問題，並確定一人參選縣長，二人參選省議員。廣興會議之後，黨外在人力、財力、組織、社會關係等方面，儘管和國民黨相比，都處於絕的劣勢，但黨外朋友卻發揮公而忘私，不計個人利害，不畏權威，反對國民黨「壓霸」，共同追求公道的黨外精神，終於改寫宜蘭歷史。黨外在三席中當選兩席，一席縣長;，一席省議員，當選比例是百分之六十六.六，國民黨在三席中僅當選一席，當選比例是百分之三十三.三，這是國民黨到台灣推行選舉以來，宜蘭縣黨外空前末有的佳績，也是當年台灣各縣市黨外最好的戌績，更是國民黨第一次在台灣個別縣市當選席次比例居於少數的紀錄。

從歷史角度觀察，一九八一年宜蘭關鍵選戰結果，不僅成功打破國民黨三十年在宜蘭縣長專賣的政治局面，開啟宜蘭縣黨外二十四年綠色執政的序幕，也成功打破國民黨長期以來在台灣無法打敗的政治神話，對當時人心的激勵，以及台灣民主運動的鼓舞與影響，，都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二十五年過去了，有關這場關鍵選舉的歷史幾乎是一片空白。儘管目前的資訊發達，保存資訊的方法也非常科技化，但有關這段歷史的資料卻相當貧乏；幾位當事人雖先後出版了傳記，但涉及這段歷史的部分，或者輕輕略過，或者迴避不談。當我回到宜蘭，看到或聽到四十五歲以上的鄉親，多少還能娓娓道出這場選舉當中一些情節，而四十五歲以下的鄉親則感到一片茫然時，隨著時間的流逝，我越來越深刻的感到:我對宜蘭縣鄉親、對宜蘭縣歷史，都欠了一個交代，有一種責任未了的沈重心情。

一個交代、一種責任，正是我促使台灣研究基金會（以下簡稱台研會）主動來承檐這項工作的主要動力。二十五年前，我們一群充滿傻勁、又完全不考慮個人利害的黨外朋友，從檳榔班到穿拖鞋，從涉世未深到沒有選戰經驗，從吵鬧聲中到空前團結；從起跑點上的沒有把握，到逐漸掌握選戰主動性，這樣一群充滿傻勁和幹勁的黨外朋友，卻在上個世紀的八○年代，當國民黨戒嚴體制仍然籠罩台灣的天空時，出人預料的以一種昂然的態度「打破國民黨三十年縣長專賣局面」，宜蘭縣變天了！我們共同創造了歷史！

不過，我們雖然創造了歷史，並沒有寫下歷史。歷史一直空白著，任其在時間洪流中荒蕪著，歷史顯得好陌生、距離很遙遠，甚至有人基於動態政治需求，想對歷史進行整形手術，歷史變得沈寂，歷史要求還原，歷史要求公道。

還原這場關鍵選戰的歷史－正是台研會的工作團隊，在撰寫這段歷史時，所遵循的最主要原則。基於這個原則，我們訪談了這場選戰的主要當事人和主要輔選人員，我們共同回憶選戰的過程，共同珍惜選戰的精神；我們也嚴格要求工作團隊應本著客觀的態度，公允的立場，根據第一手資料和回憶，來敘述選戰的真實過程和發生的動態狀況。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還原選戰精神，始終在台研會的工作過程上，佔著最重要的地位，這也是我們的主要考慮所在。

還原選戰精神，也就是還原宜蘭傳統的精神。蔣渭水，無疑是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上最偉大的領導者，享有全國性地位，足以登上世界性舞台。他在非武裝抗日運動過程上，為著台灣的改革與同胞幸福，無視殖民當局的威脅利誘，以「吞天地的氣概」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創建台灣民眾黨，為被壓迫的人民發出「台灣人的聲音」，提出「台灣人的要求」，表現「台灣人的尊嚴」。他的「出師未捷身先死」，不僅體現典型的「台灣精神」，更展現磅礡的「民族正氣」。

蔣渭水出生在蘭陽平原，他的歷史呼喚對宜蘭鄉親倍感親切。做為國民黨戒嚴體制下宜蘭黨外源頭的郭雨新，在其人生最後一場選戰（一九七四年立委選舉），宣稱係「追隨先賢蔣渭水的腳步」，因而一步一步確立屬於宜蘭的「不畏權威、追求公道」的傳統精神。這種精神又因林義雄的政治實踐，得到進一步的深化與鞏固。

當我經過冷靜而深刻的檢討與回憶，更加深信「不畏權威、追求公道」的宜蘭傳統精神，實為改變一九八一年宜蘭關鍵選舉的最根本力量。這種力量是無形的，卻實質存在、並無所不在：當你脆弱時，它鼓舞著你；當你有希望；它增加你的信心。，當你處在弱勢時;，它點燃前行的希望；當你面對權威，它支撐你對抗的意志；當你猶疑不決時，它又能堅定你的決心；它能引導你走此恐懼不安的幽谷，昂然走向充滿挑戰的人生。參與一九八一年所有輔選的工作人員，心靈上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真實的感受。這種傅統精神鞭策著宜蘭縣人民對「夢」的追求，經由實踐將理想化為現實。

3.

還原這場選戰的精神，更是對黨外精神最深沈的懷念。黨外精神是受傷的人民經過歷史沈澱，所表現出一種低沈的、深厚的、焚而不燬的集體現象，這是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特定歷史集體意識。自從蔣渭水那個年代以來，大約一百年來，台灣的歷史追求與整個世界思潮是接軌的，此即政治上追求民主、經濟上追求公道、社會上追求平等。從我們的祖父輩一代開始，經歷父執輩的承續，到我們這一代，三代台灣人民都有著這樣共同的追求。

然，二二八事件割裂了台灣歷史，台灣人民受到重大創傷；二二八事件之後的戒嚴體制，不僅加深歷史裂痕與受傷心靈，更創造黨外的集體意識與政治空間。黨外在萌芽之初與發展過程上，並不專屬於哪一個人、哪一個團體，黨外的廣泛意義代表國民黨之外的「異議人士」，代表反對國民黨的聲音與力量。從黨外到美麗島政團經歷了三十年，代表黨外邁向結構化；從美麗島政團到民主進步黨又經歷了約十年，代表黨外組織化的完成。從黨外到美麗島政團、到民主進步黨，係一脈相承、血肉相連，共同延續著黨外精神，也延續著近百年來祖先的追求。
這種已近百年歷史淬煉的追求－政治民主、經濟公道、社會平等，是黨外在最黯淡時光所懷的憧憬與夢想，也是黨外在成長過程上所堅持的主張與政見，更是黨外組織化為民主進步黨以後，一再公開向全國人民宣稱不敢或望的目標與承諾。

長期以來，做為威權體制下的被統治者，黨外一貫處於卑微的地位。他們屬於杜思妥也夫斯基所說「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一群，他們餘生所願的，便是推翻這種威權體制，要求變天，並且企盼在有生之年，得以親眼見到這種改變的來臨。

二○○○年總統大選的政黨輪替，代表這一時刻的真正來臨。在那個感人的時刻，交織著歷史的淚水、民主的淚水、多少受苦受難黨外人士的淚水，淚水裡又綻放著希望，盼望從那個時刻開始，近百年來台灣祖孫三代的共同追求－政治民主、經濟公道、社會平等，能在這塊大家共同呵護的土地上一步一步實現。

六年過去了，以擁抱理想、擁抱鄉土為莊嚴誓言的新領導階層，形成新的權力核心，並一層一層地向下與向外延伸。近年來，特別是最近期間，隨著這些新權力核心貪腐現象的不斷被揭露，終於逼使擁有黨外集體意識，並參與形塑創造黨外精神內涵的黨外工作者與支持者，莫不感到驚訝、怨嘆、悲憤不已，幾十年來由黨外集體意識所形成的黨外精神，正面臨剝落、虛脫、失落與斷絕的命運。

由於新的領導階層是在黨外精神支持之下取得政權，在象徵意義上，新領導階層當然代表黨外精神，。因而當新的權力核心被質疑質變為貪腐的符碼時，在實質上上，黨外精神等於遭受到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創傷。若說二二八事件造成台灣歷史的斷層，新權力核心的貪腐便造成黨外精神的斷層，黨外精神已被逼到懸崖，歷史、輿論人民都在凝視，並嚴厲拷問著：黨外精神是否已遠離民進黨而去？！黨外精神是否正在全面消失之中......

本書努力還原這種可貴的傳統精神，更懷念這種可敬的傳統精神，這種傳統精神曾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更是台灣歷史的一部分，它那麼可貴、又那麼值得珍惜，隨著本書的出版，做為黨外工作者之一，與黨外精神相伴已逾三十年歲月，又是一九八一年改變宜蘭關鍵選戰、創造黨外在全台灣各縣市最佳選舉成績的主要推動者之一，我謹以最誠懇、最嚴肅的心情，敬邀分散在全國各個角落，內心正流血的廣大黨外朋友，共同捫心自問、反躬自省：在我們人民之中，在我們歷史之中，這樣一種本屬於永恆的黨外精神，難道真的就要向我們永久告別嗎？！我們是否應該謹記「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落在地裡）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的意涵，來回應當前嚴厲的考驗時？！

民進黨往何處去

2007-12-29T20:42:00.000-08:00

說明:原文於2006年9月28日於中國時報時論廣場刊出，本文略加修改增添而成

長期以來，在國內民主運動史上，從黨外到民進黨一直扮演著推動者和火車頭的角色。

九零年代是台灣的憲改年代，民進黨先後提出民主大憲章與台灣憲法草案，當總統選制還不確定的歲月。民進黨結合學術界、社運界、民間團體、無黨籍、原住民及海外鄉親組成改革聯盟堅定地提出總統直選的主張，有效的引導憲改的大方向。在總統選制一役中，民進黨更贏得與輿論界的廣泛支持。

當時的民進黨主席黃信介為了見證「民進黨具有執政能力」，更史無前例的召開「全國民間經濟會議」，廣邀五十位左右的中生代經濟學者參加，不但提升民進黨的形象，也擴大民進黨的影響力，十多年後，這些學者先後在政界與學界擔任重要職位。

在那個狂飆與抗議的年代，來自不同大專院校的二十多位教授集體退出國民黨，張忠棟、陳師孟、張清溪…正式宣佈加入民進黨，民進黨在一片大好形勢中，受到人民高度期待，「綠旗」代表改革、希望和夢想。

以「野百合」象徵的學運世代、從八零年代起、一直是黨外與民進黨最親密的後勤支援。隨著時間的拉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兩者更發展出一種有如精神血緣的特殊關係。這種關係也使民進黨一度在校園內能吸收到第一流的學生。

從二○○○年中央執政之後，曾幾何時，這些情況都改變了，特別是最近一年來，面對貪腐與無能的嚴厲質疑與批判，民進黨不但左支右絀，無力回應，在道德上、倫理上更陷於建黨以來前所未有的心虛與被動。

民進黨來自民間，具草根性，以運動起家，堅持本土路線，儘管有一些場景令人「傻眼」。例如在民進黨主辦的大型造勢場合，源自中國的「法輪功」「佔據」整個場景最核心地段，而其範圍之大幾乎喧賓奪主。又如來自中國的「民運人士」竟也成為民進黨回應批評的突顯筆陣代表；不過到了最緊要關頭，例如面對泛藍所發起的罷免總統提案，民進黨最後還是回到「認同問題」、「族群問題」、「台灣人總統」、「捍衛本土執政」的堡壘，安然度過危機。

「七一五」泛綠學者的聲明鬆動了這個堡壘，並從堡壘的內部敲起打破這個堅硬堡壘的第一響。

參與「七一五」聲明的泛綠學者大多學運出身，十多年來、他們跟民進黨不僅有深厚的革命感情，更有深厚的精神血緣關係。府、院、黨對此知之甚深，不敢有任何懷疑，因此當泛綠學者指出「政治領導者以動員族群情感來取代反省」、「以認同立場來壓抑對民主理想的追求」時，必然會使在倫理上、道德上已陷於空前心虛與被動的民進黨更雪上加霜。

尤為深遠的影響是，這些泛綠學者，一如十多年前參與「全國民間經濟會議」的經濟學者一樣。屬於中生代。在未來十五年間，他們也會如十多年來的經濟學者一樣，在政界和學界扮演更加重要職位，一旦他們疏離、厭倦甚至拋棄民進黨，民進黨不但將失去校園，也將失去未來的臍帶。

一位知名的台大教授在民進黨中央執政以前，曾意謂深長地向我說：「最近十年，我所教過的最優秀學生沒有一個參加國民黨」；如果目前的情況繼續惡化下去，也許十年後這位學者又要向我說：「最近十年，我所教過的最優秀學生沒有一位參加民進黨」。

施明德所發起的百萬人民倒扁運動，繼泛綠學者之後。進一步從堡壘內部鬆動這個堡壘，甚至從基礎上全面性地鬆動這個堡壘。

由於施明德在黨外的資歷，由於施明德在美麗島事件所扮演的角色，由於施明德最敬重的是美麗島的大家長黃信介，由於施明德曾擔任過民進黨主席。這些歷史連結，加上一週之內完成百萬人民的授權，以及「九一五」的「百萬圍城」紅潮，施明德一生可能的「最後一役」，確實已使陳水扁本人面臨是否辭職下台的空前危機。

如果說泛綠學者帶來的是理念的、校園的、知識的衝擊與影響，施明德帶來的則是動態的、現實的、立即的衝擊與影響。這些衝擊與影響正在交織著，也正在發酵中。

民進黨已處在內憂外患之中，二十八年前我以黨外人士的身分，首度提出「國民黨往何處去」，想不到二十八年之後，民進黨已面臨相同的問題，「民進黨往何處去」已是關心國內政局發展的共同課題。「蔣渭水精神」足以讓「民進黨脫胎換骨」嗎？民進黨內的「鄧小平」何在？還有機會「撥亂反正」嗎？或者，我們能找到像戴高樂這樣兩度拯救法國的「有效領導者」嗎？

黨產走向黃昏

2007-12-29T20:41:00.000-08:00

說明:原文於2006年8月26日於中國時報時論廣場刊出，本文略加修改增添而成

國民黨以「告別歷史、向全民交代」為題，在八月二十三日第一次就「財團法人中國國民黨黨產」向全國人民做「總說明」，這是到目前為止，國民黨在處理黨產問題上，相對比較公開，「也願意坦然面對，虛心自我檢討」的一次報告。

回顧二○○一年，當監察院黨產調查報告提到委員會審查時，從二月到四月間，委員會幾度審查時，我幾乎被圍剿，國民黨也透過部分媒體放冷箭，企圖混淆視聽，以致這份黨產調查報告最後僅以「小糾正」、而無法正式以「糾正案」通過。

在監察院黨產調查報告提出後一年半，二○○二年九月，行政院通過「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並函請立法院審議；同年九月，國民黨主席連戰面對這些新的發展，第一次對監察院黨產調查報告的「調查意見」，表示將採「高道德標準」來回應監察院的要求；八月二十三日的「黨產總說明」，基本上是馬英九主席延續連戰的處理原則，而對監察院的黨產調查報告則做了詳盡的說明與回應，同時在處理態度上，相對也顯得比較「誠懇」，「我們曾經犯過錯，我們願意誠心的向國人致上最誠摯的歉意」。

依照「黨產總說明」，將黨產的形成、發展與處理，區分為威權時期、轉型時期、民主時期、亦即兩蔣時期、李登輝時期、連戰馬英九時期三個階段，是合乎邏輯的。在這三個階段中，黨產最「閃耀迷人」、「光彩照人」的階段，自是李登輝時期。李登輝以國家元首和黨主席結為一體的身分，一面逐步將黨產透明化，一面則藉著執政優勢，擴大黨營事業投資的範圍，面對反對黨的興起和競爭，李登輝將黨產和政治、黨產和選舉，發揮了空前緊密的結合，王金平院長所說「李在位時起碼幫黨籌措了七、八百億經費，所有黨的公職人員也都受到栽培」，其用意原是在「替李緩頰」，結果卻為李登輝靈活運用黨產作了最生動的註解。

黨產孕育台灣的金錢政治，浸蝕地方選舉的根基，腐蝕民主政治的本質，扭曲國家資源的有效配置，當黨產以黨營事業投資為媒介，廣泛地和政商名賈、地方派系結為命運共同體的互聯網時，黨產乃成為台灣的政經怪獸，成為台灣的政經之癌，甚至成為一些學者口中的台灣經濟上的「二二八」。

「黨產總說明」透露一些新訊息。這份「總說明」已不再像李登輝主政以來那樣對黨產過度「維護」與「依戀」，而對黨營事業介入重大投資案所「衍生爭議」，「甚至涉及弊端」，也隱隱約約留下不尋常的批判。這大概是馬英九就任主席以來，繼將象徵威權的中央黨部遷到八德路以後，所展現的另一新風格。

只要對黨產不「依戀」，對黨產自不必「維護」，況且黨產總規模已愈來愈小，未來且將更小，基於民主政治公平競爭的要求，中央及地方公職定期選舉的壓力，民進黨中央執政的新現實，監察院黨產調查報告引發的新風潮，黨產必將走上黃昏之路，馬英九今後所面臨的選擇是：他到底要扮演「已成了國民黨最大包袱」的「黨產」終結者，還是要如前任者那樣，繼續扮演「歹戲拖棚」的「蕭規曹隨」者？必須嚴正指出，只要黨產還存在一日，只要因黨產所造成的政黨不公平競爭還繼續存在，不管馬英九對黨產的處理態度如何謙卑與積極，他都必然會遭到追討黨產者的強力批判。

但當前的追討黨產運動也面臨兩種困境：
一．對李登輝在黨產的角色回避應有的對待。
二．對黨產繼續下苦功研究者幾乎沒有。

第一個困境源於動態政治的考慮。由於在政治光譜上，李登輝已從「民主先生」轉移到「深綠台獨」，不管是基於戰略評估或利害考量，最近六年來的追討黨產浪潮都有意迴避在李登輝時期「黨產與台灣政治發展」的課題。

第二個困境來自當前推動追討黨產的工作者大多抄短線。最近十年來，民進黨追討黨產的主要參考資料之中，一為一九九五年台灣研究基金會所提出有關國民黨黨產的田野調查報告，一為二００一年監察院黨產調查報告，前者係以民間的力量單獨進行，費時十八個月，後者則以體制上的力量進行，歷時十五個月，這兩份調查報告都是在我的主持下完成。

可以這麼說，最近十年的選舉，從縣市長到立法委員到總統大選，民進黨所引用的追討黨產的資料，大多來自這兩份報告，民進黨中央執政六年來，如果將監察院黨產調查報告的因素抽離掉，在追討黨產的工作上到底留下多少紀錄，實在是一件令人無法不感到驚訝與嘆息的事──而其關鍵即在對黨產繼續下苦功、默默耕耘者少，抄短線、搶新聞鏡頭者多。

馬英九已提出黨產的「期中報告」，如果在很快的時間(如在一年之內)，馬英九又提出黨產的「期末報告」，並且以「黨產終結者」的謙卑心情發言，且願意將所剩不多的黨產，扣除黨工所需費用以後，還財於民，或捐做公益基金，而民進黨又無法跳出上述兩種困境，追討黨產的政治邊際效用將日趨遞減，黨產作為政治議題的熱度也將逐漸褪色…

從蘊釀到現在，追討黨產的運動已快歷時二十年，在這七千多日的旅程中，不少工作夥伴，包括我在內都深信：為了健全台灣的民主政治與政黨政治，為了實踐社會公義的基本精神，必須盡快終結黨國體制的最後幽靈──黨產。現在我們仍然這樣堅信，並希望這一天早日到來。

如果麥子不死

2007-12-29T20:40:00.000-08:00

說明:本文於2006年10月29日於中國時報時論廣場刊出，本文為原稿全文

一九八一年的縣長和省議員選舉，在戒嚴體制下，經由我（當時為宜蘭縣第一位黨外立委）主持的協調會，宜蘭縣黨外決議推薦一名縣長候選人、兩名省議員候選人（一名推薦、一名報備）參與競選，形成和國民黨前所未有的三對三競選形勢。選舉結果，黨外當選縣長一席、省議員一席，取得三分之二多數，這個結果不僅是宜蘭縣黨外的空前佳績，也是當時全台灣所有的縣市黨外最好的成績，更使國民黨遷台以來第一次在個別縣市的選舉成績居於少數。陳定南與游錫堃即是經由這次選舉第一次走上公職之路。

大約經過四分之一世紀，為了對宜蘭縣歷史與人民有個嚴正的交待，更為了懷念在那場選戰中基於關鍵因素的黨外精神，台灣研究基金會經過十八個月的工作，即將出版「人民的力量－蘭陽平原的雨夜四十八天」一書。基於該書結構和內容的需求，我以策劃人的身分，至少和超過一百位以上的黨外工作者與支持者，有著感人心弦的直接互動。

這些黨外朋友大多來自基層，現在仍在基層，他們自稱並非「檜木」、「大石頭」，而只是「三夾板」、「小石頭」、「小卒仔」，這些黨外義工並非「坐轎」的，只是「抬轎」的，他們回顧過去，面對現在，不免越來越感到苦悶、焦慮、怨嘆、鬱卒、心痛、眼中含著淚水，起先他們還為民進黨辯護，後來他們漸漸變得沉默，以前他們昂首跨步、高談闊論，現在他們不敢俯視、低調待人，當年他們的豪氣與自信已漸漸消逝，代之而起的，卻是無奈與辯解……他們幾乎消失當年的自我。

在這種真誠的互動中，我們也隱約看到或感受到黨外精神真實的面貌。他們很懷念黨外那個年代，在那個年代，在深夜或是清晨，他們為黨外掛旗子、發傳單，在選舉造勢或抗議活動場合，他們自動自發，組成糾察隊，出錢出力，紮紮實實的發揮出「台灣牛」的精神，儘管他們『無權無勢』，卻都「無怨無悔」，而且充滿浩然之氣。面對戒嚴威權體制的「壓霸」與不公，他們「嘜爽」，不畏權勢，不受利誘，打抱不平，追求公道，「做牛甘願拖」，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氣慨，「拍胸脯」的豪邁，堅持做「對」的事，犧牲奉獻，在所不惜。在這種情境下，培養出特殊的革命感情與革命信念－－唯「義」(公義)而己，何必言「利」。在那個年代，黨外確是「光榮的代名詞」。

六年來，這種情境改變了，從黨外演變而來的民進黨，在中央執政之後，已越來越不談「理念」，只談「利害」，而走上完全相反的唯「利」而已，何必言「義」，甚至將「台灣人」的核心價值－最基本的「人情義理」都丟掉，不但「忘了我是誰」，「更忘了所做的承諾」，也因而將從黨外年代真情所建立的「橫向」與「縱向」的「聯繫」與「臍帶」都自我砍斷。有些當權者更持「我不入天堂，誰入天堂」的心態，彼此之間，不僅缺乏同志愛，也幾乎失去互信，貪腐不斷被揭露，黨外精神嚴重蒙羞，不少人已陷入「不知為何而戰」的困境，政黨輪替所帶來的希望與夢想，已變成一場惡夢，而黨外所代表的「那股凍沒條的氣」、「那股元氣」、「那股傻勁」，也幾乎消失殆盡。

但原始的黨外精神是純真的，它反映的是一種被壓抑的心情，要求解放的心情，要求出頭天的心情。這種精神並不是一兩個人，在一兩天之內，忽然從天而降，硬生生長出來的，而是千千萬萬的人，從北到南，從西到東，經過幾十年的奮鬥與累積，逐步自然成長。所以黨外精神不僅是台灣歷史的重要成分，更是台灣精神的重要內涵，它洋溢著濃濃的本土氣息，有如一顆活生生的樹，在我們的土地上，自在萌芽，綠葉花開，非常在地，且與日常生活結合，帶有一種無可取代的生根，與見面就感動的深情脈脈情感，春夏秋冬，總見新意；當這樣充滿力量、有機的生命，正受到空前摧殘的時候，人們不禁要問：它會消失嗎？它可以再生嗎？

戰後宜蘭第一代黨外領導者郭雨新曾堅定地表示：蕃薯不驚落土爛，只求枝葉代代湠。

圖片說明:194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作家紀德的著作«如果麥子不死»。（志文出版社提供）

獲得一九四七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法國文學家紀德，在「如果麥子不死」一書也得出這樣的意含，他是從新約約翰福音引伸出來的：「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落在土裡）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黨外精神反應時代面貌與歷史精神，這種精神可超越時空變化與政黨輪替，而得永恒地存在，儘管在某些時點上，由於一些當權者的沉淪或背叛，可能使黨外精神蒙難，但這將只是暫時現象，因為正如紀德所說，「如果麥子不死」，當新的春天再度到來時，黨外精神就會發芽，「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黨外精神代表無私的奉獻，公道的追求，它反應人民的心聲，代表人民的追求，展現人民的力量。任何主政者，從地方到中央，一旦背離黨外精神，不啻背離人民的追求，人民將會展現其作為民主政治最後決定者的力量，這是民主政治的本質。這項本質，過去是，現在是，未來也是。

二○○六年台灣的政治天空，在比較寬鬆的民主環境下，從「七一五」泛綠學者的公開呼籲，到九月以來凱達格蘭大道上所掀起的「反貪腐」風雲，以及最近台大醫院以五十七比一的絕對多數否決趙建銘申請復職案，都是在不同時空背景下，顯示出「不畏權威，追求公道」黨外精神的特質。「蕃薯不驚落土爛，只求枝葉代代湠」，所有曾參與過型塑黨外精神的工作者，包括朝野政治領袖，基於對「如果麥子不死」意涵的領悟與敬重，在當下關鍵的時刻，到底要選擇哪一種歷史定位呢?

權貴們，請尊重台大醫院

2007-12-29T20:39:00.000-08:00

說明:原文於2006年7月17日於中國時報時論廣場刊出，本文略加修改增添而成

看到台大醫院林芳郁院長表示：「我們不太懂得如何與大人物應對」，坦誠趙建銘案是台大醫院「管教失靈」，因而一度萌退，我不能不說幾句話。

台大醫院的前身台灣總督府醫校（以下簡稱台灣醫校），是台灣近代史上最光彩耀人的一所學校。從創立台灣文化協會、組成台灣史上第一個政黨台灣民眾黨的蔣渭水，到帶動農民運動急遽發展的二林事件領導者李應章，以及被形容為台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都是台灣醫校的畢業生，亙一九二○年代在台灣歷史上先後興起的啟蒙運動、政治運動、農民運動、工人運動、及新文學運動，從某一個角度言，幾乎可以說是台灣醫校畢業生的奮鬥史。台灣醫校與台灣近代史的關係是如此之深，影響是如此之大，這種歷史關係實為任何個體或團體必須「凝視」的基準，因此，任何政黨或政治領袖都應當以一種謙恭的心情，對台灣醫校的延續者─台大醫院，採取合乎其風格的尊重。

在兩蔣時代，榮民總醫院是「寵兒」，台大醫院有如「庶子」，台大醫院醫生由於傳統的因素，具有濃濃的「台灣味」，他們既不會交際，也不善於迎合，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無論在預算、設備與待遇上，台大醫院自然無法與榮總相提並論。我在第一任立委任內(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五年)，最高興的記憶之一，便是經由預算的審查，力爭將同屬國家級的兩大醫院─台大與榮總，在更新計劃時拉近兩者的預算差距(本來兩者相差約三十億左右)。在國民黨主政很長的一段時間，曾有人戲稱，台大醫院是總統府半徑一公里之內惟一未被「光復」感染的地方。

隨著台灣民主化的腳步，台大醫院的光榮歷史愈廣為人知，台大醫院的政治地位也與榮總愈趨「平等」，李登輝總統任內便反應出這個走向。政黨輪替之後，最具有草根性、本土性的台大醫院，更有如地牛翻身，其「顯赫」程度已遠遠超過榮總，兩者「政治地位」為之一變。

然而，只不過短短幾年時間，宣稱以本土起家的新執政者，卻已顯現出「過度的權力的傲慢」，懷抱著「我一直覺得自尊、自信、不畏世俗名利，是我們台大醫院屹立百年來最重要的核心價值」的柯文哲醫師，本人還是「墨綠」的支持者，竟然要這樣感嘆：「在權勢之前，我們竟矮了身子」。這一感嘆讓我們警覺：綠色執政下的台大醫院，竟然有如兩蔣時代的榮總，都要「在權勢之前，矮了身子」。

這一感嘆也提醒我們：台灣的民主雖然已告建立，但有權勢者的傲慢本質卻根本未變，一個三十多歲、年輕的主治醫師，竟讓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蒙塵，讓人不勝唏噓。

隨著時代的進步、科技的發展，以及專業分工的要求，歷史上曾扮演多元化角色與功能的台大醫院，已逐步還原到堅守醫界的專業本份，但由於承載豐富的歷史遺產，長期象徵台灣社會圖騰的壓力，台大醫院的現在及未來，在面對權勢之前，如何拿捏，如何不卑不亢，已是台大醫院全體醫師共同的課題。台大醫院多年來一直是學子第一志願的選擇，也曾創造出忠仁忠義連體嬰分割手術的世界水準，而當年不少台大醫院醫師在比較惡劣的條件下仍堅守台大，為的就是要「爭一口氣」，因此台大醫院所代表的是「人才、智慧、奉獻」，台大醫院不僅是台大的、台灣的，更是屬於世界的、人類的。

這個時刻，請台大醫院的醫師們，共同深凜你們的大學長，也是七十五年前逝世時被台灣人尊稱為「台灣人之救主」，我則定位是「台灣的孫中山」的蔣渭水一生奮鬥所留下的台灣精神的最高原則─不畏權威，追求公道。

在台大醫院百年歷史上，趙建銘案固然只是洪流中的一波，但台大醫院實應經由這個案的教訓，一方面建立一個醫師嚴格自我要求的準則，另一方面建立一套嚴肅面對外部權勢的機制。今後，不論面對哪一個黨派、哪一個當權者，都能一體適用，而且能顯現出台大醫院的風格──關懷的、人道的、尊嚴的、自主的。

我要誠懇的向所有的當權者呼籲：給台大醫院多一點空間，對台大醫院多一點尊重，不但是尊重台大醫院所代表的「人才、智慧、奉獻」，更是對台大醫院歷史與祖先的尊重。

孫中山和蔣渭水: 紀念蔣渭水逝世七十四週年

2007-12-29T20:35:00.000-08:00

說明:原文於2005年7月31日於中國時報刊出，本文略加修改增添而成

三十多年前，當我正努力撰寫全世界第一本有關蔣渭水傳時，一些朋友知道了之後第一個反應是：「這個時候怎麼敢寫蔣渭水？」三十多年後，當我敦促國父紀念館應致力於孫中山與台灣近代民族運動關係的研討時，一些朋友在參與之時的直覺反應是：「怎麼這個時候還在談孫中山？」

由於政治環境的變化，三十多年來，在台灣，蔣渭水從一位在政治上幾乎被禁止、社會上為絕大多數國人所遺忘，而逐步成為多數國人所知道、並為國內朝野政黨領導人所共同懷念與尊敬的偉大歷史人物；但在相同的時間和場域，孫中山作為中華民國國父的永恆地位，雖然一直得到官方體系的維護與宣揚，卻竟然會產生「怎麼這個時候還在談孫中山」這樣困惑的問題。

孫中山鼓舞台灣民族運動

為什麼會這樣?

理由之一，隨著政黨輪替，國家認同更加分歧，中華民國國號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連帶地，在一定程度上，在心理上，不管自覺或不自覺，多少稀釋了中華民國創建者孫中山對於全民的凝聚力。

理由之二，在國民黨執政期間，有關孫中山與台灣的介紹，大多僅止於形式上，譬如說什麼時候來過台灣？來了幾次？住在哪裡？留下什麼？而完全忽略、甚至抹煞孫中山與台灣近代民族運動深厚而實質的關係。

開始於一九二○年代初的台灣近代民族運動，是台灣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文化運動、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由於日本統治台灣期間所推行的民族歧視政策，導致絕大多數被統治的台灣人與極少數統治階層日本人的民族對立，這個運動嚴正地發出台灣人的聲音，提出台灣人的要求，並確立台灣人的尊嚴。在大約十年左右的推動過程中，經由台灣文化協會的深耕，台灣民報不斷地吹奏激勵人心的進行曲，以及「三大事件」（治警事件、二林事件、台灣鐵工所事件）的衝擊與影響，到了一九二六、七之際，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已儼然成為一種大眾運動、一種社會運動。

民族認同台灣人引以為榮

當台灣近代民族運動正因波瀾壯觀的發展而面臨空前的路線爭論之際，由於孫中山本人的因素，以及他在一九二四年主持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確立的新路線，卻對台灣近代「先覺者」，特別是蔣渭水，以及他所領導的台灣近代史上第一個政黨—台灣民眾黨，產生一種近乎血肉相連的深遠影響。

孫中山四十年如一日的革命精神與革命毅力；他對主義的堅持與忠實；對弱小民族的鼓舞與支持；加上孫中山為漢民族的世界性偉人，民族認同使台灣人引孫中山為榮，並奉孫中山為精神鼓舞者；孫中山乃成為日據時代，中國人士之中，最受台灣人民懷念與尊敬的政治領袖。而在台灣人民之中，受孫中山影響最深的，最勤於研究「孫中山全集」，並活用其主張的，便是在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上有「台灣的孫中山」之稱的蔣渭水。

蔣渭水曾說：「我理想中的民眾黨是要造成『黨是台灣人解放運動的總機關』，如像中國國民黨是中國人解放運動的總機關一樣」，蔣渭水所指的中國國民黨也正因為這種革命理念的深深相連，孫中山對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影響，在當時中國人士之中，堪稱第一人。

蔣渭水堪稱台灣的孫中山

今年四、五月間，連戰與宋楚瑜兩位黨主席先後到中國訪問，並分別到南京拜謁中山陵，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也公開宣稱「孫中山先生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留下許多珍貴的精神遺產」，一時之間，孫中山又成為兩岸政黨領導人共同尊奉的歷史象徵。但從兩岸政黨領導人到兩岸人民之間，特別是到台灣人民之間，似乎缺少一個歷史聯結。

在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上最具影響力、最能刺痛日據當局、並最能喚醒寂靜的民族與社會良知、一九三一年逝世時被台灣人民尊稱為「台灣人之教主」、「台灣政治社會運動第一指導者」的蔣渭水所代表的「民族正氣」與「台灣精神」，經由歷史的焠鍊，正好得以「台灣的孫中山」這一歷史身分，銜接這一歷史聯結。

事實已經證明，在經過長時間的冷落、扭曲與不公之後，蔣渭水已經還原了歷史地位，並得到台灣朝野政黨領導人物以及台灣人民的共同懷念與敬重。海峽對岸的政黨領導人及中國人民，在熱誠呼應連宋訪問之後，基於對民族感情的珍惜與謙虛、兩岸不同歷史境遇的理解、及台灣人民的善意，對蔣渭水所代表的歷史聯結，似乎也到了應該表達真誠懷念與敬重的時候。

不畏權威，不斷追求: 台研會十五週年感言

2007-12-29T20:34:00.000-08:00

說明:本文為2003年3月15日，台灣研究基金會十五周年慶致詞。

我出生在一個貧苦的農家，父親小學沒有畢業，祖父與曾祖父都未上過學，父親曾說，我是生長在一個「三代沒有眼睛」的家庭。現在回想起來，父親給我的最大一項資產，便是讓我有機會接受教育，鼓勵我讀書，使我能順利考上台灣大學。

當我在大時代的洪流中，偶然走上從政之路，並第二度擔任立法委員時，我想起自己的成長背景，也想到我應該可以做一些我在研究所階段期待有人來做卻沒有人做的事。於是在一些朋友的支持下，一九八八年三月成立了台灣研究基金會。

成立台研會最純樸的動機，便是我曾經是一個研究生，如果我現在有能力提供一個園地，讓研究生在他的人生中最需要的時候，彼此之間，可以互相交流激盪，在他們生命成長的過程中，一定可以幫他們節省一些時間。事實上，提供原地、尊重知識、探索真理，一直是台研會的基本信念。也正由於台研會一開始即秉持這種信念，且一直堅持這種信念，而在推動過程上，又洋溢著理想色彩，充滿著學術味道，台研會才自然而然成為八○年代風起雲湧的學運時代，感到最可信賴而親切溫暖的「窩」(家)。

照片說明:台灣研究基金會創辦人黃煌雄於台灣研究基金會十五周年慶致詞。（黃煌雄提供）

探索與追求，可說是台研會最鮮活的寫照。台研會的探索與追求，是與時代脈動同其發展的。台研會成立之際，台灣已宣告解嚴，不過政治雖已解嚴，但社會、經濟、文化、心理、倫理各方面，卻仍深受戒嚴遺毒之苦。這種現象正如捷克總統哈維爾所說，在一九八九年大變局之後，儘管東歐各國先後推翻共黨統治，但共黨獨裁統治對東歐各國人民在社會、經濟、文化、心理、倫理各方面所留下的遺毒仍然甚深一樣。這正是台研會所處時代背景。

就十五年來台研會所舉辦的各種活動、講座、研討會、系列會議，以及所出版的各種書籍，台研會所探索與追求的主要課題，可歸納為兩大類：

一為對非常時期體制的檢討與批判

一為對常態時期體制的規劃與努力

儘管台研會體積很小，資源有限，但台研會工作伙伴在十五年探索與追求的歲月中，卻交熾著生命的煎熬與感動，也交會出生命的成長與喜悅，並先後承擔起一些獨特的或領先的角色。例如台研會出版了全國第一本國防白皮書(一九八九年)；台研會成為總統直接民選制最早的搖籃地(一九九○年)；台研會進行了全國第一次有關國民黨黨產的田野調查(一九九五年)；而在十多年前(一九九一年)，台研會便持續地為台灣的主體性建構歷史與學術的理論基礎；台研會更是八○年代學運世代的後勤基地。

在戒嚴時代，有關台灣史的研究，屬於政治上的禁忌；解嚴初期，仍屬於野史領域，很難登上學術殿堂之列。台研會所主辦、以國內碩士班研究生為主要參與對象的「新生代論文研討會」，不僅加強了新生代的研究風氣，也為新生代提供研究台灣的園地；由於「新生代論文研討會」曾連續舉辦九屆(每年一次)，其中不少研究生，於取得碩士學位後，又分別前往美國及歐洲各大學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台研會乃和這些以博士班為主的研究生(現已成立北美洲台灣研究年會)，從美國校園開始，共同主辦北美洲台灣研究年會，到去年為止，已舉辦過八屆(每年一次)。從「新生代論文研討會」到「北美洲台灣研究年會」，標幟著台灣研究的突破與延伸，更將台灣研究從國內提升到國際舞台。對於一個登記資本額一百萬元台幣的基金會，竟能長期獨立支撐這項具有國內外系列意義的年會，不能不算是一項「異類」，台研會在這個領域上，著實「獨領風騷」。

台研會並無固定的辦公室，我們搬了幾次「家」，座落在新生南路與青島東路兩個時期的台研會，可說是台研會活動的兩大高潮。當年，在這兩大高潮階段出入台研會的不少在野人士，以及飽學之士，今天有些人或已成為總統府、行政院、立法院的座上客，有些人則從中央研究院到各大學，分別擔任要角。而當年屬於新生代的研究生，也正步入中生代，並分別在學術界、政界及各方面，開始顯露才華。就這一角度而言，十五年來的台研會，可謂見證了權力的更迭、世代的接續，以及時代的風骨。

由於台研會的理想及公共性，已多少建立了基本的公信力，參與台研會活動的成員，大多當過台研會的義工。台研會一方面是簡樸的，吃便當是台研會一大特色，十五年來，參與台研會工作的伙伴不知道吃了多少個便當；但台研會另一方面則是永不疲倦，為了不斷的探索與追求，台研會不畏沉悶與壓力，不畏體制與權威，常在「斗室」的會議桌上，到了深夜時刻，還燈火通明，並時時傳出熱烈討論與激辯之聲，。台研會最大的聚餐，好像是當時間已到深夜，討論已告一段落，大家才拖著疲憊的身體，但興奮的心情，一起到新生南路與仁愛交接口的欣葉台菜餐廳吃消夜(稀飯)。

大致地說，十五年來的台研會，可以昂然的說：「那美好的仗，我已打過了」。不過，台研會雖然已走過了一些旅程，但新的旅程仍然有待繼續走。新的旅程所面對的時代背景，已和十五年前的時代背景，有著截然的不同。

十五年前，台研會所關注的是台灣本身，以及台灣的非常體制；十五年來，台灣已從非常時期走向常態時期，總統直選已經歷過兩次，前所未有的政黨輪替也發生了，政權得以和平轉移，台灣的民主已從建立邁向鞏固。但在這相同的十五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化和擴大，不但提升了中國綜合國力，而兩岸的經貿關係，更因各種條件的因緣際會，以及文化中國的奠基下，達到歷史的新高峰。放眼未來，十五年前政治上還被視為禁忌的兩岸關係，將可能逐漸發展成為台灣社會的顯學，而其演變與互動，勢將影響台灣的生存走向。

族群問題仍然是台灣當前最大的社會隱憂。早些年前，台灣各界將省籍問題轉化為族群為題，這原本代表一個提升，一個良性的發展，但由於選舉機制的影響，族群變成最有效的動員工具，特別是在像總統這種大型選舉，族群問題總成為最敏感的因素，其結果常常是已快癒合的歷史傷口，每次選舉一到，總是有人把它灑上鹽巴；尤其是一旦將族群問題與兩岸關係糾葛在一起時，就顯得更加複雜、更令人擔心。今天的「族群與兩岸」，就有如十五年前的台灣非常體制，是值得台研會嚴肅面對的。

美國前總統卡特在卸任總統之後，成立卡特中心。卡特中心關懷全球的人權與和平，卡特本人更僕僕風塵於全球各地之間，為人權與和平而持續努力；去年，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可謂實至名歸。一九九六年台灣總統大選之後，我曾到莫斯科，二度造訪戈巴契夫，在交談中，戈巴契夫曾對我說，台灣有了經濟發展，也建立的民主，今後，「應當可以對世界歷史做出貢獻」。因此，如何由內而外，由近而遠，關懷兩岸的文化倫理與社會重建？關懷兩岸的人權與和平？進而關懷全球的人權與和平？更是值得台研會今後嚴肅面對的。

十五年前，面對威權體制，台研會秉持尊重知識、探索真理的基本立場，不畏權威、不斷追求，也能「帶領風氣、掌握趨勢」，並走出自己的路；今後，在全球化及兩岸遽變的新格局下，台研會可能將面對更大的挑戰，自更應秉持尊重知識、探索真理的堅定立場，不畏權威、不斷追求，希望在未來的歲月，也能「帶領風氣、掌握趨勢」，並走出自己的路。

黨國體制的最後幽靈

2007-12-29T20:32:00.000-08:00

說明:本文於2004年1月4日中國時報A15版刊出

「黨產」是黨國體制的產物，也是黨國體制支柱的一環。隨著戒嚴解除，黨禁、報禁開放，以及民進黨的興起，黨國體制乃逐漸解構；作為黨國體制產物的「黨產」，也開始受到各界日趨洶湧的不斷探討、質疑與「追討」。國內從一九八○年代末期開始醞釀，歷經九○年代，進入二十一世紀初，大約十五個年頭的「追討黨產」風潮，終於促使一度是政經怪獸的「黨產」黯然走向黃昏；二○○四年總統大選的「黨產」攻防，所代表的階段性意義，便是考驗國民黨將以何種方式終結黨國體制的遺緒。

依當前國民黨的論述，「黨產」處理區分為兩蔣時代、李登輝主政及連戰接手三個階段。大致地說，兩蔣時代庇護「黨產」與黨國體制的連結性，並使其壯大，但兩蔣本人似乎很少用到「黨產」，因為他們的統治根本不需依賴「黨產」；李登輝主政階段，成立投管會，將龐大而晦暗不明的「黨產」予以透明化，但在推動「四化」（「法制化」、「大眾化」、「流通化」、「國際化」）的過程中，卻也將「黨產」作了違背民主政治常軌空前的運用，甚至「濫用」，因而留下不少引發金錢政治的爭議案件；連戰接手以後，國民黨已成為在野黨，他很像一位家道中衰的大家族的當家，正面對有著歷史包袱、投影很大、但資產卻日趨縮水與蕭條的家業。

相對於李登輝運用「黨產」的手法，連戰顯得「規矩」而有「分寸」。他第一次實踐了「黨產」的「信託」；依照監察院二○○一年四月份有關「黨產」的調查報告，他也第一次將部份「黨產」交還了國家；這兩項都是李登輝主政時未曾做過的，儘管如此，當前國民黨對於「黨產」的論述及所持的心態，和李登輝主政時卻仍然是相同的，即「黨產」是有其歷史背景的，對「黨產」也都存有「不捨」之心。

放眼當今世界進步的民主國家，在總統大選的過程上，幾乎找不到如「黨產」之類的議題，但在像我們這樣的民主國家，從二○○○年到二○○四年的總統大選，「黨產」議題卻一直在發燒，可見「黨產」在本質上有其墮性和誘惑。

我曾經是一位在立法院提出「政黨財產管理條例草案」的立法委員（一九九三年），也是全國第一次有關「黨產」田野調查的主持人（一九九五年），又是監察院「黨產」調查報告的實際負責委員（二○○一年）。在「追討黨產」的歷程上，像我這樣參與過十年左右的不少工作伙伴，我們內心對於「黨產」議題，其實並無任何個人情緒或黨派之私，我們只是深深地相信，且一直堅定不移的認為：「黨產」乃黨國體制的最後一項遺物，也是台灣民主化的最後一道關卡，讓「黨產」這樣的「魔戒」從台灣的政治議題上消失，不僅可促進政治與經濟的公平競爭，也可實踐社會公義的基本精神。

事實上，只有從這種歷史與民主的角度來看待「黨產」問題，才能正確掌握潮流之所向及民心之所在。就法律層面言，「黨產」問題的解決，當然有待法律的制訂，包括諸如行政院先後提出的「政黨法草案」、「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等」…但就政治層面言，「黨產」本質上既為歷史產物，如果國民黨凜於政治發展的形式，基於對於歷史與民主的體認，能夠貼近社會的脈動，順應主流民意的心聲，而一改從李登輝主政以來對「黨產」的傳統論述與基本心態，不再視「擁有」「黨產」為天經地義，而寧願「放棄」；也不再對「黨產」「依依不捨」，而寧願「歡喜捨得」；亦即國民黨如能正式宣告願意將「歹戲拖棚」的「黨產」全部還歸於民，將不失為是解決「黨產」問題最立即有效的「療傷止痛」的作法。

連戰曾宣稱：為了社會的和解與和諧，他願意為威權時代國民黨所做過的事情道歉；將「黨產」還歸於民，是邁向社會和解與和諧的重要一步，也是重建社會心靈的必要過程，更是實踐社會公義應採行的作為。何況，「黨產」早已呈現一片日薄西山的景象，正邁向終結之路，即將走完最後的旅程，此時此刻，連戰如果真的誠心誠意願意道歉，最立竿見影的具體作法，便是嚴正的向全國人民表達：

一、願意代表國民黨正式宣告，要在一定期間內（如二年內），將扣除債務之後的「黨產」餘額，包括土地、建物、債券、股票等，全部交付信託，並成立公益性財團法人，由公益董事來監督管理信託基金會的運用。

二、為了呼應這一宣告，國民黨將遷出中央黨部，中央黨部則改為孫中山紀念堂，並遵循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的遺訓，將場址開放給享有清譽的公益基金會、社會福利團體、社區工作者、地方文史工作者及海洋工作者等弱勢團體，無償使用。

三、「黨產」餘額的信託基金及其孳息，除了支應黨務人員的退休費用以外，都將全部充作公益使用。

黨國體制已遠離我們而去，但黨國體制的其中一個幽靈，卻一直在我們上空盤旋，並困擾我們的心靈，致使台灣的民主蒙羞，整個社會不斷內耗，而人民更是不堪其優，疲憊厭煩。為了盡速有效地掃除此一幽靈，並毅然地揮別過去，當國民黨還有一定的機會與條件展現主動、並展現歷史選擇的時候，請問包括連戰主席在內的國民黨領導階層，還有什麼值得猶豫？

黃信介最後的政治遺產

2007-12-29T20:31:00.000-08:00

說明:本文摘要刊於2007年8月13日中國時報時代論壇，此為全文原稿。

政治遺產

美國已故總統尼克森曾說過：戴高樂留給法國的最大資產，便是第五共和。就這種立論而言，黃信介留給台灣最後的政治遺產，便是民主大憲章和台灣憲法草案（以下簡稱台灣憲草）。擔任過民進黨主席的姚嘉文曾說：「召開人民制憲會議，通過台灣憲草，是黃信介對台灣民主運動最大的貢獻，不差美麗島時期的運作。」

照片說明:左為黃信介，右為黃煌雄，照片由黃煌雄提供

民主大憲章

從一九八八年十月到一九九一年十月，黃信介擔任民進黨主席，這三年也正是海內外制憲運動風起雲湧的的年間。

一九八九年是台灣制憲運動史上值得紀念的一年。許世楷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張燦鍙的「台灣民主共和國憲法草案」、林義雄的「台灣共和國基本法草案」，都在這一年前後，分別突破禁忌，公開在台灣印行，點燃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台灣制憲運動的火炬。

一九九○年二月間，第一屆國民大會以選舉李登輝為總統當籌碼，進行政治勒索，其所演出的「山中傳奇」，引發國人共憤，更激起野百合學運。李登輝為平息三月學運，應允召開國是會議。

民進黨為因應國是會議的召開，決議成立憲政研究小組，成員包括呂秀蓮、張俊宏、傅正、江鵬堅、張俊雄、謝長廷、蘇貞昌、尤清、陳水扁、康寧祥、黃煌雄，小組召集人由本人擔任，名譽召集人為黃信介。憲政研究小組承擔此一重責後，全力以赴，從四月到六月間，密集開會九次，費時約五十個小時，其間我曾走訪美國各地，與包括彭明敏在內等有關人士有過徹夜長談，也舉行為期兩天的擴大會議，大約經過三個月的討論，六月廿日，在黃信介主持下，民進黨中常會通過「民主大憲章草案為本黨提出於國是會議之現階段憲政主張。」

民主大憲章共有十章，一○四條，並附「前言」。在「前言」中表示：「為解決憲政危機，建立民主法治，落實國民主權，確保台澎金馬地區安全及人民福祉，茲制訂民主大憲章，並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凍結現行中華民國憲法」。十章分別是：第一章－國民之權利義務；第二章－公民權之行使；第三章－政黨；第四章－總統；第五章－行政；第六章－國會；第七章－司法；第八章－地方自治；第九章－台海兩岸關係；第十章－施行及修改。

在民主大憲章討論過程上，爭論最大的焦點是：採用內閣制還是推動總統直接民選，確定總統成為憲政中心。經過激烈的討論以後，民主大憲章有關中央政府體制，明確主張總統「由轄區國民直接選舉產生，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一次」（第五十三條），「行政院長由總統任命」（第六十條），這種兼有前瞻與傳承的規定，使民主大憲章與法國第五共和的雙首長制有異曲同工之處。

國是會議正式召開之前，在黃信介的領導與授權下，張俊宏秘書長積極推動民進黨與無黨籍、海外代表及自由派學者，共同組成在野改革聯盟，並以民主大憲章所接櫫的總統直接民選主張，作為在野改革聯盟最後是否退出國是會議的底線，幾經折衝，終於促使國是會議接受「總統應由全體公民選舉」的決議文。

其後，面對國民黨內部對「總統直選」共識的猶疑、徘徊、甚至後退的言論與作法，黃信介發起以「總統直選」為訴求的「四一九」大遊行，他更親自走上街頭靜坐。一九九六年，代表民進黨參與台灣第一次總統直選的彭明敏，在追憶黃信介時表示：「回顧信介仙一生的政治貢獻，推動國會全面改選與總統直選，是他留給台灣人民最寶貴的禮物。」

人民制憲會議

國是會議以後，李登輝排除成立憲政改革諮詢小組，共同監督國是會議共識或多數意見是否落實的建議，回歸到國民黨內部設置憲政改革策劃小組，由李元簇擔任召集人；民進黨則相應成立制憲運動委員會，由黃信介出任召集人；這樣便開啟朝野「修憲」與「制憲」的兩條路線之爭。

進入一九九一年，民進黨一面鑒於國民黨對於於憲政改革缺乏誠意，一面更鑒於在野制憲主張過於分散，實有整合的必要，乃援引國是會議改革派合作的模式，首先經由保衛台灣委員會（以下簡稱保台會）召開民間憲政會議，再經由人民制憲會議籌備委員會召開人民制憲會議，以努力尋求制憲運動史上最具突破性的整合工程。

一九九一年五月，保台會舉辦民間憲政會議，參加的成員包括民進黨、無黨籍、學術界以及海外鄉親，其目的是以更寬廣的基礎，更具水準的理論，確認制憲的必要性，會中達成六點共識，其中包括台灣之主權屬於台灣全體之人民；新憲適用在台灣及其二千萬人民；總統直接民選；成立全民制憲聯盟，召開國民制憲會議等。民間憲政會議所達成的共識，特別是有關總統直接民選的共識，為在野制憲運動的整合跨出了一大步，從此以後，包括李鴻禧等在內的一些原支持內閣制的學者，都踏實地加入民進黨的制憲行列。

同年八月廿四日、廿五兩天，由民進黨所主導，在台灣民主運動史上享有重要地位的人民制憲會議，在台大法學院國際會議廳舉行，這次會議突顯了幾大特色：
1.準備期最長：人民制憲會議是延續民主大憲章、民間憲政會議未完成的制憲整合工作，從形式看，人民制憲會議的籌備期間好像只有兩個多月，實際上，卻長達一年以上。
2.代表性最廣：人民制憲會議的籌備委員，七個工作小組的成員以及參與的代表，幾乎匯集了所有在野制憲力量於一堂，不但包括民進黨內各種政治力量，也包括無黨籍、學術界、文化界、宗教界、原住民、社運團體、學生代表、以及海外鄉親。這是民進黨有史以來所舉辦的代表性最為廣泛的一次會議。
3.功能性最強：人民制憲會議延續民間憲政會議的精神，加強專業性與功能性，在當時受限的條件下，力邀不少憲法、政治、歷史學者及各種專業人士參與，使人民制憲會議的功能性與代表性相互輝映。
4.統合性最大：在人民制憲會議召開以前，包括民主大憲章在內，在野人士先後提出八部不同版本的憲法草案，人民制憲會議的首要工作，便是要將八部憲草整合成為一部，且又能為各方所接受。台灣憲草，事實上，是在野力量彼此之間，基於民主精神，相互尊重、學習、包涵、容忍，才能在八月廿六日凌晨一點三十分的感人時刻，以起立鼓掌的方式三讀通過。
5.位階性最高：人民制憲會議所通過的台灣憲草，不是由特定「權威」的個人所草擬的版本，也不是由二、三個人組成小組關起門來所擬的版本，更不是為有權力的「人」或政黨的要求而「量身訂做」的版本，而是像一般國家制定憲法的步驟一樣，經過周密的準備與嚴謹的程序，經由代表性最廣、功能性最強的參與成員，熱烈而認真的討論後通過。這是民進黨有史以來位階最高的一次會議。

台灣憲草

台灣憲草是台灣歷史上，由台灣人民的代表，以台灣這塊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為主體，所草擬制定的第一部憲法草案。所以，台灣憲草是一部屬於台灣人民的憲草，更是一部屬於台灣土地的憲草。共有十一章，一○八條，分別是第一章－總綱；第二章－國民之權利義務；第三章－公民權；第四章－政黨；第五章－總統；第六章－國會；第七章－司法；第八章－地方自治；第九章－原住民族；第十章－憲法之行政；第十一章－附錄。從民主大憲章到台灣憲草，代表民進黨制憲演變的過程，其中有依循的，有充實的，有新增的，也有改變的：

「依循」的主要為「政黨」乙章。

「充實」的包括「國民之權利義務」、「公民權」、「司法」、「地方自治」諸章，其中「國民之權利義務」乙章，充滿著血與淚的見證，既有綠島政治犯的吶喊，新店受刑人的眼淚，又有海外流亡者的哭泣，這是台灣憲草既「凝視現實」、又「把持理想」的動人章節。

「新增」的為「原住民」專章，這也是台灣憲草進步的象徵。因為在台灣憲政史上，從沒有一部憲法或憲草，是由原住民親自參與，並親自草擬通過的「原住民」專章，台灣憲草代表這一先例。

民主大憲章基於兩岸和國內政治的現實考慮，將最容易引發重大爭論的「總綱」擱置不談，並增加「前言」，且有「台海兩岸關係」專章，以表示其階段性的意義。但人民制憲會議在開會時，卻排除這些考慮，不但略去「前言」，且將「總綱」納入正式議程，更在第一條明文規定：「台灣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國名為台灣共和國。」「台灣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第二條）。「台灣之領土包括台灣本島、澎湖群島、金門、馬祖、附近島嶼及國家權力所及之其他地區」（第四條）。嚴格而論，台灣憲草「總綱」這些規定，實是一九九一年十月民進黨全代會所通過「台獨黨綱」的張本。

「改變」的是中央政府體制，由於人民制憲會議召開前，民進黨已先在桃園舉行預備會議，在此一預備會議上，經過激烈的辯論以後，決定廢除行政院。人民制憲會議接受了這項改變，將民主大憲章所採行的法國第五共和雙首長制，改變為美國式的總統制，廢除行政院，因此有關「總統」與「國會」的職權與互動關係，也就必須相應的調整。

扼要地說，台灣憲草代表一九九○年代台灣的民主工作者，在當時的國內外背景與條件下，所持的一種憲政見解與民主追求，台灣憲草既是一個總結，又是一個濃縮的表現。

最大公約數

民進黨在一九九○年代所推動的制憲運動，從民主大憲章到台灣憲草，似乎一切都很邏輯，一切都按節奏在發展，但現在回想起來，特別是我的感受，從民主大憲章研究小組召集人，到民間憲政會議籌備會召集人，到人民制憲會議籌備委員會兼大會秘書長，我參加也體驗了制憲運動發展的過程與整合的努力，我的心情正好像施明德在追憶美麗島時期的黃信介一樣，認為「他是一個深具無為而治智慧的人」，「若沒有他的無為而治，無法締造美麗島時代的風起雲湧」；我應當說，如果當時民進黨主席不是黃信介，如果擔任主席者沒有張俊宏所形容黃信介的「包容」與「大度」，民主大憲章與台灣憲草能否那麼順利，是否又會有那樣的結果，確實都是一個未知數。

民主大憲章與台灣憲草實是黃信介留給民進黨最後的政治遺產。當民進黨的黃信介愈來愈成為台灣的黃信介時，民主大憲章與台灣憲草也將變成為黃信介留給台灣最後的政治遺產。也許有一天，歷史會發展到黃信介遺留的政治遺產，變成為國內主要政黨最大公約數，變成為主要政黨討論憲政改革最重要的基礎。

我的呼籲

七年來，由於陳水扁總統不斷地強調「制新憲」，導致國內政治氛圍既沒有壓力又沒有風險，「制憲」的氣勢已壓倒「修憲」，流風所及，提出新憲版本幾乎變成一種「流行」或「時尚」，到目前為止，已有七種新憲版本，其中參與台灣憲草的工作者也有再提出新版本，也有一個團體提出兩個版本，甚至連民進黨中央黨部，也仿照李登輝時期的智囊單位──國策中心一樣，準備兩個版本，一為內閣制，一為總統制；但另一方面，則因陳水扁將「制新憲」與「總統大選」、「法理台獨」緊密結合，也引發朝野的惡鬥、美國的關注、兩岸的緊張。

當「制新憲」發展到這樣多彩繽紛、令人眩眼、又令人擔憂的地步，作為在一九九○年代，參加了以民進黨為主體的在野力量制憲整合工程投入心力最多，感受也最深的一位工作者，基於對所有參與者的懷念與責任，更基於對黃信介的懷念與責任，我謹以虔誠的心情，提出幾點呼籲：

一、「制新憲」不是寫「學術論文」，更不是玩「權力遊戲」。新憲不僅要考慮當前的，也要考慮久遠的；不僅要考慮現實的，也要考慮歷史的；不僅要考慮特殊的，也要考慮全局的。就現實意義而言，憲法既是政治力量實踐其理念的反映，也是政治力量彼此間協調的表徵。民進黨已是國內主要政治力量之一，目前更居於執政地位，任何府院黨的領導者都應懷有這種體認，展現自信與素養，確定新憲目標，絕不能因總統選舉結果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憲政主張。

二、民主大憲章與台灣憲草不僅是屬於台灣人民的，更是屬於台灣土地的；不僅充滿著黨外精神，更洋溢著創黨理念；不僅有政治犯血淚的見證，更有流亡者動人的追求。民主大憲章與台灣憲草，本質上，代表著使命與理想，既不為任何權力服務，也不為任何利益服務。從陳水扁、呂秀蓮、歷任黨主席、民進黨籍的行政院長、絕大多數民進黨籍的立委、國代、縣市長、省市議員以及具有代表性的指標人物，都曾參加民主大憲章、或台灣憲草、或兩者的討論與制定過程，所以民主大憲章與台灣憲草不僅是黃信介的政治遺產，應該也是民進黨共同的政治資產。

三、民進黨應該建立尊重共同政治資產的傳承，特別是民進黨如公認黃信介為民進黨永遠的黨主席，對這位永遠的黨主席最後政治遺產更應尊重。

四、陳水扁曾尊稱黃信介「為反對運動民主之父」，「信介仙是啟發我政治思想誕生的父親，也是我最感念的人」，自喻他們的關係，「情同父子、師徒」；七年來，陳水扁每年都到黃信介墓前追念；但在推動制新憲的過程上，陳水扁卻忽略一件最應該做而又沒有做的事──虔誠地公開宣稱：支持以黃信介最後的政治遺產作為民進黨制新憲的最主要藍本。

五、民進黨二○○八年總統候選人已經產生，謝長廷既是民主大憲章研究小組的成員之一，也是人民制憲會議籌備委員及主席團成員之一，對於黃信介最後的政治遺產，曾參與過，也付出過。在當前急需呼喚「同胞需團結，團結真有力」的時刻，為了尊重傳承，展現格局，我誠懇地希望謝長廷也能公開宣稱：贊成以黃信介最後的政治遺產作為制新憲的最主要藍本。

六、我也想對國民黨二○○八年總統候選人馬英九誠懇表示，希望馬英九能延續這些年來，對蔣渭水紀念事宜的用力、對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的關懷的心情與態度，經由對黃信介政治遺產的了解，接受黃信介成為大家最大的公約數，接受黃信介最後政治遺產成為大家討論憲政改革的主要基礎，讓我們一起走出憲改僵局，共同來開創亟待我們更加努力的未來。

第九屆NATSC開幕致詞

2007-12-29T20:30:00.000-08:00

說明:本文為2003年6月19日在Rutgers University舉行的第九屆北美洲臺灣研究年會開幕致詞

大會主席、各位與會的貴賓、各會朋友：

NATSC年會已進入第九個年頭。今年，由於SARS的影響，我未能親自參加，內心著實感到不安與抱歉，因為我實在不想留下連續三年沒有出席NATSC年會的紀錄。

今年三月十五日，在台北的中泰賓館，我們舉辦了台灣研究基金會十五週年慶，這是台研會成立以來第一次舉辦生日活動。我做了一些回顧，其中提及台研會與NATSA的關係：「在戒嚴時代，有關台灣史的研究，屬於政治上的禁忌；解嚴初期，仍屬於野史領域，很難登上學術殿堂之列。台研會所主辦、以國內碩士班研究生為主要參與對象的『新生代論文研討會』，不僅加強新生代的研究風氣，也為新生代提供研究台灣的園地；由於『新生代論文研討會』曾連續舉辦九屆（每年一次），其中不少研究生，取得碩士學位後，又分別前往美國及歐洲各大學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台研會乃和這些以博士班為主的研究生（現已成立北美洲台灣研究學會），從美國校園開始，共同舉辦北美洲台灣研究年會，到去年為止，已舉辦過八屆（每年一次）。從『新生代論文研討會』到『北美洲台灣研究年會』，標幟著台灣研究的突破與延伸，更將台灣研究從國內提升到國際舞台」。

除了這種歷史淵源以外，NATSA的成長軌跡，實在是歷任會長和工作團隊，經由智慧和熱忱，一點一滴，一步一步走出來的。從一九九五年起，歷經Yale University,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Harvard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到今年在Rutgers University 的年會，就參加的成員及會議的內容而論，NATSC年會已漸漸發展成為當今世界最具規模的國際性研究年會之一，而NATSA也漸漸發展成為當今世界最具規模的國際性台灣研究團體之一。多年以來，作為一個支持者和見證者，對於NATSA與NATSC年會這種成長軌跡，我覺得有幾點特別值得提出來和大家共同分享並互相勉勵。

一、志工的：NATSA從會長到所有團隊成員，從第一屆到現在，都是當義工的。這是他們的共識，也是不需思考的問題。每一個工作夥伴，只要一經承諾，都知道這是一份奉獻的工作。漸漸的這已變成一項傳統，這項傳統，包含著凝聚力、責任與承擔。國內有一位出名的學者，曾以本身的經驗，對台研會、NATSC年會與他所主辦過的不少會議，做了這樣的比較：「我自己曾主辦過不少大型的國際會議，往往得花許多精力，去到處籌錢，以便補助參與人員的來回機票、論文發表費以及場地設置的各種費用，隨之而來的是一連串後續問題…，但是，我看台研會從來都不將經費補助視為重大的困難，只補助機票（三百美元上下），十五年來的許多會議卻越來越成功…，台研會能夠花小錢而得到大的效果，是由於所有的成員都有一種家族的感覺，成員間凝聚著相當浩瀚的內聚力，這種團體在我經歷過的眾多學術會議組織裡，是非常少見的」。NATSC年會所以具有這種「凝聚力」，主要便是推動的會員都以「義工」的心情，帶著「運動」的精神在工作，而參與的成員，則視NATSC年會為「新生代的共同場域」，自然而然產生一種「家庭」的感覺。這是NATSC年會最特殊之處，也是最可貴的資產之一。

二、累積的：NATSC年會已走了九個年頭，台研會更走過十五個年頭，這正是一步一腳印最真實的寫照。歷任會長和所有工作夥伴，都是在繁重的功課與時間的壓力下，默默地奉獻上個人的心力，他們從個人的人際關係走出第一步，其後，經由學術的網際網路，以及年會本身所具有的吸引力，而使NATSC年會漸漸發展成為「公共論述的知識社群」；同時，NATSA雖然每年都要改選負責人，但每年卻都能運作順暢，不至於中斷，這些均證明NATSA不僅已完成組織的轉型，走向制度化，且已建立起有效的運作機制。這是一項累積的產物，這項精神遺產是在草創的過程上，經由共同的探索與實踐，逐步建立起來的，在當前的這個時刻，尤其值得大家共同體認、珍惜與呵護。

三、品質的：在戒嚴時期，台灣研究屬於政治上的「禁忌」；解嚴之後，仍屬於「野史」領域。由於NATSC年會的不斷努力，台灣研究不僅已從國內校園走向國際校園，且已從美國校園走向全球校園。第一屆與第二屆的NATSC年會，參與的成員不少為學運世代的舊識，也僅以美國校園為限；到了第三屆年會，開始跨入美國校園，走到加拿大，走到歐洲，而在年會發表的論文已多達四十多篇；從第四屆起，又逐年從北美洲校園，走向歐洲校園，走向亞洲校園，發表的論文則多達五十篇以上，而應徵的文章，更逐年增加到一百篇以上；因此，NATSA當前的主要工作之一，便是面對經由其網站，每年可自動收到來自全球各大學上百篇以上的申請發表文章，如何加強把關，提升品質。這項足以引以為傲的吸引力，固然反應出NATSC年會的公信力，在全球台灣研究的年會之中，已日漸得到重視與肯定，但也提醒NATSA，NATSC年會目前已到確保品質的時候，這是NATSC年會發展的新階段。

各位朋友，有些主持過或參加過NATSC年會的一些年輕成員，目前已回到台灣各大學教書或各單位服務。當他們碰面時，都倍感親切，他們共同回憶是：NATSC年會充實了他們的留學生活與學習內涵，增加了他們的學術人際網絡，也拓寬他們的團隊工作經驗，更重要的，他們能在國際會議場合，在自己所學範圍內，為自己生長的地方，做一點有意義的事，頗有紮實自在的感覺。各位朋友，如果NATSC年會要永續地走下去，並走得更穩定、更茁壯、更有全球內涵，仍然有賴各位以志工的精神，在有效的機制下，為提升NATSC年會的品質而不斷努力。

我的大女兒黃茗芬，曾經是台研會的長期義工，目前正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由於地理上的接近，我請她代為在年會上宣讀這篇致詞，並請她代為向大會祝賀，敬祝大會順利圓滿成功，各位與會的朋友平安快樂，謝謝大家。

黃煌雄：「歷史與政治的對話」開場白

2007-12-29T20:25:00.000-08:00

說明:本次談話發表於2007年7月9日「歷史與政治的對話」

兩位總統候選人、各位貴賓、各位電視機前的朋友，大家午安：

一九五八年，因為阿爾及利亞事變，基於法國歷史的徵召，第二度東山再起拯救法國的已故法國總統戴高樂，在他半年一次，而每一次都可以吸引來自全世界將近一千位記者的招待會上，他有一句慣用的開場白，這句話是這樣說的：「今天，我能夠在這裡跟大家見面，首先我要向自己表示恭喜！」

照片說明:中間者為黃煌雄，左邊為謝長廷，右邊為馬英九，照片由黃煌雄提供

今天我們能夠在這裡辦這個座談會，首先我要向台灣歷史、向台灣民眾黨、向蔣渭水表示恭喜。因為蔣渭水是台灣民眾黨的創立者，是台灣民眾黨實質的領導者。台灣民眾黨是台灣歷史上最具有現代意義的政黨，也是台灣近代非武裝抗日運動史上最重要的一個抗日團體之一。由於蔣渭水本人所具有的熱情、特殊的感染力，他的奉獻精神、執行力、勤奮、自信以及包容，他最終的目標是希望台灣民眾黨能夠成為「台灣人解放運動的總機關」。後來，由於日本軍國主義興起，他雖然沒有達成這樣一個願望，但蔣渭水本人、台灣先覺者，台灣民眾黨在台灣近代非武裝抗日史上所留下的、所寫下的轟轟烈烈、多采多姿而又非常豐富的精神遺產，都可以說是台灣歷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今天兩位與談人，在分別成為總統候選人的身分以後，第一次同台來出席這一個座談會，這也代表兩位與談人都非常重視這段歷史，非常尊敬台灣先覺者，所以首先我要向台灣歷史、台灣民眾黨、蔣渭水表示恭喜。

作為主持人，我想先做一個自我表白：當監察委員以後，由於當時監察院的內規要求所有監察委員應該停止政黨活動，所以從一九九九年二月一日開始，我就停止民進黨黨籍，八年多來我沒有參加過任何黨務活動。不過大家知道很早以前我就是個黨外工作者，長期以來我是個民主工作者，到目前為止，我一生也以這兩個身份為榮。因為在這個路程上，有許多非常值得我引以為榮的故事。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參選立法委員，主題是「國民黨往何處去」，當時主要問的是國民黨是要變成支配者或競爭者。但這本書當時被查禁，在台北縣、基隆市、宜蘭縣我選區內所有的活動看板，在當時不是被拆掉就是被破壞，這是當時的政治局面。一九八五年我第二度當選立法委員，主題是「國民黨支配時代的結束」，我宣布它結束了。到了兩千年，國民黨支配時代不僅結束了，也變成在野黨，這個簡略的政治發展，說明為什麼大家懷念黨外，為什麼大家尊敬黨外。

所以我想從這種身分和背景來介紹二○○八年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長廷先生。我看謝先生參與黨外民主運動的時間，大概我們差不多，不過他有比較豐富和完整的經歷，其中我想特別提到兩點：第一，他在擔任台北市議員期間，大概是在一九八八年就提出台灣命運共同體的概念，我要特別強調全國第一個提出這個概念的不是李登輝，是今天在場的謝先生，這個大概是距離今天將近二十年前。第二個事情我要特別強調的是，在他擔任立法委員期間，大概是一九九四，他提出了社區主義，距離今天大概十幾年前的事情，從社區主義到公民社會，從台灣命運共同體到和解共生，代表台灣非常重要的選項。這裡我們看出謝長廷先生作為民進黨總統候選人所具備的智慧與遠見。

照片說明：中間者為黃煌雄，左邊為謝長廷，右邊為馬英九，照片由民眾日報朱家彥提供

大概在三十年前，我寫了全世界第一本蔣渭水傳，當時所有碰到我的人，第一個反應是你怎麼敢寫蔣渭水呢？蔣渭水的書怎麼可能出版呢？後來，蔣渭水的書是在審查比較久以後順利出版。從那時起，我大概每年不是寫文章就是用座談會的方式在紀念他，有一年我用群眾紀念的方式準備發傳單、送花圈，但那一次，在宜蘭的老家鄉下，有五、六十個警察包圍我的老家，沒收所有的傳單。由於當時政府這個處置態度，所以長期以來大家認為蔣渭水是黨外的，蔣渭水是民進黨的。一直到了今天在場的二○○八年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先生擔任台北市長，以及後來擔任國民黨主席以後，他才把國民黨傳統對蔣渭水那種迴避、不友善、以及冷落的態度改變為正面對待、正面肯定，同時他以黨主席與台北市長的雙重身份，在這幾年來，也以非常積極的態度、具體的措施表達對蔣渭水的紀念事宜。由於馬先生這種改變，這種調整，使蔣渭水不僅僅成為民進黨或是黨外尊敬的對象，也成為超越黨派、成為全台灣共同尊敬的對象，成為台灣人民共同的遺產。馬先生這種調整與引導，也需要勇氣與智慧，今天我們這個座談就是由這樣具有勇氣智慧的兩位總統候選人來參加，我們作為主辦單位感覺非常光榮，也非常感謝，同時也非常期盼在這場歷史性的座談，在這場歷史與政治的對話，能夠欣賞到兩位總統候選人，未來國家領導人的素養與格局；同時希望這場座談也能夠為國內的政治風氣帶動一個良性的開始。

蔣渭水、李登輝、陳水扁: 紀念蔣渭水先生逝世七十一週年

2007-12-29T20:24:00.000-08:00

說明:原文於2002年8月22日於中國時報11版刊出，本文略加修改增添而成

蔣渭水生於一八九一年，李登輝生於一九二三年，陳水扁生於一九五一年；近百年來的台灣，蔣渭水被公認是近代「政治社會運動第一指導者」，李登輝獲支持者尊稱為「民主之父」，而陳水扁被稱為「台灣之子」，以他們三人為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分別見證三個不同世代的時代背景，更經歷迥異的「祖國」—中國形象。

蔣渭水：抗日運動與台灣人民族主義

以蔣渭水為代表的台灣近代民族運動，整個世代留下寶貴的精神遺產，其中包括以高尚的「氣節」、「抖擻的精神」，為台灣人民進行史無前例的啟蒙運動；而在「自覺覺人」的過程上，更打破總督府的割據意識，激發台灣人觀念，也激發台灣人的民族意識與民族團結，「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於焉產生。

這個運動在激發台灣人民族意識的同時，也激發台灣人對當時尚處於分崩離析狀態中國的民族認同，這就是所謂漢民族情操。由蔡培火、陳逢源、林柏壽、吳三連、葉榮鐘共同署名的「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一書，對於這種情操，有著深刻的分析：「我們出生於割台以後，足未踏祖國的土地，眼未見祖國的河川，大陸上既無血統，亦無姻親。除文學歷史和傳統文化以外，找不出一點聯繫，祖國只是觀念的產物，而沒有經驗的實感。但是我們有一股熱烈強韌的向心力，這股力量大約就是所謂『民族精神』」。這種漢民族情操，「是由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的壓制、榨取與歧視所激發的民族意識與近代民族主義思想中心，而增強對祖國民族的向心力所凝結而成。」

最足以表露這種漢民族情操的例證，還是「治警事件」發生後，在日本法庭上，林幼春、林呈祿、陳逢源、蔣渭水、蔡培火五人所做鏗鏘有力的答辯詞。蔣渭水在答辯中即正氣凜然地說：「以中華民族作日本國民的台灣人，這樣的台灣人不論怎樣豹變自在，做了日本國民，隨即變成日本民族，台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即漢民族的事，不論什麼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

也正因為這種漢民族情操，台灣近代民族運動整個世代，才對代表中國近代革命主流的孫中山充滿著尊敬與懷念，才對孫中山影響下的北伐寄予高度的期待。同樣地，抗戰勝利以後，台灣人民所以會那麼熱烈地歡迎中國派來接收台灣的人員，追根究底，也導源於二十多年前這個運動所喚起的民族認同。

李登輝：「虛擬祖國」之中華民國的台灣化

隨著國共內戰的發展，國民黨最後帶著中華民國的招牌與體制退守台灣；在冷戰時代東西兩大集團的對峙中，「堅守民主陣容」，取得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席位，儼然代表中國。這時候台灣人民的「祖國」體驗，化約為中華民國，再化約為國民黨。李登輝出生在日本推行皇民化高潮階段，他所代表的世代，缺乏如蔣渭水世代那種運動的體驗以及經由運動所「凝結而成」的民族認同。加上李登輝世代的台灣人，在青壯之年都共同經歷了來自「祖國」的粗暴對待，包括接收人員的無知與貪梵、二二八的暴力。這使得李登輝世代對「祖國」望而生怯，「祖國」幾乎是暴力與腐敗的代名詞。

當國民黨以中華民國名號向全世界宣示代表整個中國時，在台灣內部，卻是在反共的旗幟下，實行戒嚴體制。戒嚴體制的真義，便是經由黨禁、報禁等限制，實行「少數（外省人）統治多數（本省人）」的一黨專政。來自「祖國」的統治團體的族群歧視，至少在權力分配上取代了日治時代殖民者的種族壓迫。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其合法性遭到空前的質疑與挑戰。國民黨政權被迫逐步走向本土化與民主化，當中華民國愈台灣化，中華民國作為整個中國—「祖國」的代表性便愈虛擬化。相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對於「中國」的符碼壟斷權。

歷經二二八之後的台灣人，患了政治恐懼症，也導致歷史的斷層。這種歷史的斷層，是從蔣渭水世代到李登輝世代最大的落差。李登輝過去參政的模式，不同於蔣渭水模式的民族運動，也不同於陳水扁模式的黨外運動。他受到蔣經國的賞識與提拔，經由指定繼承、間接選舉、直接民選等不同方式，成為中華民國總統，並兼任中國國民黨主席。在李登輝致力推動台灣民主化的同時，他竟也變成虛擬的「祖國」—中國的象徵。

照片說明:2006年，蔣渭水逝世七十五週年紀念會，黃煌雄（中）致詞，呂秀蓮（左四）、蘇貞昌（左三）、馬英九（右四）。（黃煌雄提供）

陳水扁：面對來自新「祖國」的挑戰

黨外民主運動是台灣現代史上最動人的詩篇之一。為了反抗國民黨的戒嚴統治，海內外台灣人歷經兩代，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或遭受牢獄之災，或者受到壓迫，共同譜出偉大的交響曲。陳水扁是黨外民主運動的工作者之一，他所代表的世代，和李登輝世代最不相同的，就是雖然在國民黨教育體系下長大，受著中華文化的薰陶，但擁有現代民主知識的武裝，準備在台灣建立一個以普世價值為目標的民主國家。

中國大陸自一九七八年開啟「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方向，其綜合國力愈形增強，大國地位愈趨鞏固。今天，這樣一個「祖國」，雖然試圖以「文化中國」和「經濟中國」向台灣招手，但其「政治中國」的面貌，卻仍停留在一黨專政的威權體制，彷彿有如二二八之後，統治台灣並令台灣人聞之喪膽的戒嚴體制。

蔣渭水世代，台灣人並非中國國民，「祖國」對他們而言，只是「觀念的產物，沒有經驗的實感」；但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歧視與壓榨，加上歷史和文化的影響，蔣渭水世代的台灣人對「觀念上的祖國」，展現高貴的民族情操，並「增強對祖國民族的向心力」。到了李登輝世代，「祖國」是以國民黨為代表的「中國」，對於台灣人民而言，這已非「觀念的產物」。「祖國」和台灣人民已緊密地連在一起，且成為台灣人民的統治者，這種「經驗的實感」，經由二二八事件及戒嚴體制，留下暴力與不民主的歷史烙印。到了陳水扁世代，「祖國」重現，但卻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的「中國」，新的「祖國」，和台灣人民雖稱「血濃於水」，但已如蔣渭水世代一樣，並非同一國民，兩者的關係也並非如李登輝世代一樣，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但另一方面，由於有一千萬以上人次的台灣人踏過新的「祖國」的大地山河，也有五萬家以上的台商，帶著超過五百億美金以上的資金到新的「祖國」投資，因此並非如蔣渭水世代那樣，純然是「觀念的產物」，而多少有「經驗的實感」。

新的「祖國」一面經由「文化中國」，挑起並切入近百年來台灣歷史發展的愛恨交錯的複雜情感，一面則經由「經濟中國」，回應並吸引現實上台灣人民生存與發展的需求。這種「情感」與「現實」，「觀念」與「實感」兼容並蓄的策略與作法，加上「政治中國」的面貌，已在台灣社會形成一種集體焦慮。這種集體焦慮，正是包含陳水扁總統在內的台灣人民，所面對的巨大歷史課題。

與戈巴契夫的再會面

2007-12-29T20:22:00.000-08:00

說明:本文於1996年6月30日中國時報刊出

一九九三年九月三日，我和立法院國防委員會一行七人，來到莫斯科的戈巴契夫基金會，拜會戈巴契夫，這是戈巴契夫第一次會見來自台灣的國會訪問團。在交談中，他第一次公開表示，有意願到台灣訪問，並且相約在一年之內成行。一九九四年三月，戈巴契夫果然來到臺灣，在五天的訪問中，我和他見面多次，三月二十三日晚上，我更以台灣戈巴契夫之友召集人的身份，正式宴請戈巴契夫訪問團，當晚，戈巴契夫還高興地唱著俄羅斯民謠。

這次我來俄羅斯，主要是觀察總統大選，同時也代表在臺灣的戈巴契夫之友向他表達關懷與致意。戈巴契夫在第一輪選舉得票比率，令我心情極為沉重；但在俄羅斯第一輪大選後，德國一個城鎮的居民，經由一項民意測驗顯示，如果德國人可以選擇俄羅斯總統，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人將會選擇戈巴契夫。我帶著這種複雜的心情，再度來到戈巴契夫基金會。戈巴契夫讓我感覺好像以接待老朋友的方式來歡迎我們，在寒喧之後，戈巴契夫輕鬆地問道：中國的軍事演習對你們的選舉影響怎樣？我笑著說：中共幾乎變成李登輝的第一號助選員時，戈巴契夫微笑著點頭。會談就在這種親切、融洽的氣氛下進行。

照片說明:1996再訪戈巴契夫。（黃煌雄提供）

戈巴契夫是當年蘇聯總統制的建立者，在臺灣，我應是在最早階段推動總統直選最力的少數人員之一，現在兩個國家都已進行了總統直選，我國經由總統直選，不僅完成民主化，更使民主得到進一步的鞏固，而獲得舉世的讚譽；俄羅斯的第一輪總統大選，也就是在沒有暴力的和平情形下進行。戈巴契夫對總統直選制，再度表示肯定。他說俄羅斯一定要採行總統制，使具有民意基礎的有權力的人來管理國家，以確保國家的穩定性，並得以有效解決共和國地區間的問題；但他說，總統並非沙皇，不能變成獨裁，因此也需要其他機關的權力制衡。

但對於兩個國家的選舉過程和選舉結果，戈巴契夫率直地表示，我們的情況和選舉，都比俄羅斯好。基於這種認識，他向李登輝總統恭喜，而在向李總統恭喜前，先要向台灣人民恭喜，因為台灣人民作了這樣的選擇。他指出俄羅斯第一輪選出的前二名總統候選人葉爾辛和朱加諾夫，代表「兩壞」：如果葉爾辛贏了，因為沒有能力創造新政策，政策可能不會改變，如果變了，可能更壞；如果朱加諾夫贏了，必須找方法來解決問題，但又沒方法解決問題，因而可能會採行一些措施，這些措施將會對俄羅斯帶來損害，因此他的基本態度是兩者都不選。

對於前蘇聯和中國大陸，因為改革的方式不一樣，而導致不同的結果，戈巴契夫以當年推動社會主義制重建的最主要領導人身份，嚴肅地表示，蘇聯和中國改革的背景和環境不一樣，兩個國家的社會條件不一樣，發展水準也不一樣，因此中國的改革要按中國的方式去做，而蘇聯的改革則要按蘇聯的方式來做。他指出中國在經濟改革方面有了民主，但在政治改革方面則尚無；他認為中國經濟方面的民主變化，遲早一定會影響到中國政治方面的民主變化。

至於蘇聯的改革，當然一面要推行重建，一面要改善中央與共和國之間的關係，兩項改革同時進行，產生了危機，蘇聯瓦解了，重建也停止了。戈巴契夫堅定指出，他的改革只到一九九一年八月政變前為止。他說如果沒有八月政變，蘇聯會保存，目前蘇聯國內情況不一樣，整個世界情況也會不一樣。因此，他對於導致蘇聯瓦解的葉爾辛似乎耿耿於懷，他說葉爾辛想運用俄羅斯豐富的國內資源，來發展俄羅斯，並希望在三、四年之內，能繁榮俄羅斯，結果證明這是一種「唯心主意」，也不科學，這就難怪會失敗了。這是牽涉歷史、世界、蘇聯、俄羅斯的大事，戈巴契夫談論起來，語氣平靜，態度嚴肅，這種「戈巴契夫風格」，在古今世界政治人物之中，實令人印象深刻。

三年前，當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我向他表示，以台灣目前所具備的條件，國際社會對我們實在不公平，我們想走向國際社會，請問他有何看法時，他說：我們一定要有耐性。三年後，當我們在莫斯科再見面，台灣的經濟持續發展，而政治則更加民主化，國際社會仍然對我們不公平，我們仍想走向國際社會，請問他的看法時，他仍說，我們一定要繼續有耐性。因為歷史的進程有時慢，有時快，有其一定的軌道，我們有時無法提昇及速度。目前我們應當再繼續保持耐性的原則下，一面改善人民的生活，一面改善兩岸的關係。

他對於二年前的台灣之行，印象極深。他說蕾莎常常跟他提到台北菜市場的往事，他也希望海峽兩岸的和平，可以使台北的市場每天都有新鮮的魚。他對於熱情接待他的台灣人民，更是極其友善，他說：台灣人民已有了民主，在民主的環境下，台灣人民將可在政治經濟上發展上取得新的成就，而對世界歷史作出貢獻。他以極其誠懇的態度，向台灣人民祝福，並祝福台灣所有的家庭日常生活快樂幸福。

歡迎戈巴契夫訪台晚宴致詞

2007-12-29T20:20:00.000-08:00

說明:本文於1994年3月23日台北發表

總統先生、總統夫人、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晚上，我謹以戈巴契夫之友召集人的身份，向戈巴契夫閣下　夫人，這次歷史性的台灣之行，表達最誠摯、最熱烈的歡迎。

照片說明:一九九四年戈巴契夫伉儷與黃煌雄伉儷合影。（黃煌雄提供）

去年九月三日下午三點，我們立法委員一行，在莫斯科的戈巴契夫基金會，拜會了戈巴契夫先生。這是戈巴契夫先生第一次會見來自台灣的國會訪問團。在交談中，戈巴契夫先生第一次公開表示，有意願到台灣來訪問，並相約在一年之內成行。現在是一九九四年三月下旬，大約半年左右，戈巴契夫先生應聯合報系之邀，果然來到臺灣，他真是一位言而有信的君子。

戈巴契夫先生是一九八０年代以後，改變世界最具關鍵性的政治領袖，從國際政治觀點言，在「新思維」的引導下，美、蘇和解了，柏林圖牆倒了，東歐各國解放了，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雅爾達體制崩潰了，戈巴契夫先生解除冷戰的危機，帶來和平的希望，贏得舉世的喝采，並得到諾貝爾和平獎。這種歷史性的成就，可說是空前的。

從歷史觀點言，戈巴契夫先生作為人類史上第一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國家的領袖，和享有全世界最高權威的黨國體制的蘇聯共黨領袖，他基於愛國心，對人性的尊重，及民主的追求，開啟了社會主義前所未有的「重建」政策。今天，這樣一位具有歷史性、世界性聲望的政治領袖來到台灣訪問，對台灣人民而言，當然是一種鼓舞，對今晚我們所有與會者而言，更是一次難得的機緣。

出席今天晚宴的，包括工商界、學術界、輿論界及政黨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是臺灣現在及未來，不同領域的重要人士。我們非常高興能有機會當面向您表達敬意，並希望經由今晚的聚會，能夠與戈巴契夫一行建立真誠的友誼。本人更希望，也願這樣努力，經由今晚的交換意見，在臺灣的戈巴契夫之友和戈巴契夫基金會，今後能為雙方共同關切的問題，進行制度性的聯繫，踏出穩健而順利的一步。

照片說明:1994年戈巴契夫訪台晚宴。（黃煌雄提供）

一九八五年九月三十日，戈巴契夫先生在接受法國電視公司訪問時，曾形容已故的法國總統戴高樂為「重要的政治人物」。這位「重要的政治人物」曾兩度拯救法國：第一次是領導自由法蘭西，抵抗納粹侵略，光復法國；第二次則是在沉寂十二年之後，由於阿爾及利亞事變，接受歷史徵召，再度領導法國，並建立第五共和。

從一九八五年掌權以來，戈巴契夫先生推動「重建」所面臨的挑戰，從宏觀的觀點比較，實比戴高樂有更深沈的主義枷鎖和歷史負擔。戈巴契夫先生，您已經盡了心力，並創造了歷史，現在又正在寫歷史，這次您以在野之身，翩然來到這個從俄羅斯看來似遙遠而又很接近的台灣，在臺灣的戈巴契夫之友都虔誠地祝福您，祝您此次訪問圓滿成功，更祝福您如果有一天，當您的祖國需要您，或歷史徵召您，一如一九五八年東山再起的戴高樂一樣，希望您能繼續對世界的和平、民主與自由作出更多更大的貢獻。

與戈巴契夫的第一次見面

2007-12-29T20:18:00.000-08:00

說明:本發表於1993年9月27日於自立晚報

一九九三年九月三日下午三時，我國立法院國防委員會訪問團一行七人，到達莫斯科戈巴契夫基金會的辦公大樓，正式拜會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這是戈巴契夫第一次會見來自台灣政府體系的訪問團。

照片說明:1993年第一次與戈巴契夫見面。（黃煌雄提供）

談話風趣，氣氛熱絡

在一個小時左右的交談中，氣氛相當親切、熱絡，有時甚至有溫馨之感。他首先禮貌而微笑地請訪問談的三位女性成員──沈智慧委員、洪冬桂委員以及內人先行就坐，再請訪問團的四位男性成員──張俊宏委員、謝聰敏委員、我本人及洪委員的先生自行就坐，交談是從軟性的議題開始。戈巴契夫好奇地問沈委員，作為一位女性為何會加入國防委員會；獲知洪委員是教育委員會召集人時，即大談教育的重要性；詢及內人知道是隨同我出國時，笑著說，由於他在位期間，幾次帶太太出國，曾一度被人戲稱：「太太是他政策的一部分」；當我們表示，我們不遠千里而來，除了要表達政意，也要有所請益時，他反而說，他現在只是個「平民」，而我們是「做官」，他願意聽聽大家意見；隨後我贈送新著「建國新藍圖」給他，他翻了一下，笑著說中國字很美。交談就是在這種氣氛下進行，我們訪問團一行實在不敢預料，一位曾經歷過嚴酷的權力鬥爭，擁有幾乎是全世界最高權力的蘇聯共黨及國家領袖，在位居克里姆林宮如此之久後，竟能如此怡然自在地表現出風趣、充滿人性與尊重女性的一面。

自一九八五年掌權以來，戈巴契夫在國內即致力於「重建」（Perestroika）政策。為了使「重建」有效推行，戈巴契夫必須開創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在「新思維」的引導下，美、蘇和解了，柏林圖牆倒了，東歐各國解放了，二次大戰後的雅爾達體制崩潰了，他解除冷戰的危機，帶來和平的希望，贏得舉世的喝采，並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對於戈巴契夫這種歷史性的成就，我保持長期的關注，內心更有敬仰之情。所以當我們訪問團在安排行程時，我即提議拜訪戈巴契夫，起先，一般的反應都認為這項行程不可能，後來在有關的單位及人的努力下，順利地完成這項安排，我們懷著欣喜的心情來會見戈巴契夫。不過這到底是戈巴契夫第一次與我國國會訪問團見面，這次交談，本質上，是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社交意義大於討論意義。
儘管如此，在交談中，我們仍可體會到曾經是人類史上，又是地球上第一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領袖──戈巴契夫的心靈感受。

強調教育為國之根本

從動作上，我們親自看到戈巴契夫對談論教育的高度興趣。他強調：如果不是教育，他不會由貧農的孩子，走上世界的頂端，所以教育的機會應平等。「重建」是戈巴契夫的最主要政策，「重建」不僅涉及經濟層面，也涉及社會層面、道德層面及政治層面；因此，「重建」不僅需要政治力量推動，更需要從改革觀念與思想著手，而這只有經由教育才能有效，戈巴契夫以很堅定的語氣強調，教育才是一個國家的根本。戈巴契夫本人是莫斯科大學法律系的畢業生，受過共黨教條的薰陶，經歷過推動「重建」所遭遇的挑戰與挫折，現在是在野之身，他的這種感受，從教育觀點言，並無新意，但從警示觀點言，卻更令人印象深刻。

「我的七十二小時」一書是戈巴契夫所親自執筆，他在書中明確表示，自一九九一年八月政變以後，他剔除了改造蘇聯共黨的希望，必截然和共黨劃清界線。在交談中，我深深感受到他對布爾什維克的厭惡之情，當張委員提及在臺灣仍有列寧式的政黨，戈巴契夫即以相當深沉而不屑的語氣表示：不管布爾什維克或新布爾什維克，都有如「傳染病」，是會傳染的。在整個交談中，這是戈巴契夫表現出最有厭惡之情的時刻。

中國未來的兩大方向

戈巴契夫在八月流產政變之後，就是「盡一切力量確保（蘇聯）聯邦不致崩潰」，並依歐加雷夫（Novo-Ogarev）協定，建立一個「主權國聯邦」。這個「主權國聯邦」，可「提供一個單一的經濟空間，共同的三軍部隊和軍事改革，並肯定所有的國際責任」；「它可以在某些問題上是一個聯邦的關係，在另一個問題上是一個聯邦的關係，在其他問題上又是一個協會的關係。」這是戈巴契夫為挽救蘇聯解體所做的努力，但他功敗垂成，最後他的「主權國聯邦」為葉爾辛的「獨立國協」所取代，蘇聯分離為十幾個獨立的共和國，戈巴契夫變成無國可治的國家元首，他黯然下臺。以戈巴契夫曾領導權世界社會主義祖國從事改革開放的身分與背景，再加上他這段痛苦地心路歷程，來觀察中國大陸當前演變的狀況，實比任何人具有權威性。戈巴契夫似乎頗津津樂道這方面的看法。他指出：中國當前的發展有兩大走向，一為經濟路線必然持續下去；一為地方分權的趨勢已然出現，他注意到中國大陸有些地方政府開始有抗稅的徵兆。他認為這些發展總和起來，必然會使中央的權利鬆散，中央權力下放，一如他晚期作為蘇聯中央領導者所面臨的處境。也正因為這種結構性的認知，戈巴契夫向我們訪問團表示：台灣應有耐性。

老戈訪台，年內成行

在這一點上，我表示了異議。這也是在整個交談中，我們訪問團成員，或部份成員，至少是我，和戈巴契夫沒有交集之點。我誠懇地向他表示：他的「新思維」改變世界的舊秩序，帶來和平的新契機，贏得世人的尊敬，這是我們所肯定的，但在「新思維」中，卻只有中國，而沒有臺灣，這對生活在臺灣的二千多萬人民而言，並不公道，請問戈巴契夫先生，在「新思維」中，台灣的角色應如何？台灣的地位應如何呢？戈巴契夫已非常技巧而又自然的方式回答說，他就以到台灣訪問表示他對台灣的關切與重視。訪問團成員在驚訝之餘，熱烈地表示歡迎，並表示願以最誠懇、最具有代表性、而又符合戈巴契夫應有的尊嚴與名譽的方式來迎接，最後相約在一年內成行。

這次國防委員會歐洲之行，開啟了和戈巴契夫接觸之門，戈巴契夫也第一次公開表示有意願到台灣訪問。這兩項突破，這如陪同我們拜會的一位俄羅斯外交人士所說，為此行的兩大收穫。

戈巴契夫現在主要身份，雖然只是民間基金會的負責人，但由於它是改變世界的風雲人物。在當代退下來的世界性政治領袖之中，其所享有的聲望與影響力，幾乎無人可與其相提並論；況且，他能否復出，仍在未定之數。戴高樂曾兩度拯救法國，第一次是領導自由法蘭西，抵抗納粹侵略，光復法國；第二次則是在沉寂十二年之後，由於阿爾及利亞事變，接受歷史徵召，再度領導法國，並建立第五共和。戈巴契夫所領導的蘇聯已解體，他生長的俄羅斯正瀕臨危險的政爭，俄羅斯政局到底會如何發展？俄羅斯是否需要戈巴契夫？今後「獨立國協」會如何發展？會再演變到「主權國聯邦」嗎？「獨立國協」或「主權國聯邦」是否需要戈巴契夫？戈巴契夫是否也會如戴高樂一樣，有東山再起，領導俄羅斯、「獨立國協」、或「主權國聯邦」的歷史機會？或者戈巴契夫就從此成為過去的歷史人物？這些都有待歷史來作見證。

選擇與機運: 一項誠懇的呼籲

2007-12-29T20:16:00.000-08:00

說明:本文摘要發表於2007年5月6日自由時報，此為全文原稿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經過兩次電視辯論以後，國人所最關切的是：到底哪一個人，或者說到底應具備哪些條件的人，代表民進黨參與二○○八年總統選舉，對民進黨以及台灣而言，都是比較好的選擇。

守護創黨核心價值

民進黨源自黨外，黨外是特定背景下的產物，孕育出特殊的黨外精神。黨外精神是受傷的人民經過歷史沉澱，所表現出一種低沉的、深厚的、焚而不燬的集體現象，這是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特定歷史集體意識。其核心內容有二：一為「反對威權、追求民主」；一為「反對特權、追求公義」。為了追求民主，黨外要求解除戒嚴、國會全面改選、省市長民選、總統直選；隨著形勢的發展，黨外及民進黨先後主張「自決」、通過「台獨黨綱」、「台灣前途決議文」、完成公投入憲。為了追求公義，黨外反對特權、反對貪腐、反對「國庫通黨庫」；由於長期處在被壓迫的地位，黨外關懷弱勢，要求保障人權、司法獨立、尊重族群多元，更主張社會正義、經濟正義、「追討黨產、還財於民」。同時，由於黨外是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自然成長，洋溢著濃濃的本土氣息，黨外及民進黨乃從人文關懷發展到建立台灣主體意識，從生態關懷進而提倡永續經營理念，從國民黨時代的「重陸輕海」扭轉到宣告「海洋立國」。所以「民主、公義、本土」不僅是黨外所遺留的最寶貴精神，更是民進黨創黨以來所堅持守護的核心價值。

深具前瞻無懼引導

黨外及民進黨創黨時期，一直都是在逆境中，在居於少數、缺乏資源、受到歧視與壓抑的政治與社會環境中生存，而黨外及民進黨創黨時期所以能扭轉劣勢，逐步成長，其主要關鍵就是有一批「民主鬥士」（即黨外人士），不畏權勢，不受利誘，不計犧牲，在前瞻而正確的目標引導之下，以一種大公無私的精神，全力以赴。

從要求開放黨禁、報禁到主張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從要求最基本的選舉競爭公平到解除「黑名單」與「二二八」禁忌，從推動國會全面改選的全島巡迴演講到總統直接民選的街頭靜坐，這些「民主鬥士」都當仁不讓，以一種浩然之氣，帶動人心。而在國會殿堂上，黨外及民進黨將國民黨作為政治基礎的國防政策，從「反攻大陸」的「攻勢」引導至「防衛台灣」的「守勢」；將中央政府總預算從「軍事獨大」的局面（國防預算約占一半）引導至國防、教育文化、社會福利的預算比重大約相當的局面，在過程上都遭受巨大的壓力，卻廣獲人心，使民進黨不斷茁壯。隨著民主化的進展，國民黨長期在台灣政治上的壟斷地位愈趨不穩，一九八六年，我率先宣布「國民黨支配時代的結束」，並指出今後國民黨必將由「支配者」走向「競爭者」，黨外也將由「批評者」走向「競爭者」，經過「從抗爭到執政」的轉折，民進黨終於在二千年的總統大選中獲勝，並完成政黨輪替的歷史性任務。

善用權力拒絕誘惑

土生土長的民進黨全面接掌中央政權，這是台灣歷史上的首創，也是一九二○年代以蔣渭水為代表整個一代台灣「先覺者」未曾實踐過的「夢」。執政代表「夢」的實踐，抱負的推展，責任的體現；但與執政如影隨形的權力，卻充滿著誘惑，這是民進黨不曾有過的考驗時刻。

一九四八年春，毛澤東進駐河北偏僻的農村西柏坡，指揮了決定中國現代史命運的三大戰役，一九四九年秋，他帶著勝利，從西柏坡來到北京「開國」，自喻有如「赴京趕考」，而內心則將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有關李自成進入北京城以後，因為驕奢與腐化，很快又被趕出北京城的歷史教訓引以為戒，當時中共的領導上下都宣稱「不作李自成第二」。這種「思想準備」，就事實發展而言，可能是民進黨中央執政以後最需要而又最缺乏，民進黨正因缺乏這種「思想準備」，才陷入二○○五年夏天以來接二連三弊案所衍生的「道德危機」與「倫理危機」的風暴之中。

二○○六年七月，民進黨全代會通過「廉政條例」，雖然回應了人民的要求，但為時已晚，因為傷害已經造成，形象已然受損，士氣已走入谷底；北高市長選舉以後，雖已走出谷底，但曾令已退黨的民進黨前主席林義雄「羞愧得無地自容」的陰霾，仍困擾著民進黨。

凝聚賢能有效領導

一九四○年春，德國在不到一個月之內打敗法國，並在法國境內成立傀儡政府，當時職位只是「國防兼戰爭副國務秘書」，軍階相當於准將的戴高樂，隻身逃亡英國，「豎起大旗」，這時的他「孓然一身，一無所有」，他所領導的「自由法蘭西」既無土地，也無軍隊，他棲身於砲火中的倫敦，深刻感受到法國因為戰敗所遭受到的恥辱與藐視，也深刻體認到法國人與法蘭西民族所以幾乎被視為「一文不值」，完全是因為法國人民自己未能選出一個「有效領導」的政府。正是因為這種體認，一九五八年東山再起，第二度拯救法國的戴高樂，才在人民的授權下，建立第五共和，組成強而有力的政府，進行有效的領導，使法國重新走上大國之列。

有效領導首先必須有一個高瞻遠矚的領導人，他有度量與膽識，用人唯賢，「親賢臣，小人遠」，匡正風氣，組成一個受到信任與期待的團隊，有效地推動國家的政務，在國際上可以揚眉吐氣，在國內又可使人民過著平安、快樂與幸福的日子。七年來，在民進黨執政下的台灣，不但沒有使人民在日常生活上更加貼近這個目標，更油然而生這種感覺；在國際上也沒有讓台灣更加發光發熱，相反地，由於中國崛起的耀眼與亮麗，反而使人民在內心上產生一種「政府失靈」、「領導失靈」的落寞與感嘆。

做好選擇掌握機運

二次大戰後，將日本從廢墟中領導走上世界經濟大國的最關鍵領導者吉田茂，一再諄諄告誡「日本民族永遠不可以放棄機智」，「機智和幸運是不同的，無法信手拈來」，「明治時期的政治領導者都具有卓越的機智」，「（機智）似乎是贈與具有卓越歷史敏感性而一直在辛勤奮鬥的日本人的一種禮物」。

吉田茂所指的「機智」，以現在流行的用語講，就是抓住戰略機運。二千年的總統大選，人民給了民進黨一個機會，但民進黨似乎未能抓住機運，為台灣創造出孫子兵法所說的「先為不可勝」的條件與優勢；到了二○○八年，機運雖然已不再如八年前那麼明亮，但依稀存在，因此，台灣人民的選擇也將決定台灣能否抓住機運，再創高峰。

值此民進黨總統初選即將到來的抉擇時刻，我謹以一位對黨外精神付出過，對民進黨核心價值努力過，而又對台灣前途懷有責任感的民主工作者的身分，要向有機會參與初選選擇的人民表達一項誠懇的呼籲，一定要超出感情和派系的考慮，共同推出一個比較理想的人選，來接受嚴格的競爭，這個人選，從理論上到實際上，都必須具備：

首先，他（她）必須能守護「民主、公義、本土」的核心價值，以及從而延伸出來的各種政策與主張。

其次，他（她）必須能帶動民進黨的成長與茁壯，邁向團結，爭取勝選。任何可能將民進黨帶向萎縮的參選人，均不符合民進黨發展需求。

他（她）在從政紀錄上，必須是清廉的，必須具備抗拒權力誘惑的意志與實踐，以導正政風－這個倫理要求，在當前的背景下，尤其顯得不可或缺。

他（她）必須要有足夠的胸懷，組成一個有能量的工作團隊，進行有效的領導，以確保台灣的生存與發展，增加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能見度，增強人民對國家的認同與向心。

最後，他（她）必須具備歷史觀與世界觀，善於抓住戰略機運，以軟硬實力作後盾，為台灣在兩岸關係中找到一條公平、對等、互惠、有尊嚴的解決之道。

孫中山與蔣渭水

2007-12-29T20:06:00.000-08:00

說明：發表於2004年11月19日，「孫中山與日本殖民時期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學術研討會」。

一、前言：三十年前後的驚訝

卅年前，當我注意到蔣渭水這位讓台灣人這麼值得尊敬與懷念的人物，為什麼我們沒有看到有關他的資料？所以我在那一段期間每天至少工作十二小時以上，並選定以蔣渭水作為主題來寫他的傳紀。當時所有碰到我的人第一個反應就是你怎麼敢寫蔣渭水？這一定會變成禁書。這是卅年前的往事，那時我就很納悶，不論從資料上或是從文獻上來看，他應該是一位受到海內外所有漢民族與中華民族同胞所尊敬的一位偉大的台灣人，尤其是國民黨更應該尊敬他，因為他所強調的是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的主張。這幾十年台灣的政治變遷中，為什麼會把蔣渭水視為禁忌？這些因素更加強了我寫他的動力。

卅年以後，當我來到國父紀念館與張館長提到，我們紀念孫中山先生跟台灣關係時，應該經由蔣渭水這樣一位與台灣民眾有關切的人，來說明孫中山，才會有一種更深層的精神相連。當我們正商討是不是可以辦理類似研討會時，有些學者的第一個反應是怎麼現在還有人在談孫中山先生？卅年前寫蔣渭水時大家都說我怎麼敢寫蔣渭水？卅年以後，談孫中山先生跟台灣的關係時，人家的第一個反應說怎麼現在還在談孫中山先生？卅年前後孫中山先生在近代中國國民革命的地位沒有改變，蔣渭水先生在近代台灣民族運動的地位也沒有改變，但是因為政治環境的改變，所以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反應。對於我來說，卅年前我要替蔣渭水先生講話，卅年以後我也應該為孫中山先生跟台灣的近代民族運動之關係來講話。這是我在主題演講以前內心的感受。

照片說明:1929年，孫中山奉安大典在南京舉行時，北平各界在中山公園舉行迎襯紀念大會，中書「總理精神不死」。(取自<孫中山與國民革命>)

二、台灣近代民族運動概論

（一）時代背景

談孫中山先生與蔣渭水的關係，一定要從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整個背景與發展談起。一九二一年開始的台灣近代民族運動是與整個時代背景有關的，廣泛的說，它受到辛亥革命的衝擊與影響；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倡的「民族自決」，所展開的世界性之思潮影響；也受到日本本土所推行的「大正民主」影響；更受到同屬日本殖民地的朝鮮於一九一九年所發生的「萬歲事件」之衝擊。在此四大背景影響下，耳目非常敏銳的旅居東京的台灣留學生開始了這樣的思考，從準備組織團體開始。他們從「聲應會」到「啟發會」，並於一九二O年一月時正式成立了「新民會」。

（二）新民會（1920.1.11.）的三大主張：

1、增進台灣同胞幸福：為台灣同胞福祉，開始有台灣統治的改革運動，這也是後來台灣議會請願運動之前身。
2、擴大宣傳主張，啟發島民，並廣結同志，發行機關刊物：從《台灣青年》、《台灣》到《台灣民報》這一系列機關刊物之發行。
3、圖謀與中國同志之聯絡：主張與中國同志的聯絡，從「聲應會」、「啟發會」到「新民會」之名稱，都是跟中國歷史有關，所以這就表示東京的台灣留學生，在開始推展台灣近代民族運動階段時，與中國在思潮及精神上有關聯的一種具體見證。此運動由東京的台灣留學生點燃火炬後，就開始在台灣島內進行，其中比較重要為期大約有十年。十年的階段中，主要分成兩個時期：第一個階段我把它形容為大同團結時期，另一個就是公開分裂階段。

（三）大同團結時期

1.第一次路線之爭——兩個層次的辯論：
在大同團結時期也就是東京台灣留學生點燃以後，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們對於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展開第一次路線之爭，其路線之爭論有以下兩個層次：

（1）撤廢六三法案暨要求台灣自治：很多黨外人士把戒嚴法比擬為六三法案，六三法案在日據時代大家都很討厭的，認為是個惡法，後來有些台灣先輩就把六三法案台灣所具有的特殊性作為另外一個理論的延伸，承認它的特殊性來設立台灣議會。所以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第一個層次的爭論，即是要撤廢六三法案，抑或是追求台灣的自治。在此過程中，要求設立台灣自治超越了撤廢六三法案，所以乃應用六三法案台灣所具有的特殊性來要求台灣自治。

（2）完全自治抑或設置民選議會：第二個層次的辯論就是要成立完全的自治，抑或要求當中最重要的議會設置。後來台灣先輩們鑒於當時整個環境及他們本身的條件，還有當時的台灣民情與韓國不同，就確立了自治當中最重要的議會設置，做為那個階段共同推動的目標。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一個人就是林呈祿先生。他有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叫做「六三問題的歸著點」，他是戰略性的把它轉移了，從撤廢六三法案改變成為追求台灣自治，從台灣完全自治轉到議會設置，這兩個轉折上應該說他發揮了最大的影響力。這個辯論以後，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就成為當年台灣先輩在早期推展台灣近代民族運動過程的第一個最重要的政治訴求，而這個政治訴求在當時是得到所有台灣先輩的支持，所以這是一個大同團結的階段。

2.台灣議會請願運動（1921.1.30.第一次提出）：在「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第一次提出來時，台灣島內簽名的不多，主要都在日本本土的。但是回來以後受到的歡迎是前所未有，包括請願者林獻堂都嚇一跳。

3.台灣文化協會（1921.10.17.）：第二次台灣議會請願以後，島內人數遽增，在請願運動的同時，蔣渭水正式催促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如果「議會請願運動」是政治改革目標的話，那「台灣文化協會」就是文化的啟蒙。台灣文化協會所做的是島內的一種文化扎根工作，因為當時的二元教育政策下，日本人讀的是小學校，台灣人讀的是公學校。當時台灣文盲比例很高，識字不多，大家看到蔣渭水非常具有特殊風格的「臨床講義」那篇文章，可看出台灣的病狀就是「知識的營養不良症」。所以政治上有「議會請願運動」，另一方面「台灣文化協會」開始進行啟蒙，並於各地設讀報社，然後開始有文化演講。

4.三大事件：在文化講座及議會請願運動開展的同時，整個過程發生了所謂三大事件。

（1）治警事件（1923.12.16.）
「治警事件」應該說是政治事件。我們可看出從「議會請願」到「文化協會」的啟蒙，人數逐漸激增、普及，一開始時台灣總督府想要一舉打壓這個運動，因為他判定這個運動是一種台灣人對抗日本人的民族運動，所以想要斬草除根，因此發動了所謂「治警事件」。當時日本律師到台灣來為這些人辯護時，曾說過一句話：「審判這十八個人等於審判背後幾百萬台灣人，因為它背後代表了廣大台灣人的思想」。因為他們都是白面書生，把他們比喻成土匪事件是不倫不類的。此事件讓蔣渭水、蔡培火、陳逢源、林呈祿及林幼春等人都成了受刑人，但是把他們一關更激發很多民氣，據估計，「治警事件」後，參與議會請願運動簽署者越來越多，聽演講及訂閱「台灣民報」的也越來越多。

當時辜顯榮他們成立一個所謂「有力者大會」，結果這些先覺者就成立「無力者大會」，「無力者大會」壓倒了「有力者大會」。「有力者大會」雖是官方在背後支持的，但它抵不過民氣，所以這個治警事件不僅帶動甚至影響到青年與學生，因而在這過程中發生了青年運動以及罷課的學生運動，也有各種無產青年組織產生。一位日本思想家說過，日本統治台灣時，有兩個太陽同時在飛躍，日本所代表的是政治勢力的太陽，漢民族的台灣人所代表的是社會勢力的太陽。

這兩個太陽同時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飛躍，為什麼呢？因為代表大和民族的日本是少數的統治階級，而屬於漢民族的台灣人則為大多數的被統治階級。

（2）二林事件（1925.10.23.）
「二林事件」就是農民爭議而引發出來的，其起因來自文化協會的衝擊影響。當時的主要主持人像李應章，他是蔣渭水在台北醫校的同學，在一九二五年爆發了這個爭議，農民要求的就是公平。這個事件帶動了整個農民運動的快速發展，因而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八日成立全台灣最早的一個全國性的農民組織「台灣農民組合」。

（3）台灣鐵工所爭議事件（1927.4.6.）
「台灣鐵工所爭議事件」是個勞工運動。從資產階層轉而到青年、學生、農民，到了一九二七年發生了台灣鐵工所爭議事件，所以我們可以說整個運動到了一九二六、二七年之際，已變成一個所謂的「大眾運動」、「社會運動」。這就是處在大同團結前夕，所激發奮鬥出來的狀況。以前自立晚報出版過一本由幾位當事人所寫的《台灣近代民族運動》這本書，也強調這個階段叫做「知識階層」的改革運動或「資產階級」的改革運動。

（四）公開分裂時期

一九二六年底一九二七年之際走向大眾運動，走向社會運動，此時台灣抗日戰線開始，進入一個所謂分裂的階段。它最具體的象徵就是「文化協會」，「文化協會」在台灣歷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象徵著大同團結的「台灣文化協會」於一九二七年一月的大會上正式分道揚鑣。

我將其分裂歸納為六個因素：一是受到日本本土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與影響；二是受到中國近代國民革命運動的發展與影響；三是整個島內運動走向大眾化及社會化；四是台灣的先覺者及領導者的個性；五是日本當局實施分裂政策；六是在文化協會的大會上，「奪權」的方式令老一輩譬如文化協會當年的創辦人非常不能夠接受。在此六個因素的綜合下，象徵大同團結的文化協會正式走向分道揚鑣。

從此以後就出現了新文化協會，後來更成立了「台灣民眾黨」，「台灣民眾黨」成立後在蔣渭水的影響下又成立了「台灣工友總聯盟」，在一九二八年時「台灣共產黨」也秘密成立，到了一九三O年時「地方自治聯盟」又以推動地方自治為唯一的單純目標而出現。所以從一九二七年以後，整個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就由大同團結公開走上分道揚鑣。而這個階段最重要的辯論就是到底是要推行「民族運動」還是要推行「階級鬥爭」？所以此時整個台灣的民族運動是跟世界潮流連在一起的。因為受此影響有些日本的台灣留學生、中國的台灣留學生直接到莫斯科去留學。他們把一九一七年大革命對全世界所產生的影響，經由日本本土、中國大陸帶到台灣來。在此背景下台灣的抗日戰線呈現多元化，我們要經由這個背景才能了解蔣渭水先生在台灣近代民族運動所扮演的角色及地位。

照片說明:1931年8月5日，大安醫院蔣渭水靈堂，中書「忠魂沖漢室」，左右橫聯「精神不死」、「遺訓猶存」。(台北市文化局提供)

三、蔣渭水在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上的地位

蔣渭水在台灣近代民族史上有兩個非常鮮明的地位，一來他是「台灣文化協會」最主要的推動者，同時也是「台灣民報的保母」。他在「五個年中的我」這篇文章中提到，經過他們幾年的努力「台灣民報」已經成為官方的三個日文報紙以外銷路最多的一個報刊。它本來是半月刊，後來變成旬刊、周刊。「台灣文化協會」是這個階段最重要、最能代表大同團結的一個團體象徵，它就台灣文化啟蒙、民眾互動關係及影響上，是沒有任何一個團體所能夠取代的。我常說如果有共同精神遺產的話，那文化協會是最好的濃縮園地。蔣渭水是這個文化協會最主要的創辦人，以及早期最主要的推動者，又是台灣民報的保母。

第二實質上是成立了台灣歷史上第一個現代化政黨「台灣民眾黨」，這個政黨具有現代化政黨的氣質與格局。這個政黨原本不能成立，它本稱為「台灣自治會」，取締後改為「台政革新會」也不被允許，後來改稱「台灣民黨」也被禁止。當台灣民眾黨提出申請時，卻要求有兩個條件，一個就是蔣渭水不能參加，一個是不能有民族主義的色彩。於是在這種條件下，成立了「台灣民眾黨」。為什麼「台灣民眾黨」在成立後的第二次全島黨員代表大會時，要提出一個全島大會的宣言？要發表民眾黨對於階級問題的態度，道理就是因為它成立時，有些地方被限制住了。

「台灣文化協會」是在一九二七年分裂，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之間，「台灣民眾黨」還沒有輝煌起來時，發生了農民運動、工人運動，尤其是「台灣農民組合」跟「新文化協會」，在整個台灣民族運動史上，留下很多輝煌的奮鬥紀錄。到了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台灣民眾黨」成立，經過一年多的奮鬥以後，就逐漸取得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主體地位。對於為何能夠主導這一點，我一直在探討，為什麼蔣渭水能夠在短短的時間，面對這麼複雜的局勢，他如何因應這樣一個時局的挑戰。他本身是一個醫生，沒有社會科學論戰這方面的基礎與背景，他如何回應這種時局的挑戰？這是我在執筆時的一個最大的課題。後來我把他的人生分成幾個階段，一是他參與公共事務前，一是他從創辦文化協會起至被關以後，大家把他形容他叫做「文化頭」(台語)，另一個階段就是他做為台灣民眾黨的實質領袖、一個推動者的地位來談。

四、蔣渭水的思想根源

在做為「文化頭」這個階段，他批評時政，他被台灣總督關了兩次，這兩次大概關了一百四十四天，後來他說他在監獄裡每天寫日記，關這兩次好像讓他讀了一個大學。我剛剛說過他是醫生，所以這一百四十四天裡他全心閱讀，並勤讀古今中外的政治人物傳以及政治思想，你看他被關出來後所寫的文章，批評時政的文章，大概都是跟他在監獄裡所讀的書有關，然後他把它轉化跟時局關聯，這是第二個階段。但這個階段不足以讓他面對這麼大的挑戰，一個從一九一七年革命所帶動對全世界的衝擊，如何回應這種挑戰，最主要是進入第三個階段。

第三個階段，我覺得他那時應該說是非常能夠扣緊問題，因為他創辦了「文化書局」，文化書局裡他主要從兩大方向來探索問題：一個方向就是與中國有關的「中國名著」，另外一個方向就是與日本勞農有關的「勞農諸書」等書籍。文化書局的那個階段所介紹的有關中國名著上，介紹孫中山等相關的書非常多。「中國名著」它代表的是一種民族運動，是一種全民運動，輔助農工，而黨應該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力量；在「勞農諸書」所代表的是社會群眾運動，是農工的力量、是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

那時台灣已經面臨這種衝擊，所以蔣渭水先生寫過「左右傾辯」，還有「政治運動與民眾」，「政治運動的新力量」，還有在政治上喊出「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的口號，這是整個戰線還沒有分裂以前，蔣渭水最後的呼喚或者最後的吶喊，但顯然是沒有成功。沒有成功後，就必須面對這種時局的挑戰及理論的辯論，尤其這時有很多台灣留學生從中國大陸及從日本本土回來，他們都帶有當時最時髦的思想主張。在此過程上，我認為蔣渭水的思想是與時俱進的，但是他隨時不忘記他是一個社會運動者，而且是從一九二一年開始一直到現在，他放眼當時的台灣社會，我認為他體認到自己應該承擔責任以及所要面對的挑戰。所以他經由這種辯論，不管是民族運動的工作者或者是無產階級的工作者，大概都與他熟悉且都能與他互動。

在此種背景下，他第一個先確立我們應該採取與遵循的態度，正式以醫師的立場反對「老衰症」者，也反對「小兒病」者，「老衰症」與「小兒症」完全是醫生的術語，所謂「小兒症」就是沒有認清台灣的特殊環境而盲目躁進；所謂「老衰症」就是一直在原地不動甚至退回保守的、反動的。但是我認為他非常寬厚，所以他用「老衰症」跟「小兒症」來表示在那階段他做為民眾黨的主要幕後實質領導者，黨員所應該遵循的態度。就是要反對「老衰症」，也要反對「小兒症」，然後確立這個黨應該走的路線，這個路線基本上來說就是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後來更簡化成為以農工為中心的民族運動。

在此我要特別強調，基本上他受影響比較大就是由「中國名著」與「勞農諸書」這兩種綜合。而這綜合就讓他想到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基本建議內容及基本主張，所以我覺得一生當中影響蔣渭水最大的是孫中山先生本人，跟他所主持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來他為什麼介紹寫中國國民黨，這種道理在這裡。確立後把它表現在「台灣民眾黨」，包括「民眾黨對於階級問題的態度」、「我理想中的台灣民眾黨」、「台灣民眾黨的指導原理工作」、「請大家來合力建設一個堅固有力的黨」、「台灣民眾黨的特質」、「民眾第一主義」，這些都代表了他在採取應有的態度以後，再確立應取的路線所一連串展開的，因他本身是個政治工作者、是個社會運動者。

五、孫中山對蔣渭水的影響

我常說在日本統治時期，對於台灣人來說孫中山先生是個外國領袖，因為台灣人是日本國民，但做一個外國領袖，受到日本國民的台灣人這麼尊敬懷念有四個理由：第一是孫中山四十年如一日的革命精神與革命毅力；第二是孫中山對主義的堅持與忠實；第三是孫中山對弱小民族的鼓舞與支持，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以當時台灣人民來看孫中山是一個世界性的偉人，他是屬於漢民族的，台灣同胞相對於日本的大和民族也是漢民族的，所以民族認同讓台灣同胞以孫中山引以為榮，並奉孫中山為精神鼓舞者。

所以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八年，在全世界所有人民跟團體當中，除了中國大陸以孫中山、三民主義為旗幟、為領袖所屬的團體跟支持力量以外，全世界最支持這個力量能夠代表中國未來希望的就是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人以及台灣先輩所影響下的團體。這是一個非常奇妙的時間上的銜接，而在所有台灣人民當中，最能夠深入了解孫中山先生或者活用他的精神與主張的應該就是蔣渭水先生。他的具體表現從他對於台灣民眾黨態度的確立到路線確定過程上，以及對台灣民眾黨的主張這樣的精神上是一脈的相傳。蔣渭水先生自己曾說過，台灣民眾黨要努力成為台灣人解放運動的總機關，就好像中國國民黨是中國人解放運動的總機關一樣。

所以當我看到這段歷史時，我想我卅年前寫這段歷史時，當時執政的國民黨竟然會想要禁止這種書呢？我覺得非常納悶與奇怪？為什麼這段歷史在當時是禁忌，卅年以後來看，這是多麼的荒謬與奇怪的事。但是我要特別強調的是一九二四年所代表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及孫中山本身的人格、精神跟主張與蔣渭水在一九二七年成立的台灣民眾黨這特殊的時空的結合下，是非常奇妙的歷史銜接。因此我認為蔣渭水在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上的地位，就好像孫中山在中國近代國民革命運動的地位一樣，所以他有資格在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中成為台灣的孫中山。這就是我對他的看法跟結論。

我要特別提醒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二五年三月過世時，台灣同胞充滿著尊敬與懷念之情。我這邊特別附了一張社論，這篇社論最能代表當時台灣人民的心聲。到一九二六、二七以後，在台灣紀念孫先生的活動，在高潮時曾經達到四、五千人之多，當時的活動有四、五千人是非常不容易的。從一九二九年開始，日本人就不准台灣人紀念孫中山先生。他們認為孫中山先生是一個外國領袖，台灣人是日本國民，日本有很多人值得尊敬的，因此不應該尊敬孫中山。所以從一九二九年開始大概就沒有了。不過當時的台灣民眾黨還是派人參加在南京舉行的孫中山的奉安祭典。

六、結論

國民黨到台灣來以後，在長期的主政下，大多著重於孫中山與整個中華民國開國建國的論述，有關孫中山跟台灣的關係，我覺得太注重形式的關聯，而忘卻精神上是比任何一個當時中華民族的人士，在台灣近代民族史上有更深的影響。

我想我們今天應該走出這樣一個方向，我覺得從這個觀點上來看，孫中山跟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上的關係，在那個階段幾乎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代替的。這是今天我到這裡來做這個專題演講的重點。我覺得經由蔣渭水，經由台灣民眾黨以及經由台灣近代先覺者，我們才能夠正確連結孫中山先生跟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深厚關係。

謝謝大家！

民主與文化: 從柯林頓、哈維爾、曼德拉談起

2007-12-29T20:01:00.000-08:00

說明:本文完成於2006年10月，未發表

不管在哪一種政治之下，權利都具有閃爍性、誘惑性、排他性的本質；不過，在民主政治之下，這種權力卻會受到制度的制約，而權力的使用者，不管在過程上如何掙扎，也都必須對這種制約表示謙虛與服從。

美國已成為當今世界唯一超強國家，美國國家元首因而也成為當今世界最有權勢的政治領袖。柯林頓以戰後「嬰兒潮」一代入主白宮時，在國際社會上曾一度獨領風騷。但像這樣一位美國總統，仍要受到制度的制約。對於獨立檢察官史塔爾，柯林頓並不掩飾對他的不滿、怨恨與指責；但隨史塔爾報告公佈以後，面對國會的彈劾聲浪，柯林頓為了確保美國總統職位，便從拒絕公開道歉到不斷道歉，尋求美國人民「寬恕」，並進而希望獲得宗教指引，使心靈能得到「贖罪」。

照片說明:美國總統柯林頓、黃煌雄合影。（黃煌雄提供）

柯林頓不僅對制度表現出謙虛，在尋求美國人民支持的過程上，更饒有意義地，在陸文斯基案發展到最敏感的階段，邀請世上最具道德光環的兩位政治領袖－哈維爾和曼德拉，先後來到白宮作客。

哈維爾是個詩人、劇作家，曾參與七七憲章運動，一度為捷克共黨政權的政治犯，及一九八九年「絲絨革命」（Velvet Revolution）之後，哈維爾變成捷克聯邦共和國的總統。隨著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分家，哈維爾又變成捷克共和國的總統。在政治上，哈維爾「道德」與「形象」的影響力，事實上，遠超過他所擔任總統這一「象徵性」的職位，此不僅在國內政治如此，在國際社會亦然。

在白宮的歡迎儀式上和聯合記者會上，柯林頓曾說：「今天，地球上沒有任何一個政治領袖，比哈維爾總統一生言行所留下的，對自由的涵義做了更好的詮釋」；「在我們這個時代，對哈維爾所激發的靈感，有著相當的虧欠」。哈維爾對柯林頓的處境有所體認，他形容柯林頓和他的夫人，「是我們的好朋友」，並稱讚美國，特別是在柯林頓總統時代，是他一生所追求的理想－建立一個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提供了豐富的靈感。

曼德拉在黑牢度過一萬個以上的日子，已使他成為當今世上追求自由的象徵。當柯林頓正為應否為陸案下台而進入最緊張的時刻，柯林頓有感於黑人對他的支持，乃進行了一項細膩而巧妙的安排，讓他和曼德拉共同出席非裔每國人宗教領袖的接待會。在這種場合，一如美國國會致贈曼德拉國會金質獎時，柯林頓都不禁要說，曼德拉的一生，使他和曼德拉在一起時，「總會感到謙卑」，並有一種「寧靜的、和平的感覺」。而曼德拉，作為非裔美國人最尊敬的世界領袖之一，他以超出南非總統的身分，並超出一週前哈維爾總統談話的謹慎，在美國境內，公開向非裔美國人領袖這樣說：

「我們注意到這個國家有關總統所發生的全國性辯論，我們無意介入這個事情，但是我們願意說，柯林頓總統是南非和非洲的朋友；我相信，柯林頓也是美國大多數黑人、少數民族以及殘障者的朋友。」「我們的道德原則，不允許我們放棄我們的朋友。今晚，我們必須說，當您面臨一生之中困難而不確定的時刻，我們想念著您。」

從柯林頓到哈維爾到曼德拉，說明民主不僅需要民主的制度，也需要民主的文化。

台灣在李登輝主政時期，大致而言，雖已建立民主所需制度，卻尚未建立民主所需的文化。二000年政黨輪替，陳水扁主政以來，由於他的領導品質與領導威信均遭到空前的質疑與挑戰，不但未能抓住歷史契機，涵養鞏固民主所需的文化，他本人反而成為政治風暴中心（三度遭立法院提案罷免，又因涉及貪污將遭司法追訴），而運作才大約十年，經過千辛萬苦，在海內外不分朝野共同努力才建立的總統直接民選制度，更因他的領導風格而幾乎陷入風雨飄搖之中。

在理論上，台灣已脫離了威權時代，但實際上，卻處處感受到威權時代的遺風：政治上，不分朝野的政治人物，自覺或不自覺地，都以威權時代所形塑的性格與使用的方法，進行政治互動或政治鬥爭，留下不良示範；社會上，威權時代的傳統價值崩解，「民間社會」逐步抬頭，但社會重建上未能形成足夠的壓力，建立使人人、包括政治人物，視為不可侵犯的共同準則；文化上，包括族群、歷史記憶、兩岸關係、本土與世界、台灣意識與文化中國的糾葛，雖然已向威權時代告別，卻也未能發展出常態政治之下，人人視為當然的共識；因此，台灣雖建立了民主，得到掌聲，但也出現了亂象，並未受到尊敬。

台灣人民，包括任何政黨的政治人物，都必須以謙卑的心，虔誠的態度，面對這些與文化有關的問題，不斷地努力精進，創造培養民主文化所需的條件與環境。從家庭、學校、教育、生活中開始，由點而線而面，讓民主文化蔚然成風，莫之能禦，使人人有如春風化雨，樂在其中。只有這樣，台灣才有可能變成「小而美」、「小而有尊嚴」、「小而受尊敬」的國家，也才有可能培養出像哈維爾與曼德拉這樣世界級的領導者。

從「民主之旅」到「文化之旅」

2007-12-29T19:52:00.000-08:00

附註：本文發表於2004年2月7日，於時報文教基金會主持「面對公與義─建構宏觀、包容與分享的社會」研討會

從一九九六年起，當我在哈佛當訪問學人的時候，我曾經寫過《台灣人中國人華人》的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裡面我提到，以我的理解，台灣人這個名詞，是在日本有效統治台灣以後才真正產生的，在以前，台灣其實只有漳泉之爭與閩粵之爭，是當日本有效統治台灣以後，因為當時日本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是統治階級，而且對台灣施行民族的差別待遇、歧視政策，所以自然而然，被統治的三百多萬漢民族，和統治的少數日本人，在台灣變成所謂「兩個太陽，同時在台灣輝耀」，一個是代表政治勢力的太陽—日本人，一個是代表社會勢力的太陽—漢民族的台灣人。這是台灣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台灣人的概念，它當時的意義是相對於日本人，所以第一個階段台灣人的涵意是台灣人相對於日本人。二二八以後，外省人取代了日本人，所以當時，台灣人的意義是相對於外省人，這個也就是形成所謂本省外省、芋仔蕃薯之分的歷史根源。發展到今天，所謂台灣人，它的概念應該是包含所有在台灣地區不分先來後到、所有的人民而言，它是相對於中國大陸。所以我想，台灣人的概念應該是可以區分為這樣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台灣人相對於日本人；第二個階段是台灣人相對於外省人，即本省人與外省人；第三個階段，是相對於中國大陸，所有生活在台灣地區的人民而言。

由於中國大陸在國際社會的崛起，所以我們現在碰到一個新的問題，就是所謂中國人與華人，在英文上都是使用同一個名詞—Chinese，Chinese在英文上是中國人，也是華人，這樣就增加了區隔的困難性。當我在哈佛的時候，比較有機會跟張光直教授及杜維明教授接觸，我也把這個問題請教過他們，也和他們開玩笑說，你們沒有把這個工作做好啊，為什麼這兩個名詞在英文上用的是同一個字呢？他們好像也沒有給我很好的答案。所以，今天在政治上講中國人，是指對岸的公民，但在台灣很多人講中國人的時候，所講的中國人是指文化上、歷史上或血緣上，它跟政治上的中國人、中國大陸的公民是不同的。這點必須有效的區隔開來。

時報文教基金會這次主辦「面對公與義──建構宏觀、包容與分享的社會」研討會，立意非常好，我也認為台灣必須邁向宏觀、包容、分享，社會才會有品質、競爭力，也才能夠表現我們生存的價值和意義。這不是理論觀點，而是我二十多年政治實踐的感受。我想引述三個人的談話，作進一步說明。第一，哈佛大學杭亭頓教授在《文明的衝突》一書中一再提到，文明或文化的衝突，將成為世界新秩序不穩定的根源；第二，南非曼德拉總統領導的ANC（非洲民族議會）於一九九四年接掌政權後，立即開始進行大和解，結束南非長期受到種族隔離痛苦的歷史，追求一個Non Racial的南非。第三，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在一九九七年一月十四日聖地牙哥大學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指出︰今天在夏威夷，已沒有任何一個種族的人口是超過半數的；三到五年之內，加州大概也沒有單一種族的人數會超過該州總人口半數；在未來五十年之內，也許在美國本土上，任何種族的人口都不會超過半數。我想，相對於美國這種黑白分明、種族複雜的情形，台灣所謂的族群問題，已經變得非常狹小、微不足道，只是政治工作者、社會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究竟有沒有善盡責任來化解與消弭，仍然值得檢討。

不過總體來講，為了建立台灣的民主，我們至少花了三十年以上的時間，從戒嚴時代、知識份子的吶喊、組黨到戒嚴解除，這趟「民主的旅程」，不知到費盡多少人的心力，才能走到這一步。但台灣的民主雖已建立，卻尚未鞏固，從建立到鞏固，最根本關鍵，即在文化認同與族群和諧，這個過程更需要不分黨派人士，特別是文化人、社會人、知識份子共同參與，我稱之為「文化的旅程」或「歷史的旅程」。我們都正在這個過程上，所謂「歷史的旅程」或「文化的旅程」，就是要解決歷史記憶，或者文化認同所產生的分歧。長期以來，在戒嚴、威權體制下，文化中國總是籠罩著台灣意識；現在解嚴以後，特別是民進黨執政以後，卻是台灣意識要壓抑中國文化。然而我是覺得，兩邊的極端力量大概都已經從高峰上退下來了，當年壓抑台灣意識的人，現在也要講台灣的故事、唱台灣的民謠。所以如果能夠形成一種比較包容的、宏觀的族群意識，應是值得大家共同奮鬥的。

回想起來，過去二次總統大選，對兩岸議題有不同的禁忌與開放。一九九六年，李登輝訴說「台灣人的悲情」；二○○○年，談三通還是禁忌；在我印象中，談兩岸問題是二○○○年總統大選以後的事情。更早的時候，我們作為黨外，只要談到兩岸，馬上就要唱綠島小夜曲，因為那時認為黨外是台獨的外圍，而台獨是共匪的外圍，所以黨外是共匪外圍的外圍，這就是三合一的理論。所以我們從選舉的發展歷程來看，社會環境確實有些大變化。我認為，無論選後何人執政，兩岸議題的認知差距並不那麼大，譬如泛綠雖說「不接受一中」，仍然宣稱使用「中華民國」國號，泛藍也說「兩岸關係的選項是開放的，也沒有時間表」，相較於十年、二十年前，這個差距不是縮小嗎？尤其比較好的是，現在比較重要的政治人物談論兩岸議題時，都非常謹慎，或是向前看。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要有信心，假以時日，台灣一定會展現我們在華人社會裡的前景，以及我們的生存意義與角色。

對當前社會福利發展的基本看法

2007-12-29T19:47:00.000-08:00

說明:原文於2002年5月16日於中國時報7版刊出，本文略加修改增添而成
本文共同執筆人:黃煌雄、林萬億、黃世鑫、郭明政

行政院將於五月十七、十八兩天召開全國社會福利會議，這是繼八十三年、八十七年後第三度召開這樣的會議。本次會議是政黨輪替以來第一次，也是國家財政赤字持續惡化、經濟成長率下滑、失業率上揚，以及面對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時代來臨的第一次，其重要性應不亞於全國經濟發展會議。

福利政策的發展與困境

回顧過去五十年，我們的社會福利政策發展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光復到五十三年間，政府依循在大陸時期的四大政策綱領，推動以職業別為主的軍、公、教、勞工保險，以及有限的社會救濟。第二階段從五十四年到六十七年間，隨著起步的工業化，而有「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加強社會福利措施，增進人民生活實施方針」的通過，是為吻合本土所需要的社會政策制地的開始。然而，政策並未帶動立法，即使有立法也未有配套的行政措施，我國的社會福利並未因此而有大幅進步。

第三階段正好是台灣政治、外交騷動的六十八年到七十八年間，若干社會立法快速通過，似有轉移外交失利與國內政治不安的焦點，以及安撫人心之用。除了先前的軍、公、教、勞工保險的範圍擴大外，新的福利服務，如針對老人、殘障者也逐漸受到重視，但是成長仍然有限。

真正進入社會福利迎頭趕上的黃金十年，應是七十九年以來到上個世紀末。十年間通過了二十幾種社會立法，社會福利支出（含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國民就業、醫療保健）佔政府總支出比率也從八十年的九.八％大幅爬升到八十九年的一六.九％，其中成長最多的是社會保險支出，從佔社福支出的二八％升到四0％，雖然如此，我國社會福利仍存在諸多制度上的缺失。

首先，我們的社會保險除了健康保險外，並未全民化，導致有部分國民在年老、殘障、或家庭主要賺食者死亡後，缺乏生活保障。

其次，即使各種職業別社會保險有老年給付，卻未能年金化，使得老年經濟生活未臻安全。

第三、社會福利保障不一，一方面是區域間的不正義，住在院轄市的居民所得到的福利水平倍數於各縣市的居民，住在高雄市的居民所得到的福利又低於台北市民。這種城鄉與南北差距是財政收支劃分不當，及政府行政體制設計歧視所致。另方面是人口群間的不正義，軍、公、教福利優於勞、農，男性的福利也優於女性。

第四、政府對不同對象社會保險的保費補貼也不公平，如全民健保政府通一分攤受雇者保費一0％，及地區加保者與自僱者四0％的保費，不分所得高低定率補貼並不公平；而有工作時負擔少，失業或無業者反而負擔多更是離譜。至於對軍公教龐大的保費負擔，絕對是無底洞。

第五、公教退休制度的不合理任職滿二十五年不論幾歲都可退休，五十五歲請退，得加發五個基數，退休所得替代率高達八九成，提早退休轉業者又可領雙薪，這不但是人力資本的浪費，也是政府財政的一大隱憂。

最後，社會福利系統未整合。社會保險、社會津貼、社會救助三個經濟安全次體系間定位不明；社會服務與醫療保健間也未有效整合；就業與社會安全也各自為政。更不用說社會福利主管的位階偏低了。

面對新世紀的挑戰

舊問題未解，新挑戰已迎面而來。台灣人口在急速老化中，再過不到十年，我們的老人將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十年後，則超過一五％，三十年後，五分之一以上國民是老人。此外，過去賴以支持兒童、老人、身心障礙、失業、疾病者照顧的家庭制度也快速變遷。家庭規模縮小、離婚、不婚、單親、單身、繼親、不育、同性、同居、跨國婚等現象都在增加中，多元的家庭出現，傳統家庭功能萎縮，新生的社會問題不斷湧現。再加上日趨全球化的壓力下，國家自主管理社會問題的能力下降，同時，知識經濟造就了贏家所得的提高，卻帶來了大多數輸家所得全面的下降，貧窮問題正在全球化中，國內貧富差距現象也在惡化中。

更苦的是，我國政府財政赤字持續擴大，財政赤字已近三兆，經濟成長也較前遲緩，而賦稅收入也日趨短少，如何因應上述全球化、人口老化、家庭不穩定、貧富差距拉大所帶來的挑戰，正是執政即將滿二年的新政府頭痛的難題。因應挑戰的方法可以是逃避，也可以是面對，與其說社會福利是經濟發展的絆腳石，不如像OECD國家一樣主張社會政策有利於提高就業率，減少社會排除的成本、降低進度的阻力，以及減低社會不均的惡果，而採取積極的、就業導向的社會福利，一方面保障人民的生活安定，二來促進經濟成長。

福利改革的基本主張

據此，在中央政府提升社會福利政策主管位階為衛生與社會安全部的共識前提下，我們對當前福利改革的方向提出以下主張：

第一、應優先將現有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年金化，使得勞工老年退休後可以獲得適足穩定的年金給付，才足以保障其老年經濟安全。我國是世界上極少數仍然採取老年一次給付的國家，實無理由不儘速將老年給付年金化。

第二、為未納入社會保險體系的國民規畫一套既能保障經濟安全又能風險分攤的年金制度。目前行政院屬意的版本是老年儲蓄保險制年金（所謂的甲案），這是不利中下階層老人的作法。我們主張，要嘛採基礎年金保險制，不然就擴大勞保將眷屬納入年金給付範圍。

第三、調整公教人員退休制度，將五十五歲退休加發五個基數制度廢除，提早退休者，除非傷殘或疾病，其老年年金應予展期到六十歲以後才可領取。

第四、全民健康保險的問題已漸暴露，其癥結不在公營或民營，而在於無力繳保費、收支失衡、藥費支付沉重、平均看病次數過高等。目前研議中的二代健保，企圖以總額預算、調高保費等來解決問題。但是，若不依法實施分級轉診制度，以及檢討不公的保費分攤比率，難以釜底抽薪，解決問題。

第五、強化人力資本投資，提升國民就業能力。當前國民就業根本的問題是就業服務未能在地化，職業訓練未能因應就業市場需要，教育與就業脫鉤，以及就業希望工程規劃欠周詳等。因此，使職訓在地化、多元化、目標管理化，並將就業服務下放地方政府、工會與社團，就業促進更有計畫等，才可能減少人民失業痛苦。

第六、中央有義務拉近各地方政府間的資源差距，並調縮地方行政體制的差距。政府一方面應將福利服務的業務下放給地方，同時補強其人力與財力。我們不希望繼續看到同樣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福利待遇卻大不相同。

最後，我們呼應世界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的祕書長姜士頓（Donald Johnston）於一九九六年就任時所提出的經濟成長、社會安定、好的治理的「三角政策典範」。如果沒有社會安定與良好治理，經濟難以穩定發展，尤其在邁入全球化知識經濟時代，更是如此。

持續成長、促進就業、保護環境: 我們對當前經濟發展的戰略思維

2007-12-29T19:01:00.000-08:00

說明:原文於2002年3月1日於中國時報22版財經焦點刊出，本文略加修改增添而成
本文共同執筆人:黃煌雄、蔣本基、陳添枝、林祖嘉、朱雲鵬

不景氣的衝擊，全球化的趨勢和兩岸同時加入WTO，造就了經濟發展的新情勢，在此新情勢下應當對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有新的戰略思維。我們認為，為了兼顧當前經濟成長的目標及長期健全發展的遠景，台灣必須從三個重要面向來思考未來發展的藍圖。

成長─經濟必須能夠迅速回到可持續成長的路徑，使得經濟資源能夠繼續累積。
就業─必須有效地振興傳統中小企業，尤其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服務業，以解決日益增高的失業問題。
環境─必須強化環境保護以及提升人民生活品質，並吸引國際人才來台發展。

壹、持續成長

過去台灣再一九九0年代的產業升級及結構調整可說是相當成功，即使有不少產業或產品喪失了競爭力，但仍不斷有新的產業或產品崛起，或是原產品進行轉型而維持競爭力居高不墜。

重視新興產業發展

在觀念上，我們要進一步指出的是，面對快速轉變的經濟環境，台灣未來產業的勝出還必須結合三種力量才能成功，那就是腦力、財力和生產能力。腦力用於產品的創新、服務的創新或者生產方式的創新；財力是把上述的創新轉化成商機、轉化成新興企業的能力；生產能力是指廠商實際提供產品和服務的能力。換言之，台灣必須有能力掌握從創新到商品化這段附加價值的優勢，才能擁有產業向上的動能，也才能在兩岸分工上維持主導的地位。但台灣到底土地不大，資源有限，上述三種力量的匯集，不可能單憑一己之力，而必須凝聚更多的海外資源。因此創造一個優質、安全而開放的生活環境，以匯集全世界優秀的腦力，或至少是華人的腦力，至為關鍵。

注重菁英人才培育

台灣因為缺乏市場，也沒有掌握行銷通路的能力，因此生產能力(包含製造和服務的能力)的維繫是避免產業空洞化的必要條件。一九九０年以後，不但產業集中而且大企業的地位越發突顯，中小企業的角色　　，因此呈現出脆弱的結構。為了改善這個結構，政府未來應重視新興產業的育成和中小企業的創出，才能再造產業的多樣性和韌性。但和過去相比，這個工作將十分艱鉅，因為台灣勞動成本的優勢已不復存在，而新技術的取得十分困難；即使取得新的技術，廠商也不見得會把生產基地置於台灣。在資訊科技發達而國際貿易障礙幾乎不存在的今天，生產據點和產品創新的地點不一定重疊。在此新局面下，如何創出新產業變得十分弔詭。其中的重點是政府要將制度面環境做好，最主要的就是人力資源問題。

過去台灣經濟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主要都是靠人力資源，但是不同階段所需要人才的性質不同，由早期依靠體力勞動者逐漸轉變成為依靠中級技術人員；現在及未來在創新、研發、設計、運籌、管理、行銷及金融領域上，則需要高級人才的配合。高級人才培養最主要的途徑就是高等教育，而高等教育中的菁英教育尤其重要。目前國內高等教育是「量」增加的速度快，但品質未能同步提升，有必要儘速強化培養高級人才的環境，否則過去所奠定的厚實基礎將被侵蝕及淘空，嚴重影響未來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傳統產業不可偏廢

貳、促進就業

整體戰略的第二個重點面向，是台灣經濟成長不能只靠發展高科技產業，傳統產業亦不可偏廢，與就業密切相關的中小企業生存與發展問題尤其重要。中小企業是吸引就業人力的主要部門，尤其是服務業的中小企業；政府應該思考如何加速扶植服務業為策略性產業，從而解決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目前我國的服務業多為傳統的服務型態，政府很少將技術服務以外的服務業列為重點發展的策略性產業，政府實在有必要在此著墨，全面提升服務業技術水準，並配合地方政府發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服務產業，吸引國人在國內消費以擴大內需，進而解決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

善用國外創新力量
　　中小企業增加的速度近年來有遲緩的趨勢，但國內創業基金的規模不斷擴大，因此我們目前缺的不是錢，而是創新。在短期無法提升國內創新能力之時，應善加運用國外的創新力量，以育成新的企業。而一向受到忽視的傳統產業可能正是創新的溫床，因為新科技術和傳統技術的結合可能正是創新的源泉。其中特別值得探究的領域包括農業和上述的服務業，兩者均面臨加入WTO的嚴峻挑戰，如何善用新科技以創造新產品，不只可以為這兩個產業找到活路，而且有助於全體產業結構走向穩定。

在兩岸政策方面，隨著戒急用忍的鬆綁以及兩岸加入WTO，未來幾年內台商赴大陸投資及兩岸貿易都會只增不減，在此種趨勢之下，兩岸經貿政策應採取順勢順導的原則。兩岸政策的基調已改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在採行這個政策的同時，需要若干的配套措施，已使得兩岸能夠朝向雙贏互利、共存共榮的方向發展。

依照我們的看法，第一個配套措施是以更快的速度進行產業升級，並鼓勵新興產業的興起，使得台灣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和先進國家的差距不但不會加大反而縮小，與後起之秀的差距非但不會減少反而會加大。配套措施之二，是在廠商擴大大陸經營規模的同時，鼓勵其將台灣視為營運中心，由台灣接單，由台灣從事全球運籌，利潤亦留在台灣，使得全球分工布局所造就的利益絕大部份會留在台灣。配套之三，我們應就低階產品外移對於就業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有所應對，因此發展有地方特色的服務業刻不容緩。

台商服務應該加強

政府亦應採取措施，協助台商進行海外布局。在協助大陸台商方面，政府首應先統籌大陸台商的協調機制。可經由民間團體(如全國工業總會、中國生產力中心、外資協會等單位)，在大陸重點地區(如珠江三角洲、長三角洲、與環渤海灣地區)，加強對台商的服務，其中尤其應協助台商採取全球布局、根留台灣的作法。在兩岸資金交流方面，政府宜早日開放銀行業赴大陸設置分行，俾便利大陸台商調度資金。只要大陸台商都以台灣金融業為資金的主要來源，台商就更易實現根留台灣的作法。
参、保護環境

為有效解決環境汙染問題，我們需具有正確的「永續產業環境保護的理念及執行策略」。國家未來產學發展宜以「永續發展」理念為依據，強調自然資源的永續發展，以求未來產生福利的潛力，不致低於當代的水準。開發、投資及技術研究之方向均應以增進目前及未來福祉為目標，未來宜修訂或整合相關環保、能源、經濟之法規及標準，研擬合理之管制法規及標準，達到平衡經濟發展及環境保護之目標。
積極檢討環保政策

其具體之策略如下：(一)積極檢討環境保護政策及相關法令、規定；(二)加強台灣地區國土利用計畫，根本解決都市與非都市土地利用對環境變遷影響，並立法成立相關部門從事全國土地利用之整體開發研究與規劃工作；(三)重大經建計畫開發時，宜納入環保及社會因素之考慮，改善市場運作方式，並對可能造成環境生態危害性或不可逆性改變之行為，尤應慎重評估其開發之必要性；(四)建立充分確實之本土化環境地理資訊系統及其相關基本資訊，作為經濟決策之有效參考；(五)積極參與國際性之永續產業發展及環境保護相關活動，以展現參與全球環保事務之誠意及決心。

總結而言，國家發展目的在於提升人民福祉，唯有藉由持續成長、促進就業和保護環境三管齊下，才能確保經濟發展達到提昇人民福祉的目標。期望台灣在此三足鼎立的策略引導下，能為永續發展打造良好的基礎，創造新一波的榮景。

立法院往何處去？

2007-12-22T20:49:00.000-08:00

說明:本文寫於1984年11月
刊登於《開創》雜誌第五期　　

立法院在孫運璿就任院長後三年，由於增額立委的帶動，逐漸還原為憲法上的立法院，與行政院同為整個政治體制的運作中心。俞國華主持行政院以來，立法院的角色逐漸退化，且漸呈「變質」之勢。所有關心臺灣未來的政局發展發展的人，不能不密切注意立法院未來的角色發展。

自去年二月，孫院長突然臥病以來，由於行政院頓失中心，立法院對行政院的反應，開始顯得無精打采；及俞國華受命組閣，又由於國內政治形勢與立法院內部結構的改變，立法院對俞國華在就任前與就任後的的施政總質問，都顯得氣喪力弱。這種現象不禁使所有關心立法院及未來政治發展的人，都要迫切地問道：立法院往何處去？

中山先生心目中的立法院

當前的政治體制，受到孫中山先生思想的影響與指導。中山先生對於政治體制，主張權能區分、五權分立。所謂權能區分，就是要使人民有權，政府有能；政府有「能」，才得服務人民；人民有「權」，才得監督政府。代表人民有「權」的機關叫政權機關，代表政府有「能」的機關叫治權機關。國民大會是代表人民行使政權的，所以叫政權機關；五院──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是代表政府行使治權的，所以叫治權機關。這五院又分別獨立職掌五權，所以叫五權分立。
　　
依中山先生此一理論，立法院屬治權機關，為五權中之一權，專司立法。所以立法院實與一般民主國家的國會不同。一般民主國家的國會，不但有立法權，也有同意權、預算決議權及其他監督權；因此一般民主國家的國會，如以中山先生的術語來講，不但為治權機關，且亦為政權機關。此種兼具有治權與政權功能的國會，自與中山先生心目中僅具有治權功能的立法院不同。

五五憲草下的立法院

在中國現代史上出現過的憲草與憲法之中，比較能體現中山先生此一主張者，大概要算抗戰前夕，為「集中國力，挽救危亡」，由吳經熊、張知本主稿，而幾經修改討論，才於民國廿五年五月五日，由國民政府宣佈的五五憲草。
　　
五五憲草對中山先生的權能區分規定得最具體化。代表政權機關的國民大會，依五五憲草第三二條規定，其職權為：
「一、選舉總統、副總統，立法院院長、副院長，監察院院長、副院長，立法委員，監察委員。
二、罷免總統、副總統，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立法委員，監察委員。
三、創制法律。
四、複決法律。
五、修改憲法。
六、憲法賦予之其他職權。」

而做為治權機關的立法院，依五五憲草的規定，「立法委員由各省、蒙古、西藏及僑居國外國民所選出之國民代表舉行預選……各提出候選人名單於國民大會選舉之」（六七條），「立法院為中央政府行使立法權之最高機關，對國民大會負其責任」（六三條）。
　　
依五五憲草第六四條規定，立法院的職權範圍，雖已超出中山先生心目中的純立法工作，但從五五憲草相關條文的規定，即可看出立法委員是由國民大會選出，而做為治權機關的「立法院」，是要對作為政權機關的「國民大會負其責任」。

現行憲法下的立法院

從五五憲草到現行憲法，有關中央政治體制的精神，最主要的改變有三：
一、國民大會無形化。
二、立法院國會化。
三、行政院內閣化。
　　
依現行憲法第二五條規定，「國民大會依本憲法之規定，代表全國國民行使政權」，而國民大會依憲法第二七條及相關條文的規定，所能行使的「政權」只有六項：
一、選舉總統副總統
二、罷免總統副總統
三、修改憲法
四、複決立法院所提之憲法修正案
五、創制及複決法律
六、變更國土之議決
　　
由於中華民國憲法為剛性憲法，憲法的修改極為不易；國土的變更自係大事；而總統副總統的罷免係屬不常有之事；創制及複決法律，在現行條件下，屬已不可能；如此國民大會所得正常行使的職權，便是六年一次的選舉總統副總統。這正是所謂國民大會無形化的精義，而其結果便是使國民大會成唯一個「散在民間」的團體。

國民大會內的「兩全派」，到臺灣以後，一直想為國民大會爭取到創制權與複決權，以重振國民大會的「政權」威望。但「兩權派」有如過氣主張，已江河日下，今後的國民大會不但會更加「無形化」，甚至其整個機構的存在與否，都會遭到愈來愈大的挑戰與質疑。

依現行憲法第六二條規定，「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由人民選舉之立法委員組織之，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立法院不但有立法權，得議決「法律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　和岸、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依憲法相關條文的規定，立法院也有預算決議（六三條）、同意權（五五條、一０四條）及監察權（五七條）。

由於立法委員已不再如五五憲草規定由國民大會選出，而係由人民選出，立法院自不再對「國民大會負其責任」，而係對人民負責，而立法院所享有的職權，不僅已超出純立法的工作，更與一般民主國家的國會通常享有的職權相接近。這也正是所謂立法院國會化的主要涵義。

行政院依五五憲草規定，「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政務委員若干人，由總統任免之。」（五六條）；「行政院各部部長，各委員會委員長，由總統於政務委員中任命之」（五八條）；「行政院院長、副院長、政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委員長，各對總統負其責任」（五九條）。這種規定清楚指出行政院與總統之間的近乎隸屬關係。

但現行憲法改變了這種關係。依憲法規定，「行政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五五條）；「行政院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由行政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五六條）；行政院依左列規定，對立法院負責：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有向行政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五七條）。

從這些規定可看出，行政院長雖由總統提名，却係由「立法院同意任命之」。因此，總統提名之人，必是立法院能接受之人；也因此，行政院長自不再如五五憲草規定，「對總統負其責任」，而係「對立法院負責」。由於立法院的國會化，須經國會化的立法院「同意任命」，又須向國會化的立法院「負責」的行政院，自然內閣化。

現行憲法在使國民大會無形化、立法院國會化、行政院內閣化的同時，也使內閣化的行政院與國會化的立法院，成為整個政治體制運作的中心。

卅多年來動態政治下的立法院

國民黨到臺灣以後，卅多年來，整個政治體制雖仍遵循憲法的設計，但其運作方式却不一定以憲法為最高準則，而須視動態的政治情勢而定。

對國民黨而言，重行視事的蔣介石，有如他們的大家長，來到臺灣以後，一切自唯老總統是聽。民國卅七年公佈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下簡稱臨時條款），也使蔣介石在行使總統職權時有更大的方便；臨時條款的幾度修正，也擴張了總統的職權；加上蔣介石在動態政治上所具有的不可挑戰的威望與地位，遂使老總統成為國家最高出令者。因此，在蔣介石當總統期間，儘管行政院曾幾度改組，行政院與立法院也曾有過激烈的爭辯，但行政院與立法院在整個政治體制運作上都只是次要的。

這種情況，隨著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長，而有了改變。當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長，而總統為嚴家　時，由於在動態政治上，蔣經國是一強有力的政治人物，嚴家　便慎言謹行，嚴守憲法上總統的職權，儘量不援引臨時條款上總統的職權。當嚴家　愈嚴守憲法上總統職權的分寸，蔣經國便愈發揮憲法上行政院長的職權；當蔣經國愈發揮憲法上行政院的職權時，行政院與立法院便愈成為整個政治體制運作的中心。不過，這時的立法院只是行政院的陪襯，由於行政院還原為整個政治體制運作的中心，立法院也因而才附帶地成為整個政治體制運作中心的一環。

據聞，在民國四十九年國民大會擬修正臨時條款，取消憲法上總統連任一次的限制前，曾有立法委員向老總統建議：不要再第三度連任總統，而來當憲法上的行政院長，此一建議顯然未為老總統所接受，不然從老統總到當今總統，經由蔣氏父子的連續出任憲法上的行政院長，自然會使行政院與立法院成為整個政治體制運作的中心，雖然這時的立法院必然只是行政院的陪襯而已。

及蔣經國當上總統，孫運璿接任行政院長後，政治形勢又為之一變。孫運璿的就任行政院長，顯係得立於蔣經國的提拔，其聲望自趕不上蔣經國；不過，由於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院長有六年之久，且高唱：「大有為」政府，又傳誦一時，行政院自不能因行政院長一時易人，就由「大有為」政府變成「小有為」政府。因此，在孫運璿就任行政院長初期，在動態政治上強而有力的蔣經國總統，並沒有以粗躁的方式，輕率貶損行政院與立法院作為整個政治體制運作的中心，而孫運璿在「　尊總統的指示」下，也頗能運行得宜。

民國七十年以來的立法院

民國六十九年的增額立委選舉，使立法院增加了九十七名增額立委，其中臺灣地區選出的有七十名，包括區域選出五十二名，職業團體選出十八名。這是立法院三十多年來同時增加最多的一次，這些增額立委，不僅改變立法院內部運作的習慣，也改變三十多年來立法院在實際政治運作上的地位。

三十多年來，在動態政治上，當蔣介石建在時，老總統固是政治的中心，行政院與立法院都是次要的。當蔣經國當上行政院長時，行政院長與立法院固成為政治的中心，但立法院只是行政院的陪襯。及民國七十年以後，由於大量增額立委的加入與努力，立法院不僅與行政院成為政治體制運作的中心，立法院更不再是行政院的附屬，而是與行政院立於平行且又對等的地位。

民國七十年以後，立法院所以能還原為憲法上的立法院，最主要的，是由於大量增額立委，特別是臺灣地區選出的增額立委進入立法院以後，能認真的反應民間意見，發覺民間的問題，並勇敢地據理力爭，毫無懼色。由於立法院已不再與社會脫節，且一步一步與民間結合，代表民意，又勇往直前，乃得到社會的喝采，人民的關切。經由立法院這種不分黨派的共同努力，立法院與行政院又成為整個政治體制運作的中心，而立法院更幾乎史無前例地成為推動此一運作的主要原動力。面對此一情勢，行政院不但不能不自行修正以前視立法院如「行政院的立法院」的不當態度，且被迫不能不調整部分內閣陣容，來因應立法院的衝擊。

孫運璿在此時主持行政院，也有助立法院的發揮。孫運璿並非政治強人，他無法以「非常手段」壓至立法院，只能經由協調和「容忍」，來適應立法院的新情況。而黨外增額立委，雖然尊重行政院長的職權，卻無懼孫運璿的權威，乃向主政三十多年來的國民黨，提出強烈的質詢和批判。這些因素的應合，遂使立法院，經過兩年多之後，不但在實質上，以自然地還原為憲法上的立法院，而孫運璿更以行政院長的身份，信誓旦旦地在立法院公開表示：行政院並沒有視立法院為行政院的立法院。

最近半年多來的立法院

民國七十年，當大量增額立委進入立法院，立法院在一般人心目中的份量與行政院是不平行的，而立法院事實上也幾乎是行政院的立法院；當時國人對立法院雖有所期待，却不敢預料會如何發展。經過大約三年之後，立法院在實質上以還原為憲法上的立法院，而在一般人心目中，立法院的份量也幾乎與行政院等量齊觀。這時由於有更多增額立委的加入，立法院自然受到更大的期待。

但經過半年多來的實際檢驗，對立法院的更大期待不但落空了，甚至使人感覺立法院已在後退。

去年的增額立委選舉，國民黨不但挫折黨外的氣勢，也自視為勝利。經由此次輔選的結果，國民黨已可比較有效的運用其組織的力量，重整立法院內部三年來近乎脫軌的秩序。及俞國華受命組閣，由於俞國華的主觀條件更需要「保護」，國民黨為了表現「團隊精神」，便經由黨紀和協調來約束黨員，使黨籍委員無法再如民國七十年之際那樣，橫衝直撞，直言無忌，不但在施政總質詢時不敢提出再質詢，甚至連質詢內容也多不如以前潑辣難纏，形勢所趨，遂使立法院的「地下院長」、「座談會」派的朱如松委員，公開　稱此為立法院的「新形象」，國民黨得意之狀，竟如此言溢於表。

立法院內的黨外立委，從孫運璿臥病以來，到俞國華就任前後的表現，雖然已竭盡所能，但由於國民黨氣勢的提高，黨外氣勢的減弱，加上個人因素的關係，不但已無法成為推動立法院前進的最主要原動力，一如三年來黨外立委所為，甚至也不足以對國民黨造成強大的壓力。幸好，黨外立委在此次會期的施政總質詢上，戰鬪意志尚高，表現也算勇猛，不然，國民黨將更得寸進尺。不過，黨外立委應認清，如果他們不能成為推動立法院前進的原動力，他們至少應全力確保黨外在立法院存在的意義。嚴格而論，黨外立委在此次會期的表現，也僅止於確保黨外在立法院存在的意義而已。這雖是消極意義，但黨外却不能再後退，因為如再後退一步，黨外今後甚至連上台作秀的機會都將愈來愈少。

立法院的未來

半年多來的立法院，不論係對行政院的施政總質詢，或對中央政府的年度預算審查，比立法院的前三年，整體來說，不但氣勢大為遜色，實質作用也告降低，在一般法案的審查上，整體而論，半年多來的立法院，也比立法院的前三年成績要差；但在特殊法案的審查上，半年多來的立法院，有時却顯得比立法院的前三年更露骨、更大膽，而又更執著。立法院最近在審查銀行法修正草案，有關信託公司可否收受不定期信託資金的爭論，立法院內所謂「十三兄弟」所表現的露骨與執著，充分反映出立法院內這一趨勢。面對這些發展，所有關切立法院及未來政治發展的人不禁要問：立法院到底要往何處去？

自國民黨到臺灣以來，已近四十年，立法院的角色曾經歷過幾次變化：

第一：當蔣介石在世時，由於老總統本人即為政治中心，所以當老總統在世之日，不僅行政院是次要的，立法院更是次要的。
第二：當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後，由於蔣經國本人亦為政治中心人物，行政院自成為政治體制運作的中心，立法院也因而附帶成為政治體制運作中心的一環。
第三：在孫運璿就任行政院長的後三年，由於增額立委的帶動，立法院逐漸還原為憲法上的立法院，並與行政院平行而又相對地共同成為整個政治體制運作的中心，一如現行憲法的規定。

俞國華主持行政院半年多來，立法院的角色已漸退化，且漸呈「質變」之勢。當蔣經國在世之時，今後的立法院會走回第一條老路，或走上第二條路線，仰繼續維持近三年來的角色？蔣經國希望立法院如何發展？國民黨希望立法院如何發展？全國同胞又希望立法院如何發展呢？

當臺灣面臨轉捩點的時刻，所有關心臺灣未來政局發展的人，不能不密切注意立法院未來角色的發展。因為立法院未來角色的發展，是將影響臺灣未來政局的安排與發展。

從孫運璿到俞國華

2007-12-22T20:40:00.000-08:00

說明:本文寫於1984年10月
刊登於《開創》雜誌第四期

從孫運璿到俞國華，就國民黨而言，代表人才凋零；對黨外而言，顯示出黨外無力；就政治發展而言，代表政治的倒退。

孫俞不同

俞國華就任行政院長，雖僅三個多月，但三個多月來，已使人感受到俞國華和孫運璿不同，這種不同隨著時間的愈長而感受愈深。

大致上地說，卸任前的孫運璿，不論就聲望和條件而言，都已愈來愈像國家最高行政首長；而三個月來的俞國華，不論就表現和條件而言，卻越來越缺乏國家最高行政首長應有的格調與氣質。

孫運璿的磨練與成長

(1)立法院的氣勢

六年多前，「吃過北方麵條」的孫運璿，以經濟部長身份，脫穎而出，奉命組閣。在當時閣員之中，他並非最資深，聲望也不夠，政治實力更談不上，所面對的立法院，大多又是在大江南北，渡過數十年政治歷練的「大老」。所以在行政院長的最初幾年，孫院璿必也戰戰兢兢，奉命唯謹，可想而知。

但國內政治形勢的改變，不管自覺或不自覺，却使孫運璿的角色，逐漸為國民黨所「確認」，甚至為一般民眾所「習慣」。民國六十七年末，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因中美斷交而中斷；六十八年末，高雄事件發生；六十九年十一月，兩年前終止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又再舉行。選舉結束，黨外並沒有因高雄事件而全面挫敗，相反地，却在區域立委選舉獲得大約二成左右的席位（九席），這是三十多年來黨外第一次在立法院享有這麼多的席位。不僅如此，黨外在同年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及次年監察委員的選舉，也都有收穫，因而使在出發的黨外，士氣大振。

民國七十年，大概是三十多年來充滿著法統氣息的立法院激盪最厲害的一年。這一年立法院增加了九十七位增額立委，這是三十多年來立法院同時增加最多的一次。其中廿七位為海外遴選，七十位由臺灣地區選出，包括職業團體選出十八位，區域選出五十二位。這些增額立委，對立法院的來龍去脈，立法院內「大老」的歷史，以及當時的黨政運作、政治春秋、乃至宮廷輕緯，似乎知不深，也無心去細究，便迫不及待地以「頑童性格」或「浩然之氣」，赤裸裸地在立法院吼出人民的心聲。這種氣勢使三十多年來立法院習以為常的運作，遭到空前的衝擊。

(2)孫運璿的磨鍊

增額立委的氣勢，就表面上看，固然使立法院習以為常的運作陷於「脫臼」；但由於增額立委是定期選出的真正「民意代表」，其吼聲深具草根性與代表性，因而在實質上不僅提升立法院的地位，也改變立法院的形象。

一般地說，行政院對立法院的「大老」，通常採用兩種作法，即一面對立法院的「大老」殷勤服務，頻頻「點頭」；另一方面又希望立法院的「大老」，對行政院送來的法案，能照案順利通過，而頻頻「摸頭」。這兩種作法，行之多年，幾乎已蔚為「慣例」；但增額立委似不諳這些做法，也不屑這作法。而行政院對這些「少尉級」的增額立委，在年齡上似乎也不習慣如對「大老」們的「殷勤服務」，乃掀起立法院與行政院的角色衝突，導致氣焰高漲的增額立委，要求將立法院由多年來「行政院的立法院」，還原為「憲法上的立法院」。

當增額立委要求調整立法院角色之際，不僅立法院內居於多數的國民黨有關人員，包括立法院長和國民黨立委黨部，要適應這個浪潮，作為立法院相對機構的行政院，也得適應這個浪潮，而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便是孫運璿。所以孫運璿可能是三十多年來國民黨籍的行政院長之中，唯一曾同時受到黨外立委和黨內立委嚴厲質詢的行政院長。這個體驗，當時對孫運璿而言，可能是難受的；但就現在來講，却使孫運璿愈趨成長。

(3)黨外的勃興

就這些年來的國內政治發展而論，大概地說，當黨外力量勃興、氣勢高漲時，國民黨內自有一部份人也跟著提高聲音，提昇要求。但當黨外力量衰退，氣勢減弱時，國民黨內這一部份的人聲音要求，自也跟著降低，甚或趨於沉寂。民國七十年立法院所表現的「無秩序」狀態，固與一些黨籍委員的「出生之犢」心態有關，但更與當時黨外氣勢所開創的政治氣氛有關。

民國七十年，經過高雄事件體驗後的黨外立委，在立法院已相當堅穩的步伐，不亢不卑的態度，即頗具成型的團隊精神，向國民黨提出空前嚴肅、激烈而認真的政治對話。二十多年來，國民黨在立法院從未面對黨外這樣氣勢磅礡的質詢，黨外也是從來沒有機會以這樣正氣凜然的態度，向全國同胞嚴正表達黨外的觀點與主張。經由黨外立委的整體努力，不僅帶動了立法院，扭轉了政治氣氛，更為黨外樹立新形象，而使黨外獲得社會與民眾更多的認同與肯定。

由於政治氣氛的好轉，黨外在民國七十年底的地方選舉，便以比較輕鬆的代價，分別在縣市長、臺灣省議會及臺北市議會取得二成左右的席位；高雄市議會也取得一成左右席位。在黨外歷史上，這是第一次在區域選出的立委、省市議員及縣市長同時有二成左右席位；這也是國民黨到臺灣三十多年來第一次碰到黨外在體制內同時享有這麼多的席位；當時身為全國最高行政首長的，也是孫運璿。

(4)局部改組

面對黨外力量的興起及茁壯，國民黨的行政院終不能不進行局部改組。於是代表國民黨應付黨外強棒的林洋港接掌內政部，敢說敢做的趙耀東一躍而代替常常抓不住問題重點又答非所問的張光世，頭腦清晰的宋長志也更代多病的高魁元，其他如徐立德、連戰也都增加內閣的新生氣息。行政院的局部改組，既是因應立法院的新局面而安排，閣員之終不免有「受徵召」之感，因而使不自覺偶而會再一些問答上露出氣焰端倪。例如林洋港初到立法院備詢時，似乎多少仍不無沉浸在省主席任內與省議員對達往事，以致有時竟不免「頂撞」行政院，而林洋港在其後的一些答詢，所獲得的掌聲，有時竟也掩蓋過孫運璿；再如趙耀東就任經濟部長後，喜歡到處說話，發表「演講」，且常常據「理」力爭，甚至不惜以「去舊」相威脅。在國民黨的官廠理，依國民黨的「政治倫理」，閣員敢對閣揆「無禮」，或掩蓋閣揆。閣揆竟能「忍受」，相安無事，且必須發揮團隊精神，來克服外在的政治挑戰者，在國民黨到臺灣來的歷任行政院長之中，實不易再找到類似像孫運璿這種處境與反應的行政院長。

(5)改制的重心

經過改組後的行政院閣員之中，面對一年來立法院的氣勢，自也不無躍躍欲試者。這種心理基礎，為行政院與立法院的對話，提供良好的契機。因此，立法院每半年一次對行政院的施政總質詢，變成為全國輿論及人民共同關切的焦點。

三十多年來的立法院，由於缺乏定期改選的新陳代謝，有如一池死水，已漸趨乾涸。隨著大量增額立委的進入，以及他們來自民間的背景，立法院不再是不食人間煙火，而是能反應民間意願與需求，並一步一步和民間結合的立法院。立法院走向民間。不僅使立法院注入新源泉，增添新活力，更使立法院在實質上有條件還原為憲法上的立法院。

憲法上的立法院和憲法上的行政院，經由憲法所賦予的權利與義務，公開在立法院對話，這種對話內容與運作方式，不僅激厲國人對政治的興趣與關懷，也引導國人清楚認識這種運作才是當前政治制度的核心。

依中華民國憲法的設計，中央政治制度的重心，應在行政院與立法院的相互關係上；但這種「純理論」却常因動態政治因素而變化。蔣介石當總統時，政治的中心在總統，因而有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及國家安全會議之設；蔣經國當行政院長時，行政院又變成「大有為」政府，及蔣經國當上總統，繼任的行政院長便常要引用「蔣總統說」。這些事實都顯示，當前政治制度的中心，常因人而異。但國民黨到臺灣後三十多年來，個人雖缺乏「強人」的政治實力，但客觀的政治情勢却迫使整個政治的運作，不能不以行政院和立法院作為政治制度的中心，實以孫運璿再行政院長任內的後三年最為特別。

總括地說，孫運璿在行政院長任內安份了前三年。他的後三年，由於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他經歷了國民黨到臺灣以來以後歷任行政院長未曾有過的磨練，孫運璿在磨練中逐漸成長，他的因緣際會，使他的地位與角色愈為國民黨所「確認」，也愈為一般民眾所「習慣」。但就在他的歷練與聲望都漸趨高峰之時，却於今年二月行政院長列席立法院作施政報告之日，因腦溢血入院。孫運璿突然因病住院，猶如晴天霹靂，不僅震驚國民黨中樞，也顯現出國民黨高階層的人才真空和權力痙攣。

俞國華的就任與耗損

(1)俞國華的就任

對所有關心臺灣政治發展的人來說，俞國華出任行政院長，顯然出乎他們預料之外。不管俞國華何以得以組閣，有一點可能是肯定地說，及絕非由於俞國華具有特殊才華，而是由於俞國華具有特殊背景。

號稱精於政治佈局、又是當前政治上唯一最高出令者的蔣經國，在所剩不多的機會裡，竟任用一位與蔣家有著過度親密關係、且操著濃厚奉化口音的俞國華，來擔任行政院長，成為不可思議的事。不過俞國華就任行政院長前的國內政治情勢，已和孫運璿受磨練時的國內政治情勢，有著很大的不同，其中最大也最主要的差別，就是國民黨必須面對的黨外已由盛而衰，且趨於「多元化」；而行政院必須面對的立法院內部，則顯然已恢復「秩序」。

黨外從六十九年再出發以來，一直節節順利，迄七十一年黨外四人行而達於高潮，這時黨外雖沒有正式的組織，却儼然如有海內外呼應，且走上國際舞台，而為美國外交政策史無前例的認真對待。國民黨從未遇到黨外這樣具有氣勢「抗衡」或「競爭」，一度想再以「高壓」來壓制黨外。但幾經考慮之後，決定對黨外採取「青年黨化」政策；也就是設法分化黨外，使黨外如青年黨一般，派系林立，互相批判，致失去民眾的向心與支持，從而瓦解黨外的根本，令黨外一蹶不振。大致地說，這兩年來，國民黨雖尚未從根瓦解黨外，却已使黨外羣雄並立，欲振乏力。根據國民黨的預估，黨外在俞國華就任前後，應無任何機會，可以完整而有力的團隊與氣勢，一如孫運璿時時期，向俞國華提出咄咄逼人的質詢。因此俞國華即使再無反應能力，就政情發展而言，自毋庸擔心太多。

去年的增額立委選舉，國民黨的輔選表現出威力，選舉結果，國民黨贏得了氣勢，也視之為勝利；黨外雖未大敗，却已喪失氣勢。況且，國民黨這兩年來早已對立法院用心觀察，只要在略施小惠與策略，便可使七十三年新開創的立法院，無法再像七十年的立法院那樣氣勢如虹，且得將立法院一度　亂的「秩序」予以恢復常規。在這種背景下，不論俞國華能力如何，應可高枕無憂。

(2)俞國華的耗損

在孫內閣時候，俞國華身兼經建會主委與中央銀行總裁。由於他的「內恃」生涯，他對民國七十年以來增額立委那種來勢洶洶，頗不以為然，有時甚至表現出不屑與不耐煩。但除非國民黨拆掉憲政招牌，否則不管俞國華與蔣家關係多密切，甚至即使蔣經國坐鎮立法院，也沒有權力阻止增額立委對俞國華點名質詢或批評，俞國華在不習慣中，也被迫漸漸適應了。但由於他沒有感情的奉化口音，又缺乏基本的政治魅力，在孫內閣時候，俞國華一直是一位比較不受立法院歡迎與期待的閣員。

但這樣一位不受歡迎與期待的閣員，在客觀的政治情勢變化之後，却以高於孫運璿、接近蔣經國的得票率出任行政院長。俞國華雖輕易出任行政院長，但支持他就任的國民黨及國民黨所支配的臺灣政局，却必須為於國華的氣質與格調，付出必要的代價。

施政報告有如讀訓

俞國華的第一篇施政報告，也就是尋求立法院投票支持的那篇報告，全文僅約三千五百字左右，却八次引用「總統的話」，使施政報告，有如讀訊報告，俞國華也變成讀訊之人，立法院變成讀訓機關。所以，從孫運璿到俞國華最令人驚異的一個變化，就是幾年來行政院與立法院辛苦培養出來的作為政制的中心，這種作法方式，似乎在頃刻之間，便煙消雲散了。如果蔣經國提名俞國華當行政院長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使公的「蔣經國」與「俞國華」之關係，有如私的「蔣經國」與「俞國華」之關係，則必將使正在茁壯中的中央政制運作倒退，這對蔣經國未來的歷史評價，自會有所影響，且理應予以扣分。

長期以來，俞國華大多是穿西裝在中央銀行辦公的，他的出席國際會議，也大多在豪華大廳中週旋。做為一個金融界領袖，這是理所當然的；但做為一個政治領袖，這就離民眾太遠了。在這一點上，俞國華也有自知之明，一上台，便迫不及待想經由實地的接觸與觀察，來增加對民眾需求的了解。但他太迫不及待了，以致當新上任的省主席有些縣市都尚未「巡視」之前，他便去「巡視」了。俞國華這種舉動，頗使地方縣市為難，因為就程序而言，縣市的反應理應層層而上，但尚未向省主席報告時，行政院長既然來「巡視」了，如何能不報告呢？但又如何能避免越級報告呢？

從蔣經國以來，不管總統或行政院長出巡，本身都已不再使用「巡視」兩字，但在立法院頻頻地引用「蔣總統說」的俞國華，却在出巡中，常極為順口，且一而再、再而三的使用「巡視」二字，使得已經習慣於蔣經國所開創的那種平民作風的基層公務人員，都不禁要對俞國華皺眉頭。這種一面引述「蔣總統說」，一面又常使用「巡視」二字的矛盾，實是俞國華在氣質上最大的弱點。

俞國華雖出任行政院長不久，但在他就任前後，臺灣社會卻天災人禍，頻頻發生，令人感覺政府不無應變不及、無所適從之感；加上他以保守背景出任閣揆，乃引起各界極大憂慮，更導致黨外刊物猛烈批評。根據資料顯示，在俞國華就任行政院長前後的一段期間，可能是國民黨到臺灣三十多年來受黨外刊物批評最兇猛的時期，不但批評尺度節節升高，甚至直搗蔣家核心，因而一度盛傳將再引發另一場政治「整肅」。最後因俞國華在位不久，他的形象已夠保守，不宜再增加保守形象，而他跟蔣家關係也夠，此事才得暫時按下，但國民黨已開始必須為俞國華的耗損而付代價了。

最近，俞國華又提出施政報告，這是他就任行政院長首次提出的施政報告。如果說俞國華第一次的施政報告為讀訓報告，這次的施政報告則是經建會報告。俞國華在經建會　太久了，他似乎忘記他現在已是全國最高行政首長的身份！它缺乏如孫運璿後期對當前政治社會發展脈搏應有的動態掌握。

半年一次的行政院施政總質詢，從民國七十年以來，由於增額立委的帶動，已成為國人生活中關心的一部份。俞國華雖然形象不佳，但基於「愛屋及烏」，對俞國華主政下的行政院施政總質詢，仍不無期待者，但所有聽過俞國華讀完施政報告及幾次答詢後的關心者，這種心情也都「冷」了，他們失望、懊惱。俞國華對以前行政院施政總質詢在立法院那種熱烈場面，知之甚深，他承擔不起，也消受不了，俞國華「恐懼」那種場面。由於國內政治情勢與立法院結構已經改變，立法院國民黨黨部的功能得以發揮，俞國華乃透過黨政協調，要求立法院國民黨黨部為其服務。立法院國民黨黨部雖受命為俞國華服務，却不給予掌聲，因為甚至連立法院國民黨黨部也都感受到俞國華將日增其耗損了。

從孫到俞

從孫運璿到俞國華，時間雖然僅僅三個多月，但政治上卻已意味出不同的訊息。

對國民黨而言，從孫運璿到俞國華，代表人才的凋零。今年元月四日，孫運璿以行政院長身份，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七十三年新年團拜及聯合總理紀念週上指出，「當前政策取向在致力物質生活之改進與精神生活之提升，達成傳統及現代文化之結合，並做到民主生活與法治生活相協調，社會革新與行政革新相呼應」，他並提出今年施政的四項中心工作：「第一加速工業升級，確保經濟成長；第二改進賦稅制度，促進金融事業發展；第三維護社會秩序，改善生活環境；第四加強醫療保健設施，促進全民健康」。

九個月以後，俞國華也以行政院長身份，在立法院作施政報告時指出，六月內（至民國七十八年）政府將推動「十四項重點計劃」，並使國民所得增至「六千美元」。

在同一年內，同樣以行政院長身分發表有關施政的重要談話，孫運璿顯得明確而略有格調，俞國華卻貧乏而空洞。擁有八十多年歷史的國民黨，在臺灣政治面臨關鍵時刻之際，竟以貧乏的俞國華出任閣揆，這到底代表國民黨的氣數，抑或國民黨患了人才貧血症？

對黨外而言，從孫運璿到俞國華，顯示出黨外的無力，當孫運璿住院時，如果黨外能保持如民國七十一年之際的實力和聲勢，黨外在積極上應可引導政治一些發展，消極上也可防止國民黨的過分妄為。但由於國民黨的「黨外青年黨化」政策的運用，國民黨認為黨外在此時已不能、也無力有大作為，才敢毫無顧忌地放手進行內部的人事改組，而不必考慮黨外的可能反應。對黨外而言，這實是極大的教訓與警惕。

俞國華氣勢提不起來

就政治發展而言，從孫運璿到俞國華，代表政治的倒退。在孫運璿時候，面對黨外的氣勢，他必須維護國民黨的立場，來適應黨外的挑戰；他並非政治「強人」，在國民黨內部，他尚忍受一些閣員的「氣焰」或「囂張」，有時還須學會消化閣員的「風光」。但政治卻在孫運璿這種種無法定於一尊而又需向前運作的情勢下，以比較多元化的形式，凝聚更多的智慧來開展，政治體制的精髓與作用因而得以發揮。但到了俞國華，黨外氣勢已告減弱，黨內紀律又能貫微，而俞國華本人的「氣質」更使人提不起「勁」來。在這種情況下，往昔熱烈的政治對話已不易復見，而一度受到關切與期待的政治運作又轉趨於冷落。當國家急需全民全力以赴之際，經由政治運作來動員全民力量的制度。如果為國人所冷落，絕非國家之福。

孫運璿並非大型政治人物，也非如蔣經國型的實力人物。臺灣的政局，在蔣經國之後，不易再出現如蔣氏父子的政治人物，殆為公認。而在蔣經國之後，像孫運璿這種能為國民黨所「確認」也為一般民眾所「習慣」的人，能否安然引導臺灣未來政局平穩發展仍猶待考驗之際；像俞國華這種類型的人，在蔣經國之後，絕無法為一般民眾、甚至為國民黨所接受，殆為定論。關心臺灣前途的人，面對從孫運璿到俞國華的局面，不能不「先天下之憂而憂」，因為後續的發展隨時會發生，而這些都將影響到我們子孫的幸福和權益。

國民黨能為我們確保國格嗎？

2007-12-22T20:36:00.000-08:00

說明:本文寫於1984年10月
刊登於《開創》雜誌第四期

同為戰後分裂國家的南韓及西德，在差不多的時間，分別閃爍其外交光芒之際，同為戰後分裂國家之一的中華民國，卻正為其在國際刑警組織的地位而奮鬥，國人要問，國民黨在國際上能為我們確保國格嗎？

全斗煥的歷史性訪問

今年九月六日到八日，南韓總統全斗煥訪問日本。由於這是韓國有史以來第一位國家元首正式訪問日本，全斗煥的日本之行，乃被公認是一項歷史性的訪問。

在三天的訪問中，代表日本精神象徵的日皇裕仁，公開就日韓之間「不幸的過去」，向全斗煥表示「遺憾」；而日本負實際政治責任的首相中曾根康弘，公開就日本殖民朝鮮三十五年帶給韓國人的「極大痛苦」，代表「日本政府及人民對此錯誤深感懊悔！並矢志警惕未來」。全斗煥以「嚴肅」的心情，聆聽日本的道歉後，堅決表示將把韓國的「痛苦往事」拋開。他並引用韓國古老諺語說：「下雨之後土地更為堅硬」，以其開拓韓日關係的新紀元。
　　
全斗煥日本之行的主要動機，正如他出發前，在電視轉播中對南韓國民所說的，「是謀求我國自力的決心，和經由我們自己的方法即獨自的能力來達成和平與繁榮」。這是因為全斗煥體認到：「如果我們漠視時代潮流和忽視我們保衛國家主權的責任，而未能獨立地應付當前世局，則韓國人的後代將遭受悲慘的後果」。大致地說，全斗煥已成功地運用這次歷史性的訪問，在國際社會強烈表達南韓想「經由自己的方法及獨自的能力」，以「謀求自立的決心」。
　　
南韓以爭取到主辦一九八八年的奧林匹克運動大會，為了提升其國際形象，南韓段要開展與日本「基於信任和合作的夥伴關係」，同時對於漢城與北京之間的交流，也希望由目前的非政治層面擴大到政治層面。全斗煥更表示希望中共支持並派隊參加一九八八年的漢城奧運會；他說：「我相信亞洲人民歡迎在亞洲舉行的第二次奧運會，我希望『中國』祝賀並鼓勵漢城奧運會」。
　　
對於北韓，全斗煥呼籲南北韓直接對話，並舉行高峯會議，商討朝鮮半島的和平統一問題；同時也要求日本運用其與中共、蘇聯及北韓的關係，協助緩和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並努力促成南、北韓同時加入聯合國。

中共加入了國際刑警組織

民國六十年代，由於中華民國政策的僵硬，而被迫從聯合國退出以後，中共為了使臺灣問題地方化，便有系統地經由國際政治的壓力，來窒息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活動。因而中華民國乃一步一步從國際金融組織及國際體育組織撤退，以致目前在國際組織間，以中華民國政府名義參加的，竟只剩下十個，其名單為：
一、亞洲開發銀行
二、海牙常設仲裁法院
三、亞洲生產力組織
四、國際軍事醫藥委員會
五、國際棉業諮詢委員會
六、國際畜疫會
七、國際稅則局
八、亞洲農村復興組織
九、亞太理事會
十、國際刑警組織
　　
這十個政府間的國際組織，比較重要的為亞洲開發銀行和國際刑警組織。今年春天中華民國曾為亞洲開發銀行的會籍進行保衛戰。結果在美國的支持下，總算渡過了。但一向沒有人擔心，而國民黨也一直未曾提醒國人擔心的國際刑警組織，却因中共的加入及其附帶條件，又使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面臨進退兩難的困局。

國際刑警組織並非聯合國的專門機構，也非在聯合國主持或推動下才成立的，他已有五十三年的歷史。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時期就已加入，牽臺後一度退出，再加入時是以臺灣地區為計算會費及提供刑事情報之範圍（從未表示中華民國服務及交換情報範圍包括中國大陸在內）。今年九月四日，國際刑警組織在盧森堡歐洲議會大廈舉行五十三屆年會，參加的有一百零三個國家代表團。

根據國際刑警組織會章的規定，一個國家要加入該組織，需獲得出席會員國三分之二多數的支持才得通過。九月四日下午，國際刑警組織大會第一次表決中共入會申請，結果五十七票贊成，卅七票反對，六票放棄權，未獲通過；次日（五）上午，支持中共入會的國家，依據該組織會章第廿一條規定，要求中共入會案重新提交大會表決，結果七十二票贊成，廿七票反對，中共入會案乃得通過。

中共此次不僅提出入會申請，且提出附帶條件，要求將中華民國代表團納入其代表團中，且不得享有單獨投票權。由於中共此一附帶條件，當中共入會獲准後，東加王國代表曾提議將中共入會案的中共入會部份和附帶條件部份分開，但表決結果為四十八票對四十八票，未獲多數通過。

中華民國外交部在國際刑警組織接納中共入會後，立即發表聲明，嚴正指出：國際刑警組織這種罔顧現實，有悖國際正義與公理及違反會章的舉措，即為不當。我出席大會代表，除立即提出嚴重抗議外，並對大會有這種荒謬的決定，絕不接受。

國民黨能為我們確保國格嗎？

(1)幾個分裂國家的發展

二次大戰後，這個世界出現了四個分裂國家：中國、德國、韓國與越南。經過卅多年來的變化，這四個分裂國家有顯著不同的發展。

南北越之間，已因北越的武力統一南越，而使越南完全共產黨化。

南北韓之間，一度因韓戰而牽一髮動全身，並幾乎釀成更大的戰爭。南韓幾經變化之後，目前的全斗煥，由於係以武力取得政權，正致力於為南韓塑造形象。經由其內政與外交的雙管齊下，全斗煥在最近的訪日中，不僅使「經濟大國」的日本，公開對其在韓國的「往事」，表示「遺憾」，並「道歉」，而且正以本身經濟發展的實力，有信心地要求與北韓同時加入聯合國。

東西德之間：戰後的西德，是戰後的分裂國家中最淒涼的一個，但經過相同的卅多年後，西德却成為戰後的分裂國家中最強大的一個。戰後的西德，國內滿目瘡痍，當時內閣中竟有前所未有的「難民部」之設（因當時內閣的首要任務，便是為民眾設法「吃」與「住」兩大問題）；而在戰勝國心目中，西德代表「可怕的敵人」，「佔領的對象」及『賤民』。在這種不利的背景下，西德政治上却仍有激烈的政黨競爭。但西德經由這種比較健全的民主政的運作，經過三十多年來的努力，不僅在經濟上逐漸成長茁壯，成為「經濟大國」，在政治上更由「西方世界的邊疆」，「列強的賭具」，逐步成為歐洲國家平等的「伙伴」，西方世界重要的支柱。隨著西德國力的蒸蒸日上，東進政策的推展乃愈為有效，最近東德總統何內克及保加利亞總統先後在蘇聯的壓力下，延緩或取消西德之行，更反應出西德未來在國際社會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2)國民黨能為我們確保國格嗎？

國民黨到臺灣已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來，國民黨一直是國內政治的唯一支配者，且一直不惜一切的排斥其他的政治力量。經過三十多年後，國民黨為鞏固政權而排除異己的私心，雖然大致做到了，但國家的地位、民族的尊嚴與同胞的幸福，却因國民黨這種私心與短視，而受到嚴重的影響與損害。
　　
戰後的臺灣，由於在戰爭期間受到的破壞比較輕微，又為戰勝國，不必承擔戰敗的償還責任，所以建設的條件與基礎，相對於德國和日本而言，都比較優越；三十多年來，除了「八二三」的局部戰役以外，臺灣也未嘗發生如韓戰之類的戰爭；而在國際社會上，戰後的臺灣，以中華民國政府名義，戰勝國身份，享有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長任理事國席位，儼然如大國姿態。但經過相同的三十多年後，不論就經濟力量、國家實力與國際地位而言，三十多年前基礎比較好、條件比較優越、政治地位亦比較高的中華民國，今天不僅已無法和當年被視為「賤民」的西德相提並論，甚至連國家曾發生大戰，國內又經過幾度政變的南韓，也都已有意將中華民國拉開了。這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呢？是人民的努力與智慧不夠？還是主政的國民黨無能與私自所致？
　　
三十多年來，在臺灣地區的同胞，其勤勉與守法，已為全世界所公認。這裡的同胞守法安份，樂天知命，勤勞奮發，有如牛一般，已成為標幟著　手　足、勤勉精神的「牛的傳人」。三十多年來，這羣「牛的傳人」，只知兢兢業業，日以繼夜的工作，其勤勉精神絕不下於任何地區的任何國民，但儘管有這樣勤奮的國民，我們的國際地位為何人每況愈下？國家實力為何仍趕不上應該趕上的國家呢？
　　
只有從國民黨統治的本質才可找到適當的答案。國民黨到臺灣以後，雖然一度也喊出「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積極口號，但自中共崛起於國際政治舞台，並逐步將中華民國孤立以後，由於氣數觀念的作祟，加上黃昏心境的影響，國民黨在臺灣已愈來愈暴露出確保政權優於一切考慮的心態；而歷史的包袱，法統的枷鎖，也使國民黨確保政權的心態得到莊嚴的慰藉。為了確保政權，國民黨自不惜強化一切外在的威脅（包括中共），也不惜刻意創造各種似是而非違反民主政治的理論，來排除、壓迫政治上任何合法的競爭力量，並抗拒任何合乎比較健全民主政治的運作與要求。
　　
經過一個世代的演變以後，國民黨確保政權的目標雖然達成了，但政權無所不用其極的確保，却也帶來政權的專制。正如政治學上的名言：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政權的專制也帶來政權的腐化，政權的腐化，不僅妨礙政治的進步，也影響到國家的地位與同胞的幸福。只有從這個角度來觀察，才比較能了解為什麼我們有勤奮的國民，優越的條件，但經過相同的三十多年後，我們仍不免會落於西德，甚至南韓之後的根本癥結。
　　
當同為戰後分裂國家之一的南韓，已取得主辦一九八八年奧運權，並有信心地在國際場合公開表示希望與北韓同時加入聯合國之際；亦為戰後分裂國家之一的西德，正因其東進政策，而受到蘇聯的強烈批評，蘇聯且不惜強迫東德總統與保加利亞總統取消西德之行；當這兩個分裂國家，在差不多相同的時間，正分別閃爍其外交光芒之際，同為戰後分裂國家之一的中華民國，却在戰後分裂國家中（越南除外）唯一長期主政而不曾下過台的中國國民黨執政下，正為其在國際刑警組織的地位而奮鬪！這種時間上的銜接，及其所顯示的意義，不禁使所有善良的國民都要這樣問道：
　　
「國民黨在國內雖能確保其政權，在國際上能為我們確保國格嗎？！」

我們對「香港協議」的態度

2007-12-22T20:21:00.000-08:00

說明:本文寫於1984年10月
刊登於《開創》雜誌第四期

當中共正一廂情願地想以香港模式適用到臺灣之際，我們要嚴正地向全世界表示：香港的袋囊模式絕不適用於臺灣，臺灣不是第二個香港。

歷時兩年、為國際所矚目的中共與英國有關香港前途的談判，終於在今年九月廿六日，由雙方代表，在北京完成「香港前途協議」的草簽儀式。

此一號稱「歷史性」的「協議」，內容包括聯合聲明、三份附件和兩個備忘錄。協議內容反應了中（共）英雙方前曾宣佈的三項指導綱領：
（一）中共將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恢復對香港的主權」，香港將成為中共的「特別行政區」，由「港人治港」，「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外」，「享有高度的自治權」；香港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經濟、文化關係，並簽訂有關協定」；（二）「香港的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現行的基本法律也不變」；（三）香港將繼續「保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保持自由港和獨立關稅地區的地位」，「保持財政獨立」。協議中也指出，中共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將由中共「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之，並在五十年內不變。」

「香港協議」的最大特色，就是社會主義的中共，在收回香港「主權」後，竟然要以「基本法」的規定，保留香港現行的資本主義五十年不變。這就是所謂「香港模式」，也是中共所謂的「一國兩制」。

中共「一國兩制」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中（共）英關於香港問題的圓滿解決，會在國際上引起很好的反應」，然後中共便可運用這種形勢，有系統地經由國際壓力，來解決所謂「臺灣問題」。所以，中共草簽「香港協議」之日，事實上，也就是積極圖謀臺灣之時。

面對中共的圖謀，生活在臺灣地區的所有同胞，不能不知所警惕。尤其香港經驗顯示，儘管香港有法治與自由，但創造香港繁榮與進步的五百多萬居民，在香港問題的整個談判過程，其意願卻一直未受到應有的尊重。沒有民主的香港，使五百多萬香港居民，瀕臨抉擇時刻時，竟變成沒有聲音的人，他們的命運任由秘密談判來主宰！

當中共正一廂情願地想以這種模式適用到臺灣之際，我們要嚴正地向全世界表示：香港的袋囊模式絕不適用於臺灣，臺灣不是第二個香港。

在本質上，臺灣和香港是截然不同的，也不應相提並論。三十多年來，臺灣一直是一個主權可以有效行使的地方，香港則為英國殖民地；而生活在香港的居民，也缺乏如生長在臺灣地區的絕大多數同胞一樣，視臺灣如家園，有歸屬感，和維護故鄉的心理與意志。

值此國際社會正為「香港協議」喧嚷之際，作為土生土長的我們，要嚴正以告世人：臺灣未來何去何從，不能任由國際強權力量擅自決定，也不能任由特定黨派私自決定，臺灣的前途應由在臺灣的一千八百萬同胞共同來決定。

不論基於歷史發展法則或民主政治原理，由臺灣的一千八百萬同胞共同決定臺灣的命運，乃是天經地義的。這不僅是高唱「反霸」的中共所不應反對的，應也是力唱「香港前途應尊重香港五百多萬居民意願」的國民黨所不該反對的。當「香港協議」已迫使臺灣命運更加瀕臨抉擇的時刻，生長在臺灣的一千八百萬同胞，實有共同的責任與義務，以堅忍的決心，堅強的行動，促使臺灣更民主化。當臺灣更民主化以後，臺灣的民意乃得伸張，政治的運作也比較健全，屆時便可經由國民主權所顯示的意志，堂堂正正向全世界宣告：我們才是臺灣命運的真正決定者。

林義雄回來了

2007-12-22T20:17:00.000-08:00

說明:本文寫於1984年9月
本文刊登於《開創》雜誌第三期

為了使林義雄回來能具有更積極的意義，我們應認清，林義雄雖然回來了，但是發生在林義雄身上的悲劇卻無法抹除，而導致林義雄式的悲劇的政治環境，也未見有顯著的改變。

林義雄回來了。

四年多來，要求特赦林義雄的聲音，從北到南，從南到北，從國內到國外，不分黨派與地域，幾乎成為全民共同的要求。現在，經過大家一千多個日子「千呼萬喚」之後，林義雄終於回來了。

照片說明:一九八○年黃煌雄競選立委主力傳單──這是海內外第一張公開呼籲特赦高雄事件受刑人，特別是林義雄先生。（黃煌雄提供）

林義雄的回來，使所有關心他的海內外同胞，在內心上因林宅命案而形成的「結」，稍稍得到舒解。也正因為這樣，儘管林義雄回來顯得姍姍來遲，也儘管國民黨這項決定有其國內外政治因素的考慮，我們仍然要對林義雄的這項決定表示歡迎。

但在表示歡迎的同時，我們不能不表示一些遺憾。我們認為以減刑、假釋的程序，讓林義雄等出獄，並不是最適當的處理方式。我們認為總統依憲法所賦予的職權，正式特赦林義雄，才是當前國民黨所能做的更具有號召的對待方法。

在迎接林義雄回來的同時，我們也要表示期待。我們誠懇希望，林義雄的回來，代表一個訊號，一個有意義的開始。我們熱切盼望，不僅與林義雄同時受苦難的朋友能儘早回來，同尚在監獄內的政治犯也能儘早回來。我們希望能早一天生活在沒有政治犯的國度裡。

林義雄問政時間並不長，擔任公職時間尤短，他之所以能引起海內外那麼大的關切，最主要的，是因為他標幟著悲劇的命運。從高雄事件到林宅命案的一串政治發展，曾一度將國內政治推進到最緊張對立的地步。並使整個社會瀰漫著神秘的恐怖氣氛，而其最赤裸裸的表現，就是林宅命案竟在光天化日之下發生。林義雄所承擔的苦難，便是這種時局背景下的產物。

這幾年來，不管在國內外，國民黨似乎用了不少力氣，想要挽回高雄事件發生後所產生的各種後遺症。當這些年來政治上最不幸的一個苦主－林義雄回來的同時，我們要藉此鄭重表示；在一個民主浪潮滔滔的時代，為確保少數既得利益而抗拒民主要求的任何高壓政策或作法，不管運用任何理由或藉口，不僅不能解決問題，且將使問題更加惡化，而其最後結果就是無異搬石頭來碰自己的腳。

因此，經過痛定思痛之後，隨著林義雄的回來，國民黨應以誠意與決心，堅定地在民主的大道上前進，而不能讓林義雄的回來，僅止於成為國民黨的一齣「秀」而已。為了使林義雄回來能具有更積極的意義，我們尤應認清，林義雄雖然回來了，但發生在林義雄身上的悲劇卻無法抹除，而導致林義雄式悲劇的政治環境也未見有顯著的改變。因此，在迎接林義雄回來之際，我們所不能、也不應或忘的問題與責任，就是應共同致力於消除導致林義雄式悲劇的政治環境。這種問題與責任，應當也是海內外所有關心臺灣未來發展的同胞共同的問題與責任。

從呼籲特赦到「個案」處理到「假釋」

2007-12-22T20:14:00.000-08:00

說明:本文寫於1984年9月
本文刊登於《開創》雜誌第三期
　　
有關特赦林義雄的呼籲，此起彼落，國民黨直到七十二年一月才表示，林義雄「應否赦免，屬於憲法及赦免法規定之事項，應依憲法及赦免法有關規定辦理」，這是執政當局假釋林義雄所遵循的程序。

身遭慘絕人寰，幾致全家滅絕之命運的林義雄先生，四年多來，已成為海內外同胞共同關切的對象。這幾年，提出特赦林義雄的呼籲，曾一再而連續地發自海內外不同團體的不同人士，其中較重要的包括：
－六十九年十一月增額立委候選人黃煌雄，基於「人道的立場」，首先提出優先特赦林義雄的呼聲。
－七十年五月陳若曦自美返國，帶來旅美學人籲請特赦林義雄的願望。
－七十一年六月，省議員游錫堃、蘇貞昌、謝三升等五十二名不分黨派省議員共同署名，籲請最高當局特赦林義雄。
－七十一年七月廿四日，廿多個旅美臺灣同鄉會發表共同聲明，希望能「釋放高雄事件受刑人及其他政治犯，特別是省議員林義雄及高俊明牧師。」
－七十一年十一月，宜蘭縣議會全體三十三位議員，通過籲請最高當局俯察民情，特赦林義雄。
－臺灣教會公報，幾年來，一再提出特赦林義雄的呼聲。
－自立晚報，也一再報導並籲請特赦林義雄。
－七十二年底的增額立委選舉，多位黨外候選人均呼籲政府釋放林義雄，並將其列為主要政見。
－這幾年，黨外刊物亦一再呼籲特赦林義雄。

從這些呼籲中，可以深切體認出「特赦林義雄」，實已成為海內外，不分階層黨派共同一致的心願。

照片說明:一九八○年黃煌雄與林義雄相擁。

個案處理

但多年來，有關特赦林義雄的呼聲，雖一再為各界所提出，執政當局卻從未有任何積極反應。直到七十一年十月，國防部長宋長志在立法院院會答覆黃煌雄委員的口頭質詢時，才正式公開表示：「特赦林義雄的問題，係屬個案，應個別檢討處理。」這是執政當局對呼籲「特赦林義雄」案，首次表示明確的態度－即「個案」處理。次年一月，行政院在答覆黃煌雄的書面質詢時再表示：林義雄的「應否赦免，屬於憲法及赦免法規定之事項，應依憲法及赦免法有關規定辦理」。

這兩次答覆所確立的原則，正是此次執政當局假釋林義雄所遵循的程序。

照片說明:一九八四年林義雄獲假釋，黃煌雄及鄉親前往探視時兩人合影。（黃煌雄提供）

假釋

國防部在八月十五日假釋林義雄等四人的聲明中，即這樣表示：「林義雄代監執行，恪守監視，表現良好，國防部奉交審議後報請行政院轉呈總統，特准依赦免法規定，將原判所宣告的有期徒刑十二年，減為八年，褫得公權十年減為六年……已奉總統核准。按林義雄減刑後，其服刑期間已逾刑期二分之一，與刑法假釋之規定相符，業由警備總部報請國防部核准假釋。」

從國防部的此一聲明，可以看出，此次假釋林義雄，在程序上，即是以「個案」方式，並「依憲法及赦免法之有關規定辦理」。至於為何在此時假釋林義雄等人，顯然是國民黨經政策考慮後所做的決定，自另當別論。

奧運、香港模式與臺灣前途

2007-12-22T20:08:00.000-08:00

說明:本文寫於1984年9月
刊登於《開創》雜誌第三期

從奧運模式到香港模式，對臺灣一千八百萬同胞最大的警惕與教訓，就是我們不能縱容國民黨這個無能的舵手，否則我們將喪失決定自己命運的機會，而任由國際力量或某一黨派擅自決定我們的命運。

「為什麼只有我們不能維持國旗進場呢？」

號稱奧運史上參加國家最多，參加運動員人數最多的第二十二屆奧林匹克運動大會，於七月廿八日在美國洛杉磯隆重舉行，並於八月十二日閉幕。對所有的臺灣同胞來說，這也是我們中斷了十二年之久，第一次得以參加四年一度國際體壇最大的盛會。

遺憾的是，在揭幕儀式中，在眾目睽睽之下，一百四十個參加的國家，經由電視的轉播，使全世界二十多億民眾，包括臺灣一千八百萬同胞，都清楚地看到我們是唯一一個不用國名、不持國旗，而持著奧運會旗進場的國家。

看過電視轉播的國內同胞，從南到北，從西到東，不論男女老幼，不分黨派省籍，都不禁要這樣問道：「為什麼只有我們不能持國旗進場呢？」

這個奧運場面出現的問題，乍看好似體育問題，其實卻是深沉的政治問題，且是與主政的國民黨長期以來所堅持的國策有關的問題。

國民黨到臺灣來的最出十多年，由於東西方陣營壁壘分明，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上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的支持，乃得在法理上代表中國，不僅為聯合國會員國，更是安全理事會長任理事國之一，儼然享有大國地位。

及至東西方陣營的壁壘比較趨於模糊，特別美國與中共的關係開始解凍以後，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乃隨著這種發展而愈趨動搖。當中共經過長期的孤立，試圖走進國際社會，並以聯合國席位為主要爭奪據點之時，中華民國面對這種衝擊與挑戰，緬懷往日在國際舞台上的風光，不但未能及時面對國際現實，作彈性的因應處理，以確保在聯合國席位，反而乃堅持由中國傳統王朝正統觀念引伸而來的「漢」、「賊」不兩立政策，乃被迫從聯合國退出，並因而一步一步從國際金融組織、乃至國際體育組織撤退，以致目前在國際社會上不但不能維持「漢」「賊」不兩立局面，反而落得「賊」立「漢」却難以立的尷尬地步。這種尷尬地步正是導致中華民國在經過十多年之後，第一次參加奧運時竟只能持奧運會旗，而不能持國旗進場的最主要歷史根源。

十多年前，當中華民國仍有機會維持在聯合國席位時，由於政策的僵硬｜｜堅持「漢」「賊」不兩立，不但失去了聯合國席位，更逐步失去在國際社會組織的地位；十多年後，同樣是國民黨主政下的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上不但不敢再堅持「漢」「賊」不兩立，而且更須費盡千辛萬苦，才能在國際體育運動場合，面對中共五星旗的飄揚，「忍辱」持奧運會旗進場。這種對照強烈指出，一個決策的不當或失誤，對於子子孫孫的影響實在太大、太可怕了。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談判

中（共）英有關香港問題的接觸，雙方經過十幾回合的談判後，英國外相賀維於今年七月廿七日至卅一日，第二次訪問北京，與中共外長吳學謙、總理趙紫陽、強人鄧小平會談後，雙方發言共同聲明，強調，「中（共）、英會談已取得了重要進展，雖然仍有許多工作要做，但主要問題已解決。」聲明中且引述鄧小平的話說：「中（共）英關於香港問題的圓滿解決，會在國際上引起很好的反應，而雙方在香港問題上採取的態度，將為其他國家樹立榜樣」。

賀維外長在回到香港的記者會上表示：中（共）英雙方在「互諒互讓」精神下，一項「歷史性」的協議將於九月底前草簽，雙方同意成立一個聯合聯絡小組，並維持香港獨特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且清楚列名一九九七年後五十年內適用於香港的各種安排。其主要條款包括：
　　（一）保持香港熟悉的法律制度和目前沿用的一套法律；制定法律的權力，繼續由香港立法機構掌握；司法權與終審權，乃賦予香港法院。
　　（二）香港可繼續自行決定本身的經濟和貿易政策，維持自由港及貿易地位，產業擁有權及貨物出入口的自由。
　　（三）香港保持單獨關稅地區的地位，可繼續參加國際組織及貿易協定；可繼續享有本身的出口配額和關稅特惠待遇，即為香港產品簽發本身的產品來源地。
　　（四）香港可自行處理財政事務，即將財政收入全部用於本身的需求。
　　（五）港元繼續成為自由兌換的貨幣及使資金可以自由進出。
　　（六）載有使攻公務員得以留任即使他們的退休權益得到保障的安排。
　　（七）保持香港港口管理、航運和私營航運企業自由經營的體制。
　　（八）使香港居民得以繼續享有旅遊及自由出入香港的權利。
　　（九）維持香港的教育制度，包括現行選擇院校和往海外深造自由，並保留多種不同類型的院校。
　　（十）維護香港人目前享有的各種權利和自由。

這項協議內容表現出中共所同意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思。中（共）英雙方在近乎陷於僵局的談判中，終能「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最主要因素之一；使是中共想經由香港模式所建立的「一國兩制」構想，期在「國際上引起很好的反應」，以便有系統地經由國際壓力來解決所謂臺灣問題。

「你不管政治、政治會管你」

從聯合國撤退到奧運模式到所謂的香港模式，顯示出中共在國際社會得寸進尺，以及台灣處境日益艱難。

當中共尚為國際社會所孤立時，中華民國實質上雖只管轄臺灣，法理上却代表中國，與世界各國維持著正常的政經關係；及中共崛起國際舞台，打破孤立，並在國際社會取得代表「中國」資格後，便節節進逼，至「中華民國」與各國僅能維持政經分離關係，不僅日趨孤立，且「中華民國」在實質上與法理上，均幾乎與「臺灣」一詞所代表的為一體。

從聯合國撤退到奧運模式的形成，象徵中共在國際社會孤立中華民國的成功，以及中華民國再自食僵硬政策惡果後，力求生存與發展的過渡結果。

但中共的目的並不僅此而已。中共下個階段的目標，就是要以香港模式來解決臺灣問題，亦即要以「一國兩制」的模式，將臺灣納入中共主權範圍之內，一如香港一樣，成為中共主權下的另一個特別行政區。

從聯合國撤退到奧運模式的發展過程，已使在臺灣的同胞必須為國家在國際社會的生存，而付出不必要的昂貴代價；但一旦香港模式適用到臺灣，不僅要付出更高的代價，且將根本影響到生活在臺灣的所有同胞及世世代代子孫的幸福和權益。

國民黨的矛盾

十多年來，以中華民國政府名義長期在臺灣主政的國民黨，儘管一直宣稱「堅守民主陣容」，但却從來沒有像任何健全的民主國家一樣，為這樣重大的外交挫敗而宣告下臺。國民黨不僅不必為「自作孽」的挫敗下臺，且經歷這樣慘痛的教訓後，國民黨除了將「軍事反攻」改為「政治反攻」、「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外，面對中共有系統的想將臺灣地方政府化的策略，且已香港模式向國際社會展示時，國民黨竟仍無有效的對策，甚至乃陷於政策的矛盾，而讓國民無所適從，滋生綠卡主義、牙刷主義……嚴重影響臺灣未來的生存與安全。

當中華民國極盡「忍辱」而持奧運會旗走進奧運聖典前後，中華民國政府內部某些人士竟仍在立法院大力駁斥各自擁有主權的「多體制」立論的不當；當行政院幾度表示香港前途應尊重五百多萬香港居民的意願立場前後，對於黨外人士所提臺灣前途應尊重一千八百萬在台同胞的共同意願的主張，却不惜發動所屬宣傳媒體戮力圍剿；國民黨這種矛盾而尷尬的態度與作法，到底要向全國同胞表達什麼？到底又要引導全國同胞走向哪裏呢？

當國內外的政治局勢以逼迫生活在臺灣的所有同胞，必須為現在和未來子子孫孫的幸福和權益而發言時，在臺灣的一千八百萬同胞實有共同得責任與義務，要求國民黨，並逼迫國民黨，一改過去那種粉飾與敷衍的態度，向全國同胞提出明確可行的政治方向以及民主時間表，以激勵士氣，團結人心，共同為確保臺灣的生存與安全而奮鬪。

臺灣問題尚未歸檔

臺灣正處於轉捩點上，我們實不能再對國民黨太姑息，也不能再讓國民黨躭誤我們所剩不多的時間與機會。生活在臺灣的一千八百萬同胞，面對國民黨的虛驕與矛盾，都應認清今天如果我們不管政治，明天政治就會管我們。從奧運模式到香港模式對臺灣一千八百萬同胞最大的警惕和教訓，就是我們必須掃除過去那種冷淡、疏離與恐懼的態度，而以積極、主動的作法，來開創自己的命運。如果我們還繼續漠不關心，蹉跎歲月，或縱容國民黨這個無能的舵手，我們將會喪失決定自己命運的機會，而任由國際力量或某一黨派擅自決定我們的命運；但如果我們在這時不我予時刻，能夠下定決心，同心協力，不惜代價，堅持理想，我們却仍有足夠的機會與條件，來向全世界及歷史顯示，到目前為止，臺灣問題並未歸檔，更未存檔，我們才是真正決定臺灣命運的主人。

替台灣同鄉講話

2007-12-22T20:04:00.000-08:00

說明:本文寫於1984年8月
刊登於《開創》雜誌第二期

絕大多數的臺灣同鄉，不論在臺灣或在美國時，都是在艱苦中成長，他們大多對臺灣懷有愛心，當臺灣愈瀕臨轉捩點時刻，他們也以迫切的心情，愈增長對臺灣前途的關切與影響。

國民黨的排斥

一九八二年八月廿三日，美國參議員愛德華甘乃迪在休士頓向臺灣同鄉發表演講時，這樣說道：「今天晚上能夠和大家見面，個人感到非常光榮。因為，你們之中許多人的成就，象徵美國所追求理想的真正實現。各位和我的愛爾蘭祖先一樣，為了追求自由、個人權利、公平機會，來到美國，並在這裏找到它們的價值。你們的努力與奉獻，已使美國更為繁榮強大。」

但廿迺迪參議員所形容的「你們之中許多人的成就，象徵美國所追求理想的真正實現」的臺灣同鄉，長期以來，都被他們自出生土地的政府所忽視與排斥。

老僑與新僑

多年來，國民黨的僑務政策，實質上即為老僑政策。所謂老僑是指第二次世世界大戰以前，由大陸移居國外的僑民；但國民黨到台灣已三十多年，三十多年來，由臺灣地區移居外國的僑民也彫愈增匆H這塹二夾戰後移奎外圃的僑曷Ⅱ通稱為新僑。

臺灣同鄉的特質

新僑主要既是指二次戰後由臺灣地區移出的僑民，由於我國留學政策的開放，隨看歲月的增長，新僑之中，自以臺灣同鄉為最多。這些臺灣同鄉大多以取得獎學金的方式出國，拿到學位後，經成家立業的過程，日前在美國社會幾乎已發展成一個特殊集團，其主要特徵為:
（1）學歷高（大多擁有博士學位、碩士學位），並學有專長。
（2）有安定的職業與經濟基礎。
（3）守紀律，第二代幾乎無犯罪紀錄。
（4）第二代的成績普遍好。

不僅如此，絕大多數的臺灣同鄉，不論在臺灣或美國時，都是在艱苦中成長，他們大多對自己懷有信心，對台灣懷有愛心。因此，當臺灣愈瀕臨轉捩點時刻，他們也以迫切的心情，愈增長對臺灣前途的關切與影轡。

由臺灣同鄉所組成的臺灣同鄉會，可能是日前美國僑社之中數量最多，成員也最多的一個社團。

這麼多的臺灣同鄉會，所以能歷久不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分散在美國各州各大都市的臺灣同鄉，暗中「抬轎」的人很多，而其「抬轎」的主要用意，就是表示他們對故鄉的關懷與愛心。由於各地臺灣同鄉會的成員多，觸鬚廣，它們乃成為助長美國各重要臺僑社團成長的最主要力量。

臺灣同鄉在美國僑社之中:，具有兩項特質:‘
（1）由於他們大多生在台灣，且在臺灣有眾多親友，他們實比美國的任何僑團、僑胞，更闕心臺灣的前途。
（2）由於他們長期生活在民主國家，接受民主教育，習慣民主生活方式，他們不僅反對國民黨主政下的一些政治現狀，更反對中共對臺灣日益緊迫的態度。

臺灣同鄉身受美國民主社會的耳濡目染，因為闕懷臺灣的前途，放眼國民黨主政下的臺灣政治現狀，當然有不能忍受之處。因而他們乃以團體的力量，向國民黨提出諸如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尊重人權等合理的要求。，他們且經由美國政治的運作，諸如國會聽證，向因民黨施加壓力；及經歷高雄事件、林宅命案、陳文成案件，他們更以實際的行動，包括示威遊行，向國民黨表達嚴正的抗議，因而造成與國民黨的公開對立。根據資料顯示，臺灣同鄉及臺灣同鄉為主體所結成的各種團體，在高雄事件後的一段期間，幾乎成為國民黨的眼中釘，其有意打擊的兇猛程度，甚至已超過「共匪」，而成為國民黨的「頭號敵人」。

但臺灣同鄉對臺灣所採的態度，卸可昭日月。他們的認知提醒他們，臺灣必須更民主化才有前途，而當臺灣可能成為國際強權政治籌碼之際，他們更運用本身的智慧與力量，向國際社會嚴正表達臺灣一千八百萬同胞才是決定臺灣命運的真正主人。他們為此而努力、奉獻，並承擔一切可能的政治風險。

這種精神相當令人感動。這種關懷故鄉的無私精神，絕不是任何政府，包括國民黨在內，所能隨意瓦解的。因此，儘管國民黨曾長期漠視臺灣同鄉的存在，高雄事件後，也一度以「發狂」的態度對待，但國民黨終必須以平靜的心情來面對臺灣同鄉。

歷史的要求

長期以來，國民黨對待臺灣同鄉會的態度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高雄事件之前為止，國民黨對台灣同鄉會施以打擊、分化及恐嚇。在遣個階段之臺灣同鄉會以聯絡感情、抒解鄉愁為主，但國民黨懷疑同鄉會為「臺獨分子」所控制，因此對同鄉會幹部以不准其返臺為恐嚇，並派員至同鄉會聚會的場合，騷擾搗亂。之後在七十年代初期，國民黨由海外工作會策動，在全美各主要大城市成立「臺灣同鄉聯誼會」之類的組織，來混淆旅居北美洲的臺灣同鄉。

第二為公開對立的階段:從高雄事件起，經林宅命案、陳文成案件，激發了臺灣同鄉對國民黨之前所未有的抗議行動，不但有強烈的書面抗議，更有集體的的遊行示威，以及搗毀國民黨在美國象徵性機構的激烈行為。這是國民黨與臺灣同鄉公開對立的最嚴重時期。在此一階段，就資料顯示，國民黨幾乎已為臺灣同鄉的反應沖昏了頭，忘卻來臺的真正目標，竟不惜以臺灣同鄉為首要打擊的「敵人」。

但隨看國內政治氣氛的改變，黨外監督力量的興起，黨外要求國民黨改變對臺灣同鄉的頑強態度，以及中共進入美國社會，以相當低的姿態，有系統的對旅美臺灣同鄉進行統戟以後，國民黨面對國內外政治情勢的改變，特別是面對臺灣同鄉在美國政界逐步發揮影響力之後，終不能不對長期以來有意漠視並有意打擊臺灣同鄉的政策，進行全盤再思考，而目前正瀕臨這種全盤再思考的轉捩點。

國民黨應當深凜孫中山所云:「華僑為革命之母」的遺訓，而珍惜在海外的一切人力資源，引導成為建設國家的重要力量。

國民黨也應認清，當年都有不少的留學生，曾經參與中國國民黨或中國共產黨，而且成為其活躍份子，他們當年對中國關懷與奮鬥之情，一如今天的臺灣同鄉對臺灣關懷與奮鬥之情；再就素質而言，當年參與中國國民黨或中國共產黨的留學生，不論留美、留日、留俄或留歐，其素質並不一定比今天的臺灣同鄉要高。，就學歷而言，今天的臺灣同鄉且更有過之。

國民黨更應了解，今天的臺灣同鄉已成為美國資產的一部份，當我們正號召所謂「四海同心」；且呼籲加強與美國關係之際，更應以跨步的改革，來引導對臺灣有著最深厚感情的臺灣同鄉，共同成為確保臺灣生存、安全、繁榮與民主化的力量。

歷史已走到國民黨必須改夔對臺灣同鄉不當態度的時刻，遣是歷史的要求。我們認為這一天應早日到來。

黨外當前的責任

2007-12-16T15:44:00.000-08:00

說明:本文寫於1984年8月
刊登於《開創》雜誌第二期

黨外今天已不單純僅限於對國民黨的批評與監督，當臺灣正面臨轉捩點時，黨外也應加強信心，擴大視線，「把持理想，凝視現實」，引導決定並開創臺灣未來的發展方向。

在當前的國內外局勢下，處於轉捩點上的臺灣，未來唯一可行的健全之路，便是走向民主化。

臺灣民主化的方向與速度，不僅深深影響及臺灣未來的生存與發展，也深深影響及臺灣一千八百萬同胞的生命、財產與安全。

而在現行條件下，臺灣如欲走向民主化，黨外著實地代表一種不可缺少、也不可代替的推動力量。

長期以來，國民黨一直是國內政局的唯一支配者。經過一個世紀的支配以後，國民黨在國內外情勢的交迫之下，雖然也極盡壓迫與分化之能事，但終不能不在時勢與潮流的壓力之下，在歷史與生存的煎熬之下，無可奈何地面對一種代表客觀需求、反應社會多元化正常要求的在野政治力量的興起。

黨外正代表這樣一種逐漸興起的政治力量。三十多年來，由於黨外正確地反應民間對政治態度的脈搏，在成長的過程上，也因民間態度之不同而經歷了幾個不同的階段。

自「二二八」事件之後，大約一個世代左右的時間，由於「二二八」的慘痛教訓，政治的恐怖形象已在民間滋長瀰漫，人人均視政治為畏途，並以不參與政治為誡律，這是民間的悲愴時期，也是黨外的悲愴時間。在此一時期，黨外雖偶爾也擲地有聲，發出空谷足音，言人所不敢言，但其慷慨激昂的聲音深處，卻蘊藏著「訴苦的哀韻」心境。由於時局所限，黨外在此時的歷史意義，便是延續香火，雖然香火顯得微弱而零稀。

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五項公職人員選舉以後的政治情勢，激發了「冬眠」已久的民間士氣，使得民間累積已久的怨氣與悶氣，得到舒暢的發展。黨外也因民間的掌聲與喝采，而走向街頭，走向群眾，並愈提高對國民黨的批判。在此一時期，由於黨外與民間心靈的交合，空前的激勵，民間感到有一線光明，黨外則感到有力量，這是民間的發洩（透氣）時期，黨外的狂飆階段。

高雄事件改變了這種形勢。高雄事件使得民間又變得沉默、憂鬱了，黨外則面臨「冬天」。但由於國際形勢的改變，國內客觀條件的成熟，四年來民間的支持、期待與鼓舞之下，黨外不僅順利地在國內再出發，也順利地向國際政治舞台出發，使黨外從幾乎已變成沒有批評的聲音，到再度變成為批評者，到提昇具有實質作用的監督者，到開始有機會與條件成為競爭者。

在此一成長的過程上，由於此時此地國民黨的本質以及支配性格，黨外可謂歷盡滄桑。在國民黨的精心塑造下，黨外在民眾心目中，一度是「野心份子」、「陰謀份子」、「分歧份子」，國民黨更一度將黨外與「匪情」並列處理。黨外先驅受到極為冷酷的對待，但黨外卻有如傳說中焚而不毀的「火鳳凰」，在充滿著荊棘的崎嶇道路上，帶著傷痕，以血淚的犧牲精神，無畏一切的阻擾與壓力，繼續「為著前進而前進」。這是一段相當動人的詩篇，也是一段相當感人的史實。黨外在奮鬥中，突破歷史枷鎖，超越傳統束縛，而發展到新的境界，並開始面臨新的承擔。當臺灣正處於轉捩點上時，多年來始終代表正義與公道追求的黨外，已愈來愈為我們的社會與同胞所確認，而黨外政團更成為推動當前臺灣民主化不可缺少、也不可代替的一股政治力量。

黨外從受到爭論與壓制的角色，到變成受到尊重與肯定的角色，代表黨外的增長與角色的提昇。國民黨入主臺灣以來，三十多年來的黨外，從沒有像這幾年來再出發的黨外，那樣點燃海內外關心臺灣同胞內心的希望，並受到他們那樣殷切的期望。

但角色的提昇，也代表責任的加重。黨外今天已不單純僅限於對國民黨的批評與監督，當臺灣正面臨轉捩點時，黨外也應加強信心，擴大視線，「把持理想、凝視現實」，以克盡現階段黨外對臺灣所應克盡的職責－這就是要引導、決定並開創臺灣未來發展的方向。

對臺灣而言，我們堅信：臺灣必須民主化。臺灣未來何去何從，應由民主化後的國民主權決定。臺灣的前途不能成為國際強權談判桌上的籌碼，更不能任由某一黨派擅自決定。

對國民黨，我們認為：基於共同的生存與安全，國民黨應促進臺灣的民主化，我們歡迎國民黨朝向此一方向努力，但我們並不迷信，也不會迷惑，我們將以實力推動臺灣民主化，並逼迫國民黨別無選擇。

對黨外，我們深知：這是黨外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承擔，可能也是八十多年來的臺灣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承擔。基於這種歷史體認，我們認為所有真誠的黨外人士，都應凜於責任之重，工作之艱，而克服黨外在成長過程上所出現的內部爭論，齊一步伐，同心協力，發揮黨外傳統最寶貴的肝膽相照氣質，共同為黨外所應承擔的責任而奉獻心力。

同鄉會、FAPA與臺灣前除

2007-12-16T15:11:00.000-08:00

說明:本文寫於1984年7月
刊登於《開創》雜誌第一期

FAPA對美國國會在短期內所產生的影響力，甚至於連甘迺迪這樣的參議員都感到驚訝不已。國民黨如何正確對待FAPA，並擴大與FAPA的共同面，是所有不想接受中共的人所應共同深思的問題。

訪美動機意在增加了解

問：你這次赴美訪問的主要目的是什麼？
黃：主要是增加了解。兩年前我們到美國時曾做了兩件工作；第一，在美國與中共簽訂八一七公報之前黨外四人行，使國際社會處理臺灣問題時，第一次聽到黨外所表達的民間聲音。第二，我們四人行以實際行為到美國各地臺灣同鄉會演講，這種行為本身即代表我們對臺灣同鄉會的看法與確認。

兩年前，我們在有限的時間裡做這些事，沒機會與各地同鄉深入交換意見。回來之後，我成為三十多年年在立法院中，最有系統、最用心、最關心臺灣同鄉會問題的委員，經過我二年多來的督促，我感覺到行政院多少修正了對同鄉會所持的頑強不當的態度。

去年選舉的結果，使我有機會利用時間到美國，再作進一步了解。當臺灣的命運面臨更具轉捩點的時刻，這種了解是有需要的。

另外，兩年前赴美時，我曾公開演講，說臺灣快則三到五年，慢則五到十年，不管我們是不是高興，也不管我們是不是歡迎，我們總要迎接一個具有關鍵性轉變的時代。二年來我仍維持此看法，現在時間更緊迫了，我覺得海內外所有關心臺灣前途發展的因素和力量，在此時都要有足夠的心理準備，並以有系統的方案來迎接未來方向的發展。

美國對臺政策不變

問：你這次訪美主要與那些人碰面？
黃：主要是與在美國各地同鄉會及北美洲臺灣人教授協會見面，也見到了美國在臺協會理事長丁大衛、美國國務院臺灣科科長Mark Pratt，並在國務院內和來天惠交換意見。

在華盛頓我最關心兩件事：（一）雷根到大陸訪問對臺灣前途有否實質影響？（二）關切增額立委選舉後美國外交政策對黨外的看法？這是我與美國官員見面的主要理由。

我的印象是，在這兩方面都不會有任何突然、重要大的實質變化。

雷根訪問大陸，對現階段美國對臺政策不會有突然的、重大的變化，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遵循現行政策。

去年年底的立法委員選舉，美國人士認為國民黨勝了，對黨外多少有點失望，但實質上並沒有改變對黨外的基本態度，不會有任何特殊的、重大的實質變化。
　　
美國不應忽視黨外

問：美國對黨外的基本態度是什麼？
黃：美國對臺政策是其西太平洋政策的一環，他們希望臺灣更民主化，但希望以演進的方式來進行。二年前我們去美國時，我一再跟美方人士表示，說民主化是臺灣唯一的出路，臺灣在走向民主化的過程上，黨外是不可缺少、也不可代替的建設性力量。美國外交政策對此事實應正確對待，不應忽視黨外所代表的力量、所扮演的角色。

經過去年年底的立委選舉，雖然黨外士氣受挫，但美國並沒有改變二年前我們所表達的這種立場。

問：你此次與同鄉會的接觸，用什麼方法增加了解呢？
黃：二年前我們四人曾在美國舉行了八場演講，有些演講聽眾很多，因此與他們深入接觸的機會不多。這次我去本來不準備演講，主要採座談方式，在四十五天的訪問過程中，雖然也有演講，但更像座談，而且講的時間比重儘量少，對談的時間增多。

雖然我迴避演講，但也有好幾個地方，像洛杉磯、楚加哥、Nebraska教授協會分會、密西根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北卡等地的同鄉會、同學會都邀我去，還有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洛杉磯、華盛頓DC等聚會，我也用簡短的談話方式，與僑胞們交換意見。

另外，我在同鄉家裡舉行了很多座談，晚上有時到凌晨二、三點鐘，他們關懷故鄉的精神令人感動，這種增加了解的方式很有意義。

問：你們多半談些什麼？
黃：有幾個主題：（一）臺灣前途未來發展問題；（二）國民黨的權力演變問題；（三）黨外內部情勢發展問題。

這是同鄉共同關切的幾個問題，我沿途碰到一些人，他們對李登輝當選副總統提了許多意見，他們在言談中也一直表達對故鄉的關懷精神，還有中共目前對臺僑的統戰情形，我們的談論範圍很廣泛，所以雖然很累，卻覺得很有意義。

海外同鄉對黨外的期待
　　
問：同鄉對去年黨外選舉的結果及未來黨外的發展，有什麼看法？
黃：一般的說，海外同鄉對黨外在去年的選舉結果，多少有點失敗、挫折的感覺，不過，他們也大多認為國民黨勝之不武，因為國民黨與黨外的競爭地位不平等，國民黨享有太多的優越條件。隨著去年的選舉結果，預期海外同鄉對國民黨所享有的優越條件，會有更積極的要求，特別是對選罷法－這部幾乎是配合國民黨需求而立的法。

在我此次旅美的過程中，和北美洲臺灣人教授協會各地分會有幾次座談機會，教授協會同仁對去年選舉習不公平過程及結果，均有強烈的反應，也強烈表示國民黨應對選罷法作出合乎民主國家水準的調整與修正。

基於此種強烈感受，我願以去年選舉結果的「受害者」身份公開呼籲，國民黨應在此次選舉之後，以更大的跨步，對選罷法作出公平的調整，否則國民黨在選舉中的任何成績，將永遠給人勝之不武的感覺。

據我的了解，同鄉對最近黨外的發展，相當隱憂，我在各種公私場合的接觸，同鄉均表示不希望見到黨外的分裂，他們很期待黨外是一個團結的團體，因為黨外對臺灣政治表示的主張與看法，在相當程度上，頗能代表他們對臺灣政治的看法，因此他們希望黨外在正確的方向上，能以團隊形式代表一種繼續成長的力量。海外鄉親這種心情與期待，實值得所有黨外人士共同深思與警惕。

同鄉看臺灣未來

問：同鄉對臺灣未來發展有什麼特別看法？
黃：此次我在美國訪問，沿途均向同鄉詢問兩個問題。一、對臺灣未來發展看法？二、對國民黨的看法？

第一個問題，他們絕大多數的看法是絕對反對中共對臺灣所持的態度。剩下來的就是臺灣內部問題，主要也就是國民黨的問題。過去國民黨的記錄、本質，使他們對國民黨沒有信心。當我表示「若國民黨還原為一個普通的政黨，從事公平的政治競爭，使臺灣邁向民主化，你們認為如何？」他們以很小的聲音說：「這樣當然很好，但國民黨真的會這樣嗎？誰能保証國民黨會這樣呢？」這些談話反應出臺灣未來政治發展的癥結－就是國民黨是否有誠意與決心還原為普通的政黨。
　　
中共加緊對臺僑統戰

問：中共對臺僑的統戰情形如何？
黃：兩年前來美與兩年後來美，我感受最深的，也是此行感受最深的其中之一，就是中共已經以有系統的方式，用相當低的姿態，對臺僑進行統戰。

我去了十幾個都市，沿途都聽到這種消息，這是二年前我們去美國時沒碰到的。

美國各地臺僑對中共這種有系統的統戰，雖然他們的反應不一定很有系統，因為他們之間不一定有連繫，但他們對中共所表示的態度卻非常一貫、堅定而且清楚。

由於他們的教育背景與生活方式，絕大多數美國臺僑，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不能接受中共的方式，他們很清楚的對中共表達這種看法。預料在美國的這些臺僑，將是現階段反應中共對臺灣統戰的最先鋒，基於這種了解，國民黨如果再無知的視海外同鄉為中共統戰的外圍，對他們而言，實是莫大的侮辱。

在中共加緊對海外臺僑進行統戰的時刻，我必須呼籲、要求國民黨，於訂定海外政策時，對海外臺僑要有正確的認識與了解，在現階段急需團統之時，實不應化助力為阻力，化可能的助力為阻力。

從這一點上看，不只臺灣在轉捩點上，國民黨也在轉捩點上。

四年來的黨外

2007-12-12T16:49:00.000-08:00

說明:本文寫於1984年7月
刊登於《開創》雜誌第一期

四年前黨外經「外傷」之後再出發；四年後，黨外經「內傷」之後如果想再再出發，至少應首先確立團隊觀念，黨外若沒有團隊觀念，會走向青年黨化，其次應建立責任觀念，以行為本身造成慣例與傳統，最後應建立理論與行動體系，確立黨外所應扮演的角色。

前言

四年前，經歷高雄事件之後，我率先喊出黨外再出發；四年來，再出發的黨外，經歷兩大階段：黨外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長；一方面又在成長中出現前所未有的內部爭論。

一九八三年增額立委的選舉結果，黨外本身、黨外支持者、國民黨當局、乃至美國政府的有關部門，大都認為黨外遭受到挫折。事實上，由於內部長期的爭論，去年的增額立委選舉，黨外確實遭遇到再出發以來氣勢上最大的一次挫折。

這四年來，黨外到底如何成長？兩大階段如何劃分？內部爭論因何產生？未來又會怎樣演變呢？

從再出發到出發

民國六十九年（一九八○）以來，到目前為止，黨外經歷四年的發展。其間，可以黨外四人行（康寧祥、張德銘、尤清與我）劃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從民國六十九年到民國七十一年八月的四人行返國；第二階段從四人行返國到去年的增額立委選舉，以及目前的後續發展。

第一階段的黨外，由於高雄事件後一連串事情的發展及影響，黨外幾乎成為被侮辱與被污蔑的對象，有如瘟神，人見人怕；六十九年參與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黨外候選人，在低沉的氣氛與週密的「保護」下，其惡劣情況甚至不易找到發傳單的人－這真是黨外的冬天。在「冬天」的天候背景下，民眾雖因恐懼而表面冷漠，可是卻以堅定的態度，以選票支持黨外再出發。這次重要的選舉，黨外候選人臨危授命，堅持立場，奮戰不懈，使高雄事件後的黨外，在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都有相當程度的斬獲，特別是在區域立委選舉，更得到二成左右的當選比例。這種可觀的成績，使再出發的黨外有喘息的機會，並以重整旗鼓。

民國七十年（一九八一）以後，立監兩院都因增加大量增額委員，注入新的因素，帶來新的衝激。立監兩院的黨外委員，藉此契機，經由國民黨視為法統的國會機構，面對面的檢討民黨擬定的國策與政策。這是三十多年來的黨外，第一次以最多的人數，向國民黨主政的中央政府進行最直接、最全面的批評與檢討；這也是三十多年來黨外，第一次得以最多的人數，藉中央政府機構，向全民嚴正表達黨外的觀點。黨外的努力與衝激，不僅給國民黨帶來的壓力，也多少矯正受到扭曲的黨外形象，並鼓舞民心士氣，重燃民主政治發展的希望。其立竿見影的效果，就是使黨外以比較輕鬆的代價，在民國七十年底的縣市長、省市議員選舉，贏得大約二成左右的席位。

黨外力量從谷底回升

七十年的縣市長、省市議員選舉，是再出發的黨外，經過一年左右的耕耘之後，第一次面臨的考驗。這次的選舉，在氣氛上和六十九年底的選舉已有不同，民眾也比較勇於參與，並比較樂於表示關切；而黨外候選人，從南到北，水準比較整齊，提出的口號比較貼切；加上一年來黨外中央民意代表為黨外所樹立的形象，以及黨外中央民意代表的全省巡迴助講，都使黨外比較不很費力地分別在縣市長、臺灣省議會及臺北市議會贏得二成左右的席位，高雄市議會也得到大約一成左右的席位。在高雄事件所造成的壓制與恐怖氣氛後，短短一年多時間之內，黨外不但從士氣上的谷底開始回昇，而同時在爭取代表性方面享有這種成績，實開創黨外前所未來的先例。放眼全世界在野力量的發展歷史，能在這樣短的時間，以這樣快的速度成長，似乎並不多見。這種成績充分顯示當時的社會條件已迫切需要一種制衡力量，而黨外及其支持者則以一種焚而不毀的火鳳凰精神，緊密因應這種客觀的需求。

傳統的黨外，由於時代背景的教訓及影響，一直以批評者自居，也一直囿於批評的範圍。當黨外同時在中央及省市民意機構，以及縣市長享有二成左右席位，黨外很自然地突破傳統所扮演的純批評角色，而提昇為監督者角色。黨外這種角色的提昇，因民國七十年的選舉結果，而聲勢顯得更大，也因有中央與地方的呼應，關照面顯得更廣。

當黨外的監督者角色愈來愈有聲勢，也愈來愈形成氣候，由於時局的需求，黨外又提昇自我的角色。民國七十一年（一九八二）六月，在美國與中共發表「八一七」公報前夕，康寧祥、張德銘、尤清與我－黨外四人行－走上國際舞台表達黨外的立場。這是再出發的黨外，經過二年左右的耕耘，並擁有二成左右的代表實力之後，第一次向國際舞台出發。四人行向國際舞台的出發之後，帶來二層意義深遠的影響：
　　　　　　　
打破國民黨外交專斷局面

（一）三十多年來，國際社會在處理臺灣問題時，一向只聽到國民黨與中共的聲音，四人行打破這種慣例。四人行訪美期間，不僅向國際社會、美國朝野明白表達黨外所代表的民間聲音；也嚴正表示，臺灣前途應尊重臺灣地區一千八百萬同胞的共同願望；更堅定表示：民主化是臺灣未來唯一可行之路，黨外是臺灣走向民主化不可缺少、也不可代替的建設性力量。所以四人行為了臺灣安全，儘管在軍售問題上，與國民黨有共同看法，但同時卻打破國民黨三十多年來的外交專賣局面，第一次在國際社會處理臺灣問題的敏感階段，表達黨外所代表的民間聲音。

（二）四人行是應北美洲臺灣人教授協會邀請訪問美國，訪美期間，也到各地臺灣同鄉會公開演講。由於四人行出國前夕，國內對有關同鄉會的地位有過爭論，四人行無畏這種爭論可能包含的危機，而親到各地臺灣同鄉會公開演講，這種行為本身，無疑地，帶給各地臺灣同鄉會相當大的激勵；而各地同鄉對於四人行所代表的意義，瞭解極深，也運用其在美國社會所已建立的關係與地位，直接間接促成四人行的順利出發。所以四人行不僅給美國的臺灣同鄉會帶來空前的激勵，更使國民黨的僑務工作受到空前的挑戰。

四人行拓寬黨外的視線，使黨外不僅變成一個國內政治因素，也變成一個國際政治因素；同時因打破國民黨長期外交專賣局面，也開拓黨外活動的領域，使黨外由具有實質作用的監督角色，第一次開始有機會與條件提昇為競爭者角色。這種開創性的結果，將黨外的士氣帶到空前的高潮，這時真是黨外的「春天」。

黨外青年黨化

黨外從國內再出發，到向國際舞台出發，其間大約只有二年多。在短短的二年多，黨外從幾乎沒有批評的聲音，到試圖再成為一個批評者，到提昇為具有實質作用的監督者，到開始有機會與條件提昇為競爭者。這種發展速度之快，不但出乎國民黨預料之外，甚至也在某些黨外推動者預料之外。

面對這種發展，有些黨外人士並不以為然，在四人行出國前夕，幾乎在沒有認清事實真相的前提下，就有人以所謂「放水」事件，點燃以後黨外長期內部爭論的火把。及至四人行回國以後，又以所謂體制內改革與改革體制，繼續內部的爭論；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黨外的「九二八」中山堂國是聲明。在當時國民黨準備有系統的圍剿，並幾乎發動事件的氣氛，使引發黨外內部爭論的人感到自危，不但因而態度內歛、退縮，甚至多少技巧地修正其本來發表的論點。及國民黨策略上決定對黨外採取青年黨化政策後，黨外一度面臨的秋冬肅殺之氣，乃漸漸過去，隨著氣氛的改變，黨外內部的爭論又告頻繁；當選舉氣氛日愈接近，黨外內部又出現所謂議會路線與群眾路線之爭，這些發展使黨外瀕臨前所未有的內部分歧。

國民黨要使黨外多元化

國民黨對黨外再出發的發展，當然難以忍受，但由於再出發後黨外人士的作法，以及當時的政治氣氛，都使國民黨很難再輕易使用壓制的手段，因此當國民黨揚棄對黨外中山堂國是聲明的圍剿政策以後，策略上，便以「軟」的工夫對待黨外。這種策略的最主要目標，就是要使黨外「多元化」，更坦白地說，就是使黨外青年黨化－使黨外如青年黨一般，南部有一派，中部有一派，立法院內有好幾派，使民眾無所適從。所以當黨外內部自覺或不自覺地引發爭論以後，國民黨便在其直接間接掌握的宣傳媒體，巧妙地加以運用，什麼主流派、新生代、受刑人家屬、乃至蘇秋鎮派，都是在這種背景下，經由國民黨掌握的宣傳媒體，加以渲染，推波助瀾，才能蔚為普及。悲哀的是，由國民黨所製造的黨外「流、派」，甚至也為黨外刊物不憚煩，且極為順口地使用。支持黨外的民眾，一直以為黨外代表正義與道德的化身與追求，現在當黨外僅僅享有二成左右的代表實力，便發生這種爭論與分歧內心極為困惑，陷於掙扎，有些人更萌生失望與痛苦。

高雄事件後，國民黨以「硬」的工夫對待黨外，不但付出相當大的代價，反使黨外以更快的速度成長；這次國民黨以「軟」的工夫對待黨外，幾乎不費一兵一卒，就在去年的增額立委選舉打敗黨外，不但藉此在國內外宣傳其勝利，更使黨外內部繼續滋長爭論，且嚴重影響黨外及支持者的士氣。

從四人行回來後，一年多來，黨外內部的一連串爭論，似乎是黨外幾個刊物上的幾個新生代造成的。就表面上看，這種觀點頗為邏輯；但當黨外從國內政治因素擴大為國際政治因素，這種觀點卻顯得偏頗而狹隘。事實上，當黨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長，又邁向國際政治舞台，所有關切黨外成長及運作方向的因素，包括國民黨及海內外一切關心臺灣未來發展的力量，都想運用黨外內部自覺與不自覺的爭論，來扭轉、改變或引導黨外力量和方向的發展。只有從這個更廣泛角度來觀察，才比較能正確了解黨外一年多來爭論的真正根源；也才比較能正確對待黨外幾個刊物上的幾個新生代的真實角色；更才比較能冷靜檢討黨外未來應循的方向與作法。

外傷與內傷

單從選舉「結果」論去年增額的立委選舉，黨外似乎受到挫折。當選席位減少，是表面上較小的損失；損失更大的，可能是再出發以來黨外所形成的氣勢。

去年選舉黨外的失利，可說是其來有自。除了選罷法的不利規定，金錢大量介入，賄選之風盛行，及國民黨享有組織優勢（這些因素在民國六九十年及七十年也都有）外，黨外失利的原因，可說是民國七十年選舉以來就已存在，而去年使其更加表面化而已。

民國七十年的縣市長、省市議員選舉，我曾到全省各地巡迴助講，在中壢時，我曾公開表示；黨外未來的選舉，將面臨兩項實質挑戰：第一國民黨已提昇其宣傳戰：第二黨外內部參與的協調性。以往的選舉，國民黨恃其組織之龐大，及權力之籠罩性，視選舉結果如囊中之物，可說黨的提名結果幾乎就是選舉的結果。但自民國六十六年五項公職選舉，黨外展示宣傳戰，並贏得空前的成績後，國民黨受到空前的衝激；民國六十九年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黨外的宣傳戰也保持相當程度的領先。但自民國七十年縣市長、省市議員選舉起，國民黨已從睡覺中醒來，對黨外最具優勢的宣傳戰，也逐步加強其宣傳戰，並縮短與黨外宣傳差距。去年的增額立委選舉，國民黨不但加強其組織戰，且更提昇宣傳戰的品質與範圍；反觀黨外的宣傳戰，從民國六十六年底，歷六十七年、六十九年、七十年到七十二年，所使用的方法，大多陳舊不變，且也沒有提昇；這種對照自然使黨外無法再像以往那樣，在選舉時保持宣傳戰的絕對領先，而削弱黨外的最大優勢。

同時，黨外再出發後，一年來，由於政治氣氛改變，黨外在一般民眾心目中的份量與聲譽日愈增進，到了民國七十年，便有更多的人投入黨外，並以黨外人士的身份，參與縣市長、省市議員選舉，因而出現黨外內部協調問題。這本是屬於國民黨的專利問題，現在隨著黨外氣勢的增長，竟也在黨外內部首度全面性出現。到了民國七十二年立委選舉，由於一年多來黨外內部爭論，以及爭論時有些黨外人士竟將「內部矛盾」當做「敵我矛盾」處理，不但形成參與爆炸性局面，更使此一內部協調達於空前嚴重程度。後援會雖想因應此一局面，但就過程及結果而論，後援會卻在不自覺情況下，成為國民黨政策的籌碼，而使黨外內部的協調問題，愈趨複雜化、白熱化與尖銳化。

黨外在選舉中失利，使黨外從六十九年再出發以來，蒸蒸日上的士氣第一次遭受到挫折。這種受挫是全面性的，而其後續影響且正在發展之中。半年來，黨外在高雄事件受到「外傷」；在此次選舉卻受到「內傷」；黨外的「內傷」並未因選舉結束而結束，有些且正在惡化之中。毫無疑問地，如果黨外不能有效處理此一傷痕，黨外的心靈創傷將會發展成憂鬱的「結」，而深深影響及明年的縣市長、省市議員選舉，乃至此後數年臺灣民主運動的開展。

六年間的不同反應

如果從連續的觀點來觀察去年的選舉，不論是國民黨、黨外以及關心臺灣未來發展的海內外人士及團體的反應，都顯示出我們的政治已經歷相當有意義的一個轉型過程。

國民黨去年選舉當選的比例，和七年前，即民國六十六年五項公職人員選舉的當選比例，大致來說，均為八成左右，成績可謂相差不多。但六年前後，國民黨對於大約相同成績的反應，卻大不相同。七年前，由於國民黨在五項公職人員選舉所獲得的成績，才八成左右，這種和以往國民黨每次選舉都穩得九成、九成五以上的成績，才視為「輝煌、偉大、壓倒性勝利」相比，國民黨當然感到懊惱、納悶，並普遍存有受挫感。當時我曾為文表示：國民黨這種受挫感，與其說是因失敗產生，毋寧說是因失落而產生；所失落的，與其說是實質上的，毋寧說是觀念上的；這種觀念便是不合乎選舉本質的支配者角色。其時我也曾公開表示；國民黨這種支配者角色，必定要經過學習、適應、習慣，然後才能漸漸滿足於競爭者角色。去年的選舉結果，國民黨的當選結果，國民黨的當選比例也大約為八成左右，但國民黨不僅視為勝利，就其事後各種反應顯示，更可說是自民國六十六年選舉以來，心裡上感到為快慰、高興的一次。國民黨對於大約相同的成績，經過六年之後，所以會有這麼不同的反應，最主要的癥結，就是國民黨在心態上已從以往的支配者角色，漸漸經過學習與適應的階段，而逐步習慣於八成左右的成績，便可視為勝利的競爭者觀念。嚴格而論，這是國民黨觀念上的重大跨步；站在民主政治發展的立場，對於國民黨這項觀念上的跨步，理應表示歡迎，並應加以鼓勵。如果去年的選舉結果，能增加國民黨對選舉的信心，使國民黨不僅能因而習慣於競爭者觀念，更進而能滿足於競爭者觀念，對於未來民主政治發展而言，將具有突破意義。

對於黨外而言，去年的選舉成績雖然比七年前稍為差一點，支持的票數比例，則差不多，但黨外對於選舉結果的反應，也大不相同。七年前，黨外對於二成左右的當選成績，幾乎視為是不可想像的豐收，前所未有的勝利；六年後，黨外對於大約三十％的相同支持選票，比二成低一點的當選比例，卻普遍有有挫折感；不僅黨外有此感受，黨外的支持者，及社會一般大眾，也大多有此感受。這種不同的感受，充分顯示經過六年多來的發展，黨外本身對黨外的期許已經提昇，而社會大眾，特別是社會思潮，對黨外的期待也已經提高。社會思潮對黨外的期待提高，更加證明我們的社會要求實行較健全民主政治條件愈趨成熟；而黨外如果能從受挫中，深切體認此一期許，並能因應此一期許，對未來民主政治發展而言，自亦具有突破意義。

黨外在轉捩點上

四年來，黨外以極快的速度，從國內再出發到向國際舞台出發，並將黨外由純批評者角色提昇為競爭者角色。這種成長速度與提昇角色之快，開創黨外前所未有的先例，這也是四年來的黨外，在黨外發展史上，最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

但在相同的四年，黨外內部也出現長期的爭論，其兇猛與尖銳的程度，也開創黨外前所未有的先例。事實顯示，如果把四年來的黨外，劃分為前後期，前期所開創的成果，正因後期的內部爭論，而逐步受到浸蝕與耗損。

經過四年來，作為一個制衡力量，黨外的發展似已走到瓶頸。黨外在臺灣面臨轉捩點的時刻，如何從國際局勢、美國、中共與國民黨的因素，來評估自己的力量，決定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承擔所應肩負的責任，實為影響黨外未來發展的最主要課題。嚴格而論，一年多來，黨外的內部爭論，有些則甚至連出發點都是非黨外的；但也有些立論，不管其態度是否謙虛，觀點是否正確，立論是否有整套體系，但由其對黨外全局及歷史的觀照，均顯示其關懷整個黨外未來的發展與角色。不過，必須指出的是，一年多來的內部爭論，不但未能更清楚釐出黨外的角色，並提出未來發展的整套體系，反而影響黨外的士氣，並混淆黨外支持者的了解與心靈。

四年前，黨外經「外傷」之後再出發；四年後，黨外經「內傷」之後如果想再再出發，至少應：

強化團隊精神與責任感

首先，黨外必須確立團隊觀念。黨外如果沒有團隊觀念，黨外將如國民黨所願的，走上青年黨化，黨外將失去對臺灣未來歷史的發言權。

其次，黨外應該建立責任感。黨外由於沒有組織，固然沒有紀律，但黨外卻能以行為本身，造成慣例與傳統，有如英國憲典一般，對真誠的黨外推動者　產生拘束力。黨外在內部爭中表現的最大特色，便是缺乏倫理責任感。我們看到有些「黨外人士」，不管其心靈是否真屬於黨外，也不管其黨外經歷如何，幾乎都可輕易地以全國黨外名義，作任何事情，而又不必負任何責任，或受到任何拘束。這種濫用黨外「公權力」而又不必負任何責任的作法，就一年多來的黨外內部來看，幾乎已到任性、甚至為所欲為的程度。在全世界任何民主國家的任何政黨、政團或任何運動，幾乎很難找到像一年多來的一些黨外人士，任意地以全國黨外名義，說任何話，做任何事，而又不必為其後果負任何責任，或受任何約束（而事後甚至連最起碼的檢討報告也都沒有）。今後黨外如果不能經由倫理觀點，以自發的精神，來確立責任觀念，必將使黨外團隊，陷於分開分立，甚至趨於瓦解。

確立理論行動體系

最後，黨外應建立理論與行動體系，再根據此一體系，確立黨外所應扮演的角色。一年多來，有關黨外內部的爭論，有些人喜歡打扮為路線之爭，這種打扮顯得很驕矜，更不免表現出色厲內荏。事實上，這一年多來，黨外的內部爭論，根本夠不上路線之爭，如果硬把這種內部爭論，美其名為路線之爭，不僅矮化路線之爭，更矮化黨外的水準。但是未來，如果黨外必須再再出發；再再出發的黨外，如果想對未來的歷史具有發言權與決定權，黨外實在到應該確立理論與行動體系的時候。歷史如果註定黨外必須經過不是路線之爭的爭論，才能跨過情結，確立理論與行動體系，現在經過「內傷」之後，黨外實在應依世界情勢、美國與中共情勢、臺灣內部情勢、國民黨與黨外情勢，來確立此一體系。依據理論與行動體系的指導，今後黨外的任何作為或不作為，也許會表現出：因為我有立場，我有原則，所以我想要什麼；或因為我有立場，我有原則，所以我不想做什麼。這種發展也許將使黨外瀕臨痛苦的轉捩點，但對黨外而言，這個轉捩點的時刻似乎快要到來。

一九八四年七月開創雜誌第一期